重磅 | 李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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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 No.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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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

亨廷1993 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以及稍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从以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界限”。

亨廷顿沿袭了汤因比等学者关于文明类型的划分，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每一种文明类型中的核心国家对文明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其中，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的核心国家；西方文明有两个核心国家，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则缺乏核心国家。基于这一框架，亨廷顿预言，西方和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构成世界秩序的主轴。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

对于亨廷顿的观点，国内学术界有过众多讨论，这些讨论大都集中在从规范的角度批评亨廷顿观点所展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及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而非合作作为冷战后西方外交政策思考的基础。

尽管这些批评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如果撇开规范意义的讨论，仅将亨廷顿的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应该说，他关于文明冲突的分析仍然具有范式意义。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明白，将世界政治模式简单地概括为文明的冲突有过分简单化之嫌，但他强调，文明冲突的概念相当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范式”，这种范式提供一种分析框架，或者说一种“地图”，帮助我们“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

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观点，应该说总体范式仍具有启迪意义，但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已经超越了他所展示的文明冲突格局。世界的文明秩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面对新的世界局势，重新回顾亨廷顿的分析框架，分析各主要文明展示的新态势，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深入思考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可能采取的战略。

一、伊斯兰教强劲复兴及其影响

自亨廷顿的观点发表以来，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关系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来思考，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存在不可化解的冲突：“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真正的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不过，近三十年过后，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似乎变得更为严峻。一些重要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加剧了这种挑战的潜能。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复兴。伊斯兰教从公元7 世纪兴起，先后经历了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及奥斯曼帝国时期。19 世纪中到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西欧的崛起，伊斯兰教世界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从1850年到1950年的100 年，世俗化甚至西化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面对西方强权的压力，伊斯兰教世界发展出了三种应对思潮：一是弱小的自由主义，主要传播西方的启蒙思想与世俗化思想，主张走西化的道路；二是民族主义，以土耳其的凯末尔和埃及的纳赛尔为代表，试图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以对抗西方强权；三是微弱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致力于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努力。从总体上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教在整个意识形态光谱中处于边缘化。除了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外，也不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复兴开始出现。一方面，大众不满西方强权的支配，对世俗民族国家统治者的独裁、无能和腐败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也批判西方文化带来的道德堕落，希望恢复伊斯兰教义。在此基础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一场范围广泛的宗教复兴思潮和运动。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所谓“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指的不是宽泛意义上的伊斯兰教，而是一种近代兴起的纯政治性思潮或运动。它包含一套系统的宗教、政治、社会与法律理念，例如反西方、反现代性、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制定伊斯兰法律、圣战等特征。

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7—1981）为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孕育期。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早期孕育可以追溯到20 世纪50 至60 年代，主要在逊尼派中，其重要的理论阐释者包括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马杜迪（Abu al-Ala al-Mawdudi）以及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67 年阿以战争失败是伊斯兰主义兴起的重要转折点。战争的失败被视为世俗民族主义势力在争取民族和宗教利益的斗争中失败，伊斯兰主义开始登场。第二阶段，即20 世纪80 年代，伊斯兰主义局限在中东地区，尤以什叶派为代表，如伊朗霍梅尼的什叶派革命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第三阶段，自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特别是在1991 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斯兰主义在国际范围急剧扩展。从阿尔及利亚内战、波黑与车臣内战、阿富汗的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政党和政治运动的兴起，到处可以看到伊斯兰主义势力的膨胀。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及影响便是明显的例子。

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世界范围内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根据相关统计和预测，1870 年时，穆斯林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1950 年达17%；2020 年达到26%；预计到2070 年，这一比重将上升至34%。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欧地区，穆斯林人口比例同样不容忽视。在1950 年，西欧的穆斯林人口仅占2%，到202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其中，法国在1950 年穆斯林人口仅占0. 55%，到2020 年将达到10%；英国1950 年为0. 2%，2020 年为4%；德国1950 年为0. 03%，2020 年达5. 22%。这也为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结构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与日益世俗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相比，伊斯兰教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又沿袭了政教合一的传统，这使得西方难以忽视其对自身文明的威胁。

