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自吹：当年5个人反对通过中日友好条约，我爸是其中之一

（文/观察者网 冯智源）

近期，日本多位政客就台湾问题密集发表极端言论。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智库演讲时公然将台湾称为“国家”，遭到中方强烈批评。

“反共亲台”曾是日本政坛上一股很强大的势力，这些人敌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愿抛弃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上世纪70年代，就在中日两国邦交走向正常化时，中山泰秀的父亲中山正晖就加入了主张“亲台”的政治团体——“青岚会”。而中山泰秀也在多个场合“自夸”：当年有5个议员反对通过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我爸就是其中之一。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就显示出与美国更加紧密的姿态，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的力度明显加大。多名现任官员公开发表极端涉台言论，甚至连首相菅义伟此前都曾将台湾说成所谓“国家”。如今的日本政坛上，部分“偏激派”、“少壮派”似乎已经不再将台湾问题视为禁区，反复试探中方底线。

在中日关系核心问题上搞事情，这些日本政客想清楚利害了吗？

把台湾称为“国家”的日本防卫副大臣

6月28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演讲时，就日本与台湾关系表示称，“台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而是日本的兄弟、家人。”

演讲中的中山泰秀 图自哈德逊研究所媒体账号

在演讲中，他宣称“日本和台湾地理上相邻，与其将台湾比作朋友，不如说作为更亲密的‘家人’更准确。台湾一旦发生什么事，将直接影响日本的冲绳。而冲绳设有美军基地还有军人家属，现在非常有必要把焦点放在目前受到大陆军队威胁的台湾问题上。”

此外，他还渲染“中国威胁论”称，在太空、导弹、网络空间以及核力量等方面，中国的“威胁”正在上升，强调“（日本的应对意识）必须觉醒”。

中山泰秀在日本被视为“亲台派”的政治人物。

日本政界里，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和“殖民台湾”的历史旧梦，所谓“亲台”“友台”思想其实一直都存在。中山泰秀的父亲——前日本众议员中山正晖就曾是日本的“铁杆亲台派”。1978年日本国会表决《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曾有五名议员投下反对票，他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中山泰秀出身于政治家族。除他父亲外，他的祖父母也是国会议员，其祖母中山マサ更是日本首位女性大臣。此外，中山泰秀的伯父中山太郎也是前日本外务大臣。

他还经常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发文显示自己的出身。此外，他也在媒体采访中屡次标榜自己的世家身份。

在受到反对者批评时，中山泰秀曾借家族成员来标榜自己，称“我父亲就是反对‘日中条约‘的五人之一” 图自推特

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中山正晖当年也是在其母亲（也就是中山泰秀的祖母）手中接过权力的“交接棒”。中山正晖早年担任父母的秘书，1960年，他借着母亲担任第一届池田内阁的厚生大臣之机进入政界。

中山正晖和他身后的“亲台”政治团体——“青岚会”

中山正晖在日本政坛初露头角时，正是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时代。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破冰之旅”，这给深深感受到美国“越顶外交”的日本政坛带来极大的震动。在众多日本对华友好的政治、经济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代表日方与中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

在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声明签署后，日本随即同台湾当局断绝了“外交关系”。

1972年，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右）和外相大平正芳在长城游览

当时，在中日关系必然走近的历史大势之下，却有部分日本议员依然死硬地抱着“亲台”论调不放。中山正晖正是当年鼓吹“反对同台湾当局断交”的人物之一。

1973年，中山正晖与中川一郎、渡边美智雄、石原慎太郎等人一道，成立“亲台”政治团体“青岚会”。

日本国会网站显示，1978年4月的第84届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当讨论至“中日两国就和平友好条约进行协商”一事时，中山正晖发言称“我期待该条约与台湾地位无关，并希望‘日台关系’在未来将变得更加稳定和长久。”

然而，中山正晖等“亲台”政客的意图终究没能达成。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两国关系取得了又一座里程碑。

当年10月，中日友好条约送交日本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票数批准通过。然而，中山正晖却依然跳了出来反对中日友好。当时，有五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分别是众议院的林大干、浜田幸一、中山正晖以及参议院的源田实、玉置和郎。因此，他们也在日本“亲台”圈子和台湾岛内被称为所谓“三勇者两贤人”。

中山泰秀的父亲中山正晖 图自livedoorblog

其实，被视为“右翼政治团体”的“青岚会”最初也并非完全为了“反共亲台”而成立的。它的出现，是和70年代初日本政坛的派系之争紧密相关。

1972年，随着佐藤荣作下台，自民党内部派系分化，形成了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为各自领导者的五大派系。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这两位分别是本方派系的领袖人物随即就新首相的“宝座”展开争夺，这也就是所谓的“角福战争”。

由于“角福战争”正值尼克松访华之时，因此当时日本国内也普遍期待与中国“破冰”。随之而来的是，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界，支持中日友好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之对立的“亲台”势力愈发感到“压力山大”。

于是一部分年轻的日本政客出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友台”政治思想，开始谋求结成团体。

当时，田中角荣积极主张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正轨，并且与主张“亲华”的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三派合作，谋求“四派打一派”。最终，田中角荣胜出并登上了首相“宝座”。

