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如何办成穷人的银行，是一个大的挑战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在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反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中国金融业在普惠金融或者说微型金融上贡献了优秀经验。

他认为，过去10年，中国的普惠金融进展非常之快。一方面，各类草根金融遍地开花。这些草根金融的核心特征，就是和熟人做生意。这就穿破了大银行只能依靠质押物放款的传统篱笆。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子金融发展非常之快，一些平台可以深入到交易场景做非常小的贷款。这方面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建设打下的良好基础。

曹远征指出，从1978年经济市场化改革算起，经过40余年发展，中国金融业终于与全球同步发展，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历史。这在全球独一无二。

一系列改革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

曹远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经济学博士，1986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曾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正局级），还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曹远征评价，严格意义上，这时不需要金融。因为经济活动高度行政化，产供销、人财物均按国家计划分配，由财政主导。期间虽有银行，但隶属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理财政部国库，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基建拨款和核算。

1978年，中国开启经济市场化改革。这就要求有相应的金融予以配合，因为既有的高度一体化财政金融体制已不再适应。紧接着，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这始于“两个分离”。曹远征指出，第一，中国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金融部门需独立于财政，在此情形下，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不再隶属于财政部；第二，金融机构要独立于政府行政，走向市场，因此，各家银行陆续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

1984年的1月1日，以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为标志，双层银行制度正式在中国确立。“双层”，对应的就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为主的商业银行体系。

曹远征说，1984年以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先后或恢复重建，或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

“有了这一双层银行制度，金融业就有了骨架。”曹远征提醒，有了骨架，金融业便随着经济发展开始发育和分化。

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渐出现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金融市场。曹远征指出，由此初步形成金融体系，但行业发展也同时提出了新命题：金融监管要求愈加突显。

亮点在于，随后的监管不再是政府直接实施行政管理，而是将金融监管职能逐步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赋予第三方即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来实施。曹远征指出，这一系列行政和监管的独立，都可看作金融独立于财政系统的过程。

与此对应的另一条线路是，独立出的金融机构开始商业化。曹远征指出，真正的商业化，是2004年1月1日开始的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公司化改造，从产权结构入手，彻底解决政府预算软约束问题。

在曹远征看来，金融机构公司化进程起于2004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改制，直到2010年光大银行上市，以此为标志，这一轮商业化改造大功告成，可以说，这也标志着中国真正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

回顾1978年以来一系列改革，曹远征说，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整个过程用时近30年。

40多年间 跨越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历史

曹远征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他看来，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企业改革。要将企业从过去的政府附属工厂，变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当然就要形成一整套的价格体系。而这个价格体系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价格。但事实上，企业改革，和金融价格改革如何配套，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说，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推进。改革的第一步，是以企业为中心。为了将国营工厂变为企业，围绕企业改革作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制度。当年，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将金融从财政体系中独立出来，反映在企业改革上，就是将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当然，此时的贷款定价很低。

随着国有企业逐渐成熟，到本世纪初，多数企业开始盈利，亏损企业已大幅退出市场，这时才启动银行业自身的市场化，推进利率层面的改革。也就是说，企业具备了金融成本的承受能力之后，才开启涉及金融价格的改革。2004年开始的银行股份制改造，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

曹远征对这种渐进式改革予以肯定。“你会发现改革是比较成功的。最成功的标志就是，中国银行业经受住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考验。”他感慨，幸亏当年决策比较早。

以银行股份制改造完成为标志，金融业在微观基础和在宏观基础上均得到规范，由此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框架。“这就是为什么2012年以后，大家发现，利率市场化在加快，汇率市场化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在加快。”在曹远征看来，只有在现代金融体系基础上，才有可能把这些项目提上日程。

曹远征评价，经过40余年发展，中国金融业终于和世界同步发展，开始面对全球同样面临的问题，诸如现在讲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讲全球治理等，这些都需金融业发展到相当程度，才会面对和讨论。

在他看来，中国现代金融业，恰恰是在40多年间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历史，这在全球独一无二。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也是世界范围的一个奇迹。

回顾中国金融业与中国经济发展，曹远征认为有以下经验可以总结：

第一，中国金融业发展始终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相互支持、紧密联系。

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了金融业发展，金融业发展也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放眼未来，这一点更加凸显。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我们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那么绿色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节能减排的转换，还是能源结构的转变，都需要金融参与。如何支持低碳经济，将是现代金融的一大挑战，“十四五”时期尤为艰巨。

第二，反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中国金融业在普惠金融或者说微型金融上贡献了优秀经验。

2019年，曹远征和陈军合著的书籍《微型金融：从“排斥”到“包容”》，专门总结了中国反贫困金融的发展。他直言，以资产质押为主的银行授信，容易导致银行“嫌贫爱富”。因此，如何办成穷人的银行，是一个大的挑战。

事实上，过去10年，中国的普惠金融进展非常之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类草根金融遍地开花，无论是大银行小银行还是更小的农村的信用团体，都在发挥草根金融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子金融发展非常快。曹远征指出，这方面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过去40多年改革建立的良好基础。

展望“十四五”中国金融业有四方面发展重点

展望“十四五”，曹远征作出以下判断：

第一，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更为突出。

中国经济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利率正在迅速市场化，人民币汇率迅速自由化，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这也使得中国宏观环境愈加国际化。

随着金融业全部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将是全球性金融市场，中国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机构同场竞争，因此对金融业的管理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均提出更高要求。换句话说，接下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内湖而是公海，特别是当上海真正成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将是各国金融机构同场竞技的国际市场，对中国金融机构锻炼游泳能力、提高游泳本领非常有利。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未来15年，中等收入群体由现在的4亿多人翻一番达到9亿，意味着中国金融业要加强个人金融服务。

中等收入群体将是金融业最大的客户群体，而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存款贷款，更在于理财服务。因此，财富管理为主线，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新势头。更进一步，随着中等收入人口增长，人们视野愈加国际化，财富管理不仅在国内配置，还要求向国际配置，这就有了全球资产配置需求。那么，金融机构在个人财富管理上，也必须有全球化配置能力。

当前，各大银行都已成立理财子公司，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迎来长足发展，在此情形下，中国银行业的个人金融业务也需要与国际接轨。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第三，中等收入人口增加，不只来自工薪人口，更来自小微企业的发展，以及自主就业群体的壮大。

在此过程，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商户的普惠金融，就需要有更强的穿透力，提供更深入的服务。

中国人口体量如此之大，金融需要切实面向草根，而这不只需要大银行做，更需要大量其它金融主体参与，创新更多产品。基于这一视角，如何处理好创新活动和监管的关系，为小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将变得非常重要。因此，监管创新，将是重要课题，也是全球面临的挑战。

第四，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因此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协调，变得日益重要。

只有协调，才能稳定国际环境，稳定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中国金融业新的使命。

曹远征总结，这四方面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重点，但核心依然是金融要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这是基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