不过，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挑战也存在自身其固有的弱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斯兰世界始终缺乏核心国家，短期内难以形成对西方的整体性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可以被视作克服这一弱点的重要努力。“伊斯兰国决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哈里发国，消除中东地区的所有国界，甚至把国界推得更远，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亚”。伊斯兰国的努力尽管一度曾有所进展，但很快便遭受毁灭性打击，其宏伟目标显得遥不可及。建立统一伊斯兰帝国面临的重大障碍在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在通常情况下，民族认同意识会比宗教认同具有更强的凝聚力，构建一个具有核心国家的伊斯兰教世界也许只能是伊斯兰主义者梦想而已。

当然，正如亨廷顿所言，缺少核心国家并不意味着不会对西方和其他文明形成挑战。“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兴起与帝国观念的复兴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俄罗斯描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他论及俄罗斯文明与西欧文明的巨大差异，也注意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活：“随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 ……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

如果说亨廷顿的说法在当时有一定道理的话，在今天显然已经与现实不尽吻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大西洋主义逐渐边缘化，“新欧亚主义”的兴起为俄罗斯提供了认同的基础，使其逐渐摆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的状态，转变为一个生机勃勃、有远大抱负的国家。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有着深厚的宗教与文化渊源，即救世主义或曰弥赛亚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最早源于基督教。自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俄罗斯接受东正教为国教以来，东正教中的救世主义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中的主要因素。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关于“第三罗马”的自我期许更强化了这种救世主义传统。这种救世主义强调俄罗斯文化中的普世主义特征，“宣扬人类利益至上、俄罗斯是神赋的、具有世界性任务的、超民族主义的思想”。

欧亚主义也是对长期困扰俄罗斯自我认同的理论回应。俄罗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这个问题是俄罗斯社会思想一个经久不衰的永恒话题。从19世纪上半叶起，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俄罗斯文化的属性问题：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个类型还是具有斯拉夫民族特性。争论的实质是俄罗斯发展模式的问题。西化派主张俄罗斯走西欧的道路。自17世纪末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推行西化改革以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向往的理想。“亲欧洲思潮不仅在统治阶层具有绝对权威，也席卷了‘黄金时代’的整个知识阶层：国家政权体制、教育制度和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都竭力模仿西欧尤其的法国。”而自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斯拉夫主义则强调俄罗斯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本原，这决定了两个文明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斯拉夫主义否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认为俄罗斯文明具有比西方文明更为优越的特征。

斯拉夫主义的反西方主义和俄罗斯文化中的弥赛亚情怀在欧亚主义中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欧亚主义最初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欧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现实思考俄罗斯的命运。一方面，他们受到斯宾格勒西方悲观论的影响，对西欧模式深感失望；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斯拉夫民族各自为战的局面，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前景不抱希望。他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以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等为代表的人类地理学中受到启发，把俄罗斯描述为独立于欧洲与亚洲之外的第三块大陆——欧亚洲，强调在欧亚洲这一广阔的地理空间内，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理定位、历史定位和思想文化定位，不必借助西方文化来为它寻找根据。基于这种解释，欧亚主义试图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欧亚主义是有别于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欧亚主义在苏联期间被斥责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受到禁止。不过，也有零星的欧亚主义声音，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称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试图复兴欧亚主义的努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处于意识形态的迷茫期，涌现出三大意识形态派别，即自由派（或西化派）、保守派（或新斯拉夫优越派）和中间道路（或现实主义）。在短暂的迷茫后，新欧亚主义迅速崛起，为俄罗斯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新欧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地缘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帕纳林、汉学家米哈伊尔·季塔连科院士等。其中，杜金自称是“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又是新欧亚主义政治运动领导人，故而影响最大。

按照杜金的解释，欧亚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其基础是文明的多极化。人类社会存在若干不同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结构、组成要素，都具有内在统一性。俄罗斯文明是独特的文明。它兼具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某些特征，代表了二者的有机综合，而不是简单叠加。杜金反对俄罗斯走西化道路，拒绝将西方文化模式直接移植到俄罗斯文化土壤中来。他强调在欧亚空间内要形成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存的发展模式。

新欧亚主义不仅是一套理论，而且包含有些学者所提出的构建俄罗斯帝国的战略构想。这在杜金的学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欧亚主义，杜金强调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使命：“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独特文明的载体。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弥赛亚使命、具有普世主义泛人类重要性的民族。”只有俄罗斯民族能够充当一个巨大帝国的核心民族。俄罗斯人民从未将自己的目标界定为构建一个单一民族或种族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代表了这种扭曲的观点。在杜金看来，拒绝帝国构建意味着结束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历史现实，作为一种文明现象。这样一种拒绝无异于民族自杀。被剥夺了帝国的俄罗斯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

