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妻子去世半年再婚，二任妻子去世16天，他告白女神已爱你20年

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思潮激荡，未来的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此时还只是哲学系的一名学生。

本在学海里遨游得无比畅快，但妻子吴徵兰重病的消息传来，顾颉刚变得隐隐不安。

徵兰并非他理想中的妻子，但他们从少年夫妻走过七年，拥有两个女儿，她已经是他生命里的一部分了。

定婚的时候，顾颉刚十三岁，五年后，1911年，中学尚未毕业的他迎娶了这位比自己大四岁的旧式女子吴徵兰。

作为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五代单传子，顾颉刚的身上肩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那就是繁衍子嗣、金榜题名。

疼爱他的祖母和父亲，把其余的事情都包办了，唯独需要他全力以赴的就是这两件事。

学业上，自然无须家人操心，顾颉刚天生聪颖、好学，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病在家休息期间，他完成了《清代著述考》二十册，1916年，他进入北大本科读哲学。

婚姻上，13岁的顾颉刚跟着父亲去苏州城内吃茶，与旁边桌客人寒暄了几句，回来后便多了个没见过面的未婚妻，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吴徵兰。

顾颉刚有一万个不满意，但他不能拒绝家里的安排，而且他不忍伤害这个和自己一样无辜的女人。

所以，他想到的就是在自由恋爱的校园里努力保持自己的忠贞，“男女之情舍我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同时尽可能改善自己的婚姻。

寒暑假回家，顾颉刚便拿走吴徵兰手里的针线教她认字，写的文章《妇女与革命》刊登出来后，他笑指着署名“吴徵兰”给她看。

这一点善意和甜蜜，让吴徵兰很满足，虽并不足以抵御深宅大院给她的冷酷。

1917年2月，生完第二个女儿未出月子，吴徵兰感染风寒，干咳不已，但没人把她的病当回事。

直到顾颉刚暑假回来，发现她夜夜咳嗽、发热，明白是得了肺结核，要送她去医院。

但家里人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花这个钱去看病，吴徵兰劝住了想要去理论的顾颉刚，让他安心回去上课，自己则求仙方，服香灰，期望老天爷能发善心让自己尽快好起来。

回到学校，顾颉刚很自责，但无能为力，因为自己尚在读书，吃穿用度都依仗父亲的供养，现在当家的又是继母，他实在没有什么话语权。

无力和自责让顾颉刚夜夜无法安睡，自此失眠伴随了他一生。

1918年6月，饱受失眠折磨的顾颉刚休学回家，此时吴徵兰已经整日昏迷在床，瘦削难辨。

悲痛的顾颉刚想抱着妻子去医院，却被家里人劝阻不要浪费钱。顾颉刚只能含泪照顾，陪伴她度过最后的时光。

50天后，吴徵兰撒手人世。

在顾家人看来，死了儿媳妇不当紧，但吴徵兰只生了两个女孩，如何延续顾家香火才是头等大事。

所以，在吴徵兰入殓后的第二天，顾颉刚的父亲就向他提起续弦的事。

顾颉刚曾在吴徵兰的病床边暗暗发誓再也不续娶，因为他不忍再让别的女孩把青春乃至生命葬送在这样的陈旧家庭里。

但是他知道，他还是没有不娶的自由。

“吾之得竟学业，长者之赐也；吾之得有妇，长者之赐也。妇逝不敢怨......吾岂可以自主乎？”

祖母年近八十，女儿尚幼，自己的学业又待继续，身体还不好，如果没有一个妻子，谁来帮他分担这一切呢？

“既迟早必娶，而学业和疾病不可久延，不如速娶。”回想起尸骨未寒的吴徵兰，顾颉刚惭愧难当。

顾颉刚充满歉意地写信给岳父吴寿朋：

“追怀故人，不胜其悲。未及期年，尤以为愧。……每念徵兰归婿家七载余，婿以从学，无所供给。而婿家家风，崇旧主俭，苦多拘牵，未能稍稍舒情乐志，此固不必言。乃至疾病支离，犹不能尽医药救护之事，姑息因循，以致不起，此之哀怨，真没世而未有已也。”