失败的现实刺激到了本就“亲台”且反对田中角荣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3年，被称为福田赳夫“别动队”的“青岚会”宣告成立，支持“亲台”思想并强烈反对田中角荣提出的新政策，包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晖等31个成员来自各派系，因此“青岚会”成了“超党派”的政治团体。

“青岚会”毫不掩饰其被视为“极右”的政治理念：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主张修改日本宪法、扩大军备......加入的成员也需“歃血盟誓”。

“青岚会”的大部分成员也不在乎被批评为“右翼”。其成员中尾荣一就曾在“话事人”中川一郎所写《青岚会——歃血为盟与忧国的论理》一书中撰文称，“对于‘右翼’、‘鹰派’等批评，我欣然接受。”

讽刺的是，在号称“反对派系之争”的“青岚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自民党可谓是内部纷争与对立最激烈的时代。

1974年2月，自民党总务会围绕“中日航空运输协定”议题展开讨论时，“青岚会”纠集两名正式参会者及十名会议观察员大闹会场，政客浜田幸一甚至爬上会议桌上蹿下跳、踢翻烟灰缸和水杯。最终，由于“青岚会”的闹剧，讨论会全体不得不做提出妥协，将“维持日台间民用航线”写入草案。

“青岚”一词原本意境唯美，在日语中有“初夏时节吹拂绿叶的风”之意。“青岚会”自诩其目标为“为混乱和停滞不前的日本政治世界带来一股清风”，然而从现实来看，它给日本政坛带来的风却“把烟灰缸吹翻了”。

论文《青岚会的兴亡史——从政策集团到派阀》中描写的“青岚会”的闹剧 （作者Karol Zakowski，出自波兰的日本学研究期刊《Silva Iaponicarum 日林》，2010年1月）

不过，随着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的签署，“青岚会”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亲台”组织的骨干成员们并未一哄而散，1979年5月，17名政客组成“自由革新同友会”，继续为福田赳夫充当“别动队”。

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不少原“青岚会”成员进入了日本政府的要职，他们的政治姿态也逐渐变得稳健。

“青岚会”前话事人的中川一郎因后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大败，最终于1983年1月自杀。2014年，另一位话事人渡边美智雄之女渡边喜美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也提到，“父亲非常后悔当年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所作所为”。

有趣的是，上文提到的“在桌上上蹿下跳阻挠中日关系发展”的浜田幸一后来却回到了亲华的田中、大平一派，继续使用暴力手段“保护”着为中好友好立下功劳的大平正芳。

而对于当年“青岚会”的成员石原慎太郎，想必许多中国人已有所耳闻。2012年，正是他提议日本政府将我国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最终导致中日关系骤然降温。

“亲台”论调仍然“死而不僵”

尽管“青岚会”早已在历史的车轮下远去，但在如今的日本政坛，像中山泰秀这样在台湾问题上“搞事”的人物绝非个例。

自从拜登击败特朗普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就显示出与美国更加紧密的姿态，并且在台湾问题上屡次“搞小动作”。

今年5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也曾代表日本政府，在记者会上就台湾连续5年未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一事声称：“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主张，在处理国际卫生问题时不应该存在地理上的空白”。加藤还称，“日本一贯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我们将继续与有关国家合作，敦促世卫组织，并明确我们的立场”。

6月9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在野党党首举行讨论会时，就曾将台湾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并列，说成是“国家”。立宪民主党的党首枝野幸男也在会上发言时将台湾称作是防止疫情扩散“成功的国家”。

在6月11日起举办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日本也极力促使峰会的联合公报提及所谓“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而从中山泰秀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当年“青岚会”所反映出的政治世家林立、“亲台”思想根深蒂固等特征，至今似乎依然萦绕在日本政坛。

中山泰秀（右）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图自中山泰秀个人网站首页顶部

其实，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国内阻碍中日两国友好事业的势力远大于今天。在中日民间交流活动中，甚至出现过日本暴徒当街侮辱中国国旗的严重事件。1958年5月2日，在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举办活动的会场，两名日本暴徒闯入并将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下侮辱，随后被逮捕。但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却因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将暴徒释放

195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图自上海纪实《档案》

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两国人士也义无反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1972年中日就恢复邦交的谈判过程中，围绕台湾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等问题，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眼看访华之旅就要无功而返，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心急如焚。在去长城参观的路上，他想争取再与中国外长姬鹏飞深谈一次。

在姬鹏飞的车中，大平正芳推心置腹地说，“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来干的。”担任翻译的周斌后来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称，“大平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看上去眼睛里有泪花。”

大平正芳情之所至的表态，对谈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汽车会谈”也由此成为了一段佳话。后来人们才知道，在登上来华飞机前，大平甚至给妻子留下了遗嘱。

1972年，随着中日“破冰”，中国决定赠与日本两只大熊猫，作为日中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象征。一时间日本掀起“熊猫热”，东京上野动物园也排起了三千人的长队。

明年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就在上个月，东京动物园里的旅日大熊猫，又诞下了两只熊猫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