杜金借用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以及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关于陆地与海洋的二分法，将国际政治的核心描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俄罗斯为中心地带的欧亚主义的冲突。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帝国的主要敌人是大西洋主义。英国曾经是大西洋主义的核心，现在美国则成为大西洋主义的核心力量。大西洋主义的野心是将美国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强加给整个世界。对于俄罗斯而言，大西洋主义的目标是将俄罗斯遏制为一个地区性权力。

为了对抗并最终击败大西洋主义，杜金提出要构建广泛的反大西洋主义联盟。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三个联盟，即在欧洲构建俄国—德国轴心以及柏林—巴黎的次轴心，割裂欧洲大陆与美国的联系，确保其不受大西洋主义的控制和威胁。在亚洲构建俄国—日本轴心，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一方面，中国由于在经济上深深卷入大西洋主义经济圈，可能成为大西洋主义的随从。另一方面，“中国是俄罗斯南部最危险的邻国”，要防止中国在未来向中亚和东西伯利亚扩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杜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肢解中国，将西藏、新疆、内蒙古、满洲里分裂出去，作为俄罗斯的安全屏障。同时，构建俄国—伊朗轴心，鼓励伊朗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俄罗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具有合作的深厚基础，伊斯兰世界是欧亚帝国对抗大西洋主义的天然盟友。

杜金将普京视作实现俄罗斯欧亚主义伟大目标的天然领袖。他赞扬普京是“大欧亚帝国构建者”。“普京来自叶利钦的大西洋主义政权，但他用了不到6年时间完全扭转了叶利钦的政策。他执政初期的主要观念是将俄国融入西方世界，以便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今天，除了一些极端边缘化的渣滓外，我们政治建制派的信条是：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将重新确立它在全球范围的重要地位，推行一种不受全球主义者和单极世界压力的独立政策。这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帝国构建方案。今天的欧亚主义反对两种方案：自由主义民主的西化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后者将俄国视作单一民族的国家。普京总统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欧亚主义典范指引下的政策。”

尽管欧亚主义复兴时间不长，它已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的认同模式。正如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最近20 多年来，欧亚主义的想象和关注已经超越了学术领域，不仅扩散到官方的国家政策层面，而且也成为大众文化、文学作品、电影、艺术、以及音乐的主题。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俄罗斯的网络评论领域不仅提供了传播欧亚主义的沃土，而且成为该主义诸多含义持续争论的场所。……尽管对其意涵有不少争议，但欧亚主义在今天引起的共鸣以及大众参与的程度是它在很长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亚主义吸引了后苏联社会各种政治势力，正在取代民族主义，成为后共产主义时代国家主义者的主要意识形态。而且，欧亚主义愈来愈受到俄罗斯政府的拥抱，开始对俄罗斯各种内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文化政策等方面。普京在2011年提出欧亚联盟的构想，希望构建类似欧盟的欧亚联盟。普京欧亚联盟的三个主要原则：第一，构建多极化的世界而非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第二，整合后苏联地区；第三，将俄罗斯从1990年代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转变为完全独特的俄罗斯模式。按照杜金的说法，普京的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只能放在欧亚主义的框架中去理解。

诚然，欧亚主义尚不能代表当代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而且欧亚主义的目标也不可能全部转化为现实政治纲领，现实政治往往总是多种考量的结合。但是，毋庸置疑，欧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著名的欧亚主义理论家在俄罗斯精英和大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如果我们分析俄罗斯意识形态光谱的话，西化意识形态显然已经失去曾经的光环，在俄罗斯日益边缘化。欧亚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斯拉夫主义共享对西方的敌意，欧亚主义虽然在细节上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有所区别，但它的宏大目标却能够引发这些意识形态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争论几个世纪的东方还是西方的自我认同在欧亚主义中找到答案。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无所适从的民族，欧亚主义为俄罗斯提供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目标。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所追求的帝国目标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就长远目标而言，欧亚主义追求对抗大西洋主义，构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洲”乃至世界秩序。就近期目标而言，俄罗斯在欧亚主义驱动下的对外行为将直接威胁中东欧和西欧的安全，威胁西方的核心利益。