顾颉刚的歉意和悲痛是真的。

在亲友的“干大事者不拘于儿女之情”的劝解中，矛盾的顾颉刚半推半就地开始了相亲。

但这一次，他有了一点选择的自由。从上一段的婚姻悲剧里，他认定下一个妻子必须“好学”“安贫”。

他将家里的情况坦然告之，自己身体不好，有两个幼女，家境一般且有两个婆婆（祖母与继母）。

即使这样，前来说亲的还是有好几十家。不嫌乱的祖母又提出要找算命的给逐个合八字。

就这样，老天留给顾颉刚悲伤的时间并不多，他就得仓促去迎接第二段婚姻，下一段婚姻会怎么样，顾颉刚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1918年10月，在给好朋友叶圣陶的信里，他吐槽道：

因为似我这样的配亲，既不是自由结婚有意味相投之乐，便捡来捡去总不过是半新半旧的人家是了。

不久后，顾颉刚去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看望在那执教的好朋友叶圣陶、王伯祥，顺便散散心。

没想到的是，缘分就在那等着他。

他俩提及学校的毕业生殷履安，夸她才德出众。好朋友的推荐让顾颉刚心里一动，烦人的相亲总算可以结束了。

回家后，他赶紧让家人去殷家提亲，担心俩人八字不合过不了祖母那关，他提前给祖母做工作，说“续娶不必原配，且经常出门者，小有冲碰亦可无碍。”还给远在杭州的父亲写信说女人德行比命更重要。

好在父亲找人算了一卦是大吉，俩人的婚事这才定下来。

较之对方样貌如何，顾颉刚更关心的是她的性情学识。深知他意的王伯祥递给他一本册子，上面有殷履安发表的《家政关系》，文章开头写道：“昔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以为匹妇亦与焉。”

顾颉刚看完很开心，他觉得“虽未见其人，而与我同好，其证甚多。”他连续写了《与殷女士缔姻记》、《说亲忆录》，对这段婚姻的期待溢于言表。

1919年5月21日，在前妻吴徵兰去世8个月后，顾颉刚迎娶殷履安。

在这段婚姻里，顾颉刚竭力保护殷履安，似乎要把对吴徵兰的愧疚、遗憾都补偿到她身上。

他以陪自己治病为名，把新媳妇殷履安从家里带出来，俩人在苏州逛了个遍，又借为父亲祝寿，去往杭州游玩。

家人责怪太浪费钱，责怪新媳妇不在家伺候老人遵守孝道，他就说不这样自己的失眠症好不了。

陪着妻子回门后，顾颉刚又特意让她再多住一段时间。半个月里，俩人书信传情，顾颉刚竟然写了十三封信，真的是看见什么听到什么都要与你分享，顾颉刚感受到了“伉俪兼朋友”的美妙滋味。

不久以后，顾颉刚复学。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殷履安，因为他知道自己走了，殷履安不得不一个人面对那个让人喘不过来气的大家庭。

顾颉刚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她写信，几乎每天一封，在信里他倾诉衷肠，更多的是鼓励殷履安，让她不要做旧式媳妇。他把吴徵兰的详细遭遇告诉她：

“我看你的性子很柔顺，我实怕他们欺负你......你倘使也像徵兰，我便在外面更要牵记，我的失眠症便更要剧发。所以我一定要你敢于反抗暴力，敢于将一切实情告诉我。”

面对父亲说殷履安不管家不做针线的告状信，殷履安写了一封万字的信，逐一批驳。

“他们对于媳妇的观念，第一件是长辈，第二件是儿女，第三件是家庭的门面”，他们自己是人，却忘了媳妇也是人。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了自由和平等两种精神”。

顾颉则称赞履安温柔贤淑，而且宁静淡泊，他写道：

“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也一半。”

这些信大大鼓励了殷履安，虽然她还是不得不面对烦扰的现实。

她既要照顾老祖母的身体，又要管大女儿的学习，陪小女儿玩耍，还要管账、记账，做全家人的衣服、鞋袜，还得陪老人打麻将、聊天，看个报纸被人说“浪费钱”。即使是信，也要在全家人的注视下拆开。

所以，面对顾颉刚的长篇大论、深情款款，她有时候不得不草草对待。这让满心期待的顾颉刚不免感到失望，乃至生气。因为他太渴望精神契合、完美了。

顾颉刚明白，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自己尽快工作，经济独立，把妻子接到身边。

但是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也不容易，1920年大学毕业后，顾颉刚聘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但薪水单薄，无法养家。

直到1924年，顾颉刚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又兼了孔德学校教员，这才有底气把妻女接到北京。

两地分居了5年后，顾颉刚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虽然家贫，但夫妻同心，殷履安不仅勤俭持家，还能帮助他整理、抄写书稿，在他失眠的时候帮他捶背；因为身体缘故，殷履安一直没有孩子，她对吴徵兰留下的两个女儿视如己出。闲暇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游山玩水，好不惬意。

顾颉刚在这段新婚姻里感受到了美好。

顾颉刚与殷履安

1943年5月30日，殷履安因患恶性疟疾突然身亡，这段持续了24年的美满婚姻戛然而止。

顾颉刚在日记写下“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

正当大家以为他要用余生来怀念殷履安的时候，一封写给谭慕愚的万字告白信，让顾颉刚埋藏了20年的心事大白天下。

1924年4月19日，殷履安接到丈夫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谈及与几位北大女生同游颐和园、玉泉山的感觉：“同女性交接，确是非常有趣，顿时觉得生活润泽而不干燥”。

殷履安看罢，只是笑笑，不以为然。倘若丈夫有了外心，怎么还能告诉自己呢？

但殷履安不知道的是，顾颉刚在给好友俞平伯的信里坦白：

“我这次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 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我一见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

这个女子就是谭慕愚。

谭慕愚，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当年22岁。

谭慕愚是名热血的爱国青年，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她参加了许多反帝国主义活动，参加五卅运动游行时，她揭旗冲锋，直捣东交民巷，在当时北京救国运动中为一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样外表清冷，实则热烈勇敢的女子自然深深吸引了顾颉刚。

虽然顾颉刚明白“舍我妇外，不应有第二人”，但毕竟殷履安不在身边，毕竟殷履安不能完全回应他的热烈，毕竟谭慕愚是那么一个“像寒梅一样落落清爽，让人过目不忘”的女子。

他控制不了心的逃逸。

不久后，殷履安来到北京，陪在他身边，虽然他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新婚姻，但是他已经没法把谭慕愚从心中赶走了。

他只能是借探讨学术的名义给谭慕愚写信，谭也一直只把他当作老师。

“发乎情止乎礼”，顾颉刚控制不了心动，但他约束住了自己的行为。而谭慕愚的昂然正气也让他的爱情无可奈何地升华到了精神交流。

其实他们俩倘若真的在一起，最后也只能分道扬镳，因为顾颉刚专心学问，而谭慕愚热衷的是政治。

但正是求而不得，让谭慕愚成为顾颉刚心中的白月光，也成为他心底最大的牵挂和遗憾。

1928年谭慕愚被捕入狱，顾颉刚急得为她多方奔走，写长信给蔡元培、戴季陶求助；为了帮谭慕愚出具在北大预科就读的证明（谭慕愚后改名，担心证书无用），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在历史系兼任。

但，没有暗恋是不渴望结果的。

所以当殷履安去世后，听说谭慕愚要离开北京，恢复单身的顾颉刚用7天时间写下了近万字情书，在信中他说自己已经爱了她20年。

但“襄王有意神女无心”，谭慕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顾颉刚，她说

“我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

在她暮年厚厚的回忆录里，提及顾颉刚也不过寥寥数笔，并且都是礼貌地称呼一声顾先生。

这个女子是清醒的。

1978年9月7日，顾颉刚看到自己与谭慕愚初识之时的日记，悲从中来，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谭慕愚成了顾颉刚的“一生之痛”。20年的爱恋，不过是他漫长而孤独的一个梦而已。

梦破碎，但生活依然要继续。

失魂落魄的顾颉刚在朋友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下，认识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毕业于北师大，立志教育事业的“大龄剩女”的张静秋。

1944年7月1日，在殷履安去世1年后，顾颉刚与张静秋喜结连理。这一年，顾颉刚51岁，张静秋35岁。

在张静秋的陪伴下，晚年的顾颉刚渡过了人生中的起起伏伏，他们携手走过了三十六年，直至1980年顾颉刚去世。

顾颉刚作为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纵观顾颉刚的这三段婚姻，衔接得非常紧密。

但正如我们论及与其长辈去世后葬礼隆重，不如生前对他们孝顺一样，对于婚姻的祭奠，对于爱人身后的缅怀，都不如在婚姻里好好相待。

可以说，在这三段婚姻里，顾颉刚曾经于心不甘、曾经心有旁骛，但他都努力善待妻子，维护了婚姻，不失为正人君子。

而我们之所以期待一生一世一双人，至死不渝，着实因为这在世上太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