三、西方面临的挑战

从亨廷顿写作至今，西方世界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激化，对外政策逐渐内敛化。当然，这种趋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曾几何时，在冷战刚结束后，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新保守主义一度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意识形态，构建新的美利坚帝国，用美国意识形态改造世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以为，美国完全可以超过罗马，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帝国，他们将这种“新帝国”概括为“新罗马”与“新耶路撒冷”的结合。“新罗马”指的是帝国的实力，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新耶路撒冷”指的是美国的道德目标，它所担负的“辅导”（tutoring）整个人类的巨大责任。

不过，即使在冷战刚结束、美国影响力处于巅峰之时，亨廷顿也对西方文明在世界的地位有清醒的估计。一方面，亨廷顿不否认，西方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也悲观地注意到，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正在经历缓慢的衰落：西方文明控制的领土、西方的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在世界中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亨廷顿预言，“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 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但在此之后，到21 世纪20 年代，西方可能仅仅在科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在人口、经济和军事人员方面都会显著下降，经济产值只占世界的30%左右。

更令亨廷顿担忧的是，“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其中，他特别提到移民问题。一方面，“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另一方面，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否定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亨廷顿警告，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的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

近三十年过后重读亨廷顿的分析，不得不感叹他深刻的洞察力。诚然，西方经济的相对衰落尚未达到亨廷顿所担忧的程度。被亨廷顿视为两个核心的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领域仍然居于世界的主导地位。从绝对体量上看，美国和欧洲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最强的经济体。在经济方面，美国和欧盟国家2019 的GDP 仍占全球GDP 总量的45%左右；在军事方面，2019 年美国军费支出占全球总额的38%，且长期占据绝对优势；在科技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仍然是无可匹敌的科技大国。从这些指标来看，关于西方衰落的断言只是就趋势而言，并非今日的现实。

比物质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分裂，政治的极端化，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所有这些现象都与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认同政治逐渐超越利益政治成为决定个人政治行为和国家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个人及群体的身份认同愈来愈影响个人在政治上的选择，影响各类政治选举结果，影响国家的政治运行。正如卡斯特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化，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这世纪（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已经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现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以人民对生活与环境的控制权对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提出挑战”。

认同政治的兴起有着广泛的社会经济根源。首先，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正在挤占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随着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蓝领工人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均趋于边缘化，对国家和社会的怨恨情绪也逐渐加深，这构成了认同政治的重要基础。其次，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发达国家贫富分化的进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尽管在整体上受益，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相对停滞。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盖尔斯敦注意到，“全球化经济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以及发达国家的精英受益，而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则并未获益”。

对认同政治更直接的刺激是移民问题。最近几十年来，大量移民涌入西方发达国家，刺激了本土民众的文化反弹。在美国创建之初，绝大多数居民是来自英国的新教徒。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开始逐步接纳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移民成分开始改变，来自亚洲、拉丁美洲的移民迅速增加。此外，还有大量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加之白人的生育率远远低于黑人和拉丁裔移民，白人人口的比例快速减少。“1970年时，非拉美裔白人曾占美国人口的83%，居压倒多数，而人口学家们预言他们到2040年时将降到成为少数。”在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起，移民问题开始变成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

欧洲接受移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的现象。几百年来，欧洲人一直是向外殖民，只是在二战之后，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以及殖民主义的后遗症，才有欧洲之外的居民向欧洲移民的情形。在战后之后几十年间，移民迅速增加。到了2018年，欧盟国家大约有三千七百万出生在欧盟之外的人口，占欧盟人口的7%。

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方面抢夺了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土居民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移民所带来的异族文化的冲击被愈来愈视为一种文化威胁。这在欧洲对伊斯兰教移民的态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应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初期，伊斯兰教移民和欧洲的文化与政治并无冲突。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伊斯兰教强劲复兴和激进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欧洲的伊斯兰教移民也愈来愈展示出强烈的宗教认同，并基于宗教认同显示自己的文化与政治主张。

面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导致的社会经济矛盾，美国和欧洲政治都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政治特征，尽管二者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

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从追求自身政党利益、巩固基本选票的角度出发，拥抱认同政治，从而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加剧和极化政治。认同政治最先出现在自由派阵营。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自由派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是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而是与个人相关的认同问题。自由派的左派鼓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有意识地解构传统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他们强调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非主流群体的权益，并主张通过制度改革的方式矫正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自由派自居的民主党认为，未来美国的人口构成将以非白人为主，因此他们充分挖掘黑人、拉丁裔、女性、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的认同意识，将认同政治转化为竞选获胜的重要优势。

与自由派向认同政治转变相对应，保守派也开始强调认同政治的重要性。美国保守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诉求是在经济与社会政策领域，在经济领域挑战自罗斯福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试图恢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主张守卫基督教的传统伦理价值，反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俗化的道德放任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愈来愈和民族主义的复兴相结合，兴起了所谓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并导致“排外的社会政治运动”。参与该运动的“大多数是男性白人，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对人口变化提出抗议并企图予以扭转。不论他们的感觉正确与否，他们反正是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降低了，自己的职业被移民和外国人抢走了，自己的文化被扭曲，语言被替代，自己国家的特性被损害甚至消失殆尽了，觉得这一切必须加以扭转”。

这种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在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中表露无遗。茶党的经济与社会理念大致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不过，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茶党在社会与外交政策方面，反对全球化，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移民。此外，将众多茶党成员凝聚在一起的还有他们对奥巴马总统的敌意。相当比例的茶党参与者坚信，奥巴马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的使命是颠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茶党最响亮的口号是：“我要夺回我的国家! （I want my country back）”

这种白人民族主义的理念也导向对外政策的内敛化。这一点，亨廷顿在《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表达得极为清楚。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几种可能的战略选择：一是“世界的美国”，“美国人可以拥抱世界，也就是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自己的国家”；二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三是“美国的美国”，“美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亨廷顿自己的选择十分清晰，那就是民族主义的美国，美国回归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特朗普所表达的内政外交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与茶党的诉求相呼应，与亨廷顿的理念相契合。在内政方面，特朗普的政策反映了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理念。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优先”，即从“世界的美国”或“美国的世界”，回归到“美国的美国”。

与美国相似，在欧洲，认同政治的主要表现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面对全球化和移民的冲击，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各国迅速崛起。右翼民粹主义主张所谓的“再民族化”（renationalization），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构成的纯洁性。这一思想反映在政治诉求上主要有二：

其一，拒绝多元文化主义，反对接纳移民和难民。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还是德国、意大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将反对移民、反对接纳难民作为其主要的政纲。正如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在欧洲，极端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通过明确界定一个具有强烈‘我们’意识的共同体，如神圣的祖国或者人民，而尽可能妖魔化他人。他们总是假设存在不同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差异，明确强调民族起源和政治文化历史，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要求实施关于国籍和公民身份的排他性措施；鼓吹排外主义，主张坚决捍卫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排除共同体中的非本民族成员。”

其二，与反对移民并行的是对欧洲一体化的质疑。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尚未完全熄灭之际，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痛感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导致每个国家都有主导其他国家的欲望，进而引发国家间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把废除民族国家、实现欧洲一体化视作实现欧洲永久自由与和平的唯一途径。基于这种理念，从欧洲煤钢联盟、罗马条约到今天的欧洲联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沿着超越民族国家、构建超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机构的方向逐步前行。

也许令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始料不及的是，欧洲精英一直期望出现的新的欧洲认同意识始终未能成型。相反，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生命力极为顽强。本来，欧洲便不存在共同的族群与文化认同基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与历史。经济一体化曾被期望构成欧洲超国家一体化的基础，但与经济与制度一体化的进步相比，构建一种新的欧洲认同的努力成效颇为有限。在几乎所有欧盟国家，对欧盟的不信任甚至抵触构成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涵。

英国脱欧便是一些欧盟国家日益增长的对欧盟不信任的极端例子。无论是否还会有其他国家效仿英国脱离欧盟，但有一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欧盟走向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Europe）的希望愈来愈渺茫。欧盟即使不会解体，也不大可能在近期形成一个具有政治行动力的共同体。

综上所述，由于认同政治的深刻影响，美国和欧洲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如何处理国内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政策呈现出内敛化的态势。此外，欧盟在可见的将来也难以形成具有外交和军事行动能力的实体。而且，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冷战期间形成的以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核心的“西方”本身的凝聚力也在下降，美国和欧洲也很难维持冷战时期那种坚强的同盟。

当然，这种内敛化只是就文明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言，现实的政治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复杂的状态。而且也不能排除，如果西方文明受到其他文明的巨大挑战，出现强烈的危机感，西方也可能在巨大外部威胁面前重新迸发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搁置内部的矛盾和分裂，集中力量应对外部挑战。外部挑战反而成为文明复兴的动力。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非罕见。

四、中国的选择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未来对西方的主要挑战。“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的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近三十年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预测。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亨廷顿时期更加激化。至少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在贸易、科技、意识形态诸领域向中国发起挑战，所谓“新冷战”的说法甚嚣尘上。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中美矛盾的根源，分析美国针对中国的舆论，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并不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或意识形态的冲突。

关于中华文明的特征，我们或许可以引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毕竟韦伯也是亨廷顿在讨论文明冲突时多次引用的重要思想家。按照韦伯的描述，中华文明以儒教文化为正统，在儒教熏陶下的士人阶层“构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决定性标志”。儒教文化具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由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虽然屡遭战事，却一直是一个安宁的世界帝国”。职是之故，在中华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教缺乏尚武精神，“儒教理性……具有本质上和平主义的特征”。“和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以国内政治安定为己任，天生厌恶军事势力，或者不理解这类势力。”第二，儒教在本质上是“此岸性的”。与世界上的一神教宗教比较，儒教“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正统教义并非一种教条式宗教，而是一种哲学和处世学问。”唯其如此，韦伯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一般也没有由于纯粹宗教观点招致的迫害，除非巫术的原因（类似希腊的宗教裁判）或政治的观点要求这种迫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缺乏基于文化或文明因素与其他文明冲突的因子，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与西方不存在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的基础。

当然，不容否认，中国目前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存在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剧烈对抗。不过，如果我们按照亨廷顿的定义来分析的话，中美冲突的本质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从利益角度言，中美经济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舆论界多次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将中国视为强势的竞争对手，视为企图挑战守成霸主并取而代之的新型霸主。除利益冲突外，中美之间还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西方近来常常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的竞争者。

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冲突不同于所谓文明的冲突。而按亨廷顿的观点，文明冲突的严重性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的：“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一个自己的寺庙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

也就是说，按亨廷顿的观点，文明的冲突是根本的、没有妥协余地，而利益的冲突是可以调和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也要让美国认识到这一点，合理管控分歧、求同存异，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

五、结语

从一定程度上说，当前世界格局正在走向没有中心的多极世界，各极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不尽相同。首先，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方文明延续了自20 世纪初以来的衰落趋势，这一趋势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是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个有扎实根基的大文明，西方文明也可能经历复兴，以扭转其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再次确立起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政治上出现的诸多相当怪异的行为模式，可能就是一个大文明在应对巨大外来冲击和挑战时的非常规反应。西方文明是否能够克服其严重的社会矛盾，克服在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占比逐步减少的状况，重新焕发活力，保持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主导地位，仍然是未知数。其次，伊斯兰文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但短期内仍缺乏核心国家和凝聚意识。这一特征既是目前伊斯兰文明虚弱的根源，亦是可能产生冲突的根源。它可能通过边缘化的方式与世界所有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发生冲突。再次，俄罗斯文明有崛起和发展的势头。正如俄罗斯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所言：“一个民族文化、国家、宗法社会的构成在很多方面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西方世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再具有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俄罗斯民族是年轻的、有活力的民族，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最后，不能忽视日本和印度文明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诚然，文明冲突的框架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所有现象。不同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都会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但是，从长时段来看，文明之间冲突或融合对于国际秩序会有持续的影响。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作出审慎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应该基于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即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与我们的民族特性相一致。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它一方面缺乏强烈的超越价值，没有一神教，因而不会和其他文明发生极端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具备内在超越性，足以形成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内在向心力，并与其他文明之间形成平和、有效的沟通。

中华民族具有和平主义传统，具有勤劳、节俭、富有创新性的美德，对中华民族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和平的环境。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很长时期，我们处于弱国的地位，充其量只能乞求和平。今天，中国面临自近代以来难得的重要机遇，也具备了为国际和平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实力，因此有必要扩大视野，从世界的维度、历史的角度思考自身面临的多重挑战和机遇，看到世界舞台上众多伟大文明的抱负及行为导向，制定适时的应对战略。（作者：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注释略；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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