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书法的误导

沈鹏先生是当代书坛名人，身具众多头衔：全国文联副主席、书法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研究所顾问等职，可谓地位崇高，名声显赫。其著作颇丰，然而阅其《简介》，其作品还是以书法方面为主；而沈鹏先生之蜚声海内外，正因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领袖人物，从副主席到主席至少经历三十年左右，而自称创作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件以上。大约在十年前，我的邻人在济南参观李清照纪念堂时拍摄了一张沈鹏先生以草书体写的《一剪梅》的碑刻，拿照片来让我观赏，照片的草书文字还算清晰（见图：沈书一剪梅）。《一剪梅》正文共六十字，浏览之下，不禁使我惊诧不已，因其中既有错字，又有不合规范的字，加在一起就有六个字之多。其后不久又有书画界的朋友向我提起：沈鹏先生出版过一本《沈鹏行草千字文》（以下简称：“沈书千文”），并说书中有若干错字。（按此书书名应命题为“草书千字文”更为切题，因严格地说书中可作行书看的仅寥寥数字。）闻听此言，就产生了一个很想一睹究竟的愿望，后来偶然在书肆发现了这本书，便买了回来。此书出版于2000年，封底写明是北京和平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虽没有印数，但作为普及型的平装本，几次印刷至少也在数万册以上。披卷阅览一过，令我大为惊愕，因为几乎每一页都有写错的字，甚至有一页内就有数次谬误。

笔者作为书法艺术工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学习研究草书。从《淳化阁帖》（以下简称：阁帖）十卷本作为开端进行辨识草书，以后几乎遍览晋唐以来历代名家的草书碑帖，凡遇疑难不识的字，不惜耗费时间精力，必至辨清认识而后已；有些疑难的字是作为存疑经搁置多年之后重新检阅时始忽然开悟，获得确切辨识的。数十年的苦心研习探索，对草书的各种规范写法以及其创造的依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知识，于是发现近二、三十年来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的多种碑帖书籍中，释文中的错误非常之多，甚至七十年代出版的四大巨册《草字编》（启功先生总校订）以及奉乾隆帝御旨刻制之《三希堂法帖释文》也有释错或应释而未能辨识的草书。由此深感草书之辨识确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拟专文论及）。

谈到草书（此处专指有别于“章草”的“今草”）其初创始于后汉张芝（字伯英）、崔瑗等。唐韩方明以为“伯英之前未有正、行、草书之法”。自汉之张芝洎东晋之二王（羲之献之）是草书创造至形成的时期。当时帝王高官，文士学者无不书写草书，是为草书之滥觞，延及隋唐是书法的鼎盛时代，产生了欧、虞、楮、薛、颜、柳等大书法家。从他们的遗作中可以看出，草书的笔画结体作为一种文字形式早已固定下来。现在我们只就沈鹏草书《一剪梅》及《沈书千文》的谬误之处做具体剖析：《一剪梅》（见附图：沈书一剪梅）一词首行第二字“藕”（图：沈书一剪梅局部1），草头下右畔禺的尾笔，草法不应再有小环圈，对照《草字编》所收宋高宗赵构及祝允明的写法（见图1之一、之二）可见端倪。沈书这种情况是为衍笔、即所谓“蛇足”也。

沈书一剪梅

沈书一剪梅局部1

第一行末一字“簟”（图：沈书一剪梅局部2），竹头下作“覃”字，西、早上下结合成字，而“早”的草法尾笔不作“又”“可”状，而应当将直垂左上钩起与横笔相连穿过直笔，见图2之一、之二文徵明、王铎（唐诗：为报空潭橘之潭字）。

沈书一剪梅局部2

第五行“月满西楼”的“满”字（图：沈书一剪梅局部3）字右畔下“雨”字，左向环形笔中包含之笔画应作环形交叉状，不能写作并列二竖点，试看智永千文“守真志满”与前述王铎草书“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之“满”字（图3之一、之二）。

再看第七行“一种相思”之“种”字（图：沈书一剪梅局部4）。右畔是“重”字，其上首笔为发笔向左下之短撇，沈书写作上下二点，是“童”的草法。对照王羲之《十七帖》种果之“种”及《阁帖》十卷献之“又风不差脚更肿”之右畔“重”字草法（图4之一、之二）可见正误。

第七行“两处闲愁”的“处”（图：沈书一剪梅局部5），似写成了“雨”字头，即成为“雯”字了。且看《十七帖》中“朱处仁……”与《阁帖》第十卷献之书“疾不退潜处当日深”的“处”字（图5之一、之二）足证沈书之错。

最后一行“纔下眉头”的“头”字（图：沈书一剪梅局部6）。沈书完全错了。头字草书古人草体有两种写法，一种较常见，例如上文提及王铎所书“何年顾虎头”之“头”字；另一种较少见，这就是《阁帖》中献之所书“……恒患温头痛”的“头”字，以及郑板桥七言诗中“若云声在指头上，何不从君指上听”的“头”字（极为清楚地承袭了献之的草法）（图6之一、之二）。

《一剪梅》正文共60字，沈书即有六字错讹，不可谓不多。也许有人会为之辩解说：草书文字艺术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形态，为什么不可以另有创造呢？回答是否定的。前文已述及：草书之创造自汉至晋，历经近三百年之久，这一创造过程，无疑是有为数可观的文人、书家参与其中的，是智慧睿思的巨大成果，并经历了付诸社会实践约定俗成的阶段而后形成的。于是草书文字也就成为有其准绳可循的规范字体。历经唐、宋、元、明、清千余年来，历代名书家皆遵守着这一规范。这也正是历代书家中不论草法如何狂放，终究仍可辨识的原因。今天如果我们要企图将草书变化为另一种写法，势必形成混乱，使读者无所适从。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艺术界有一些人正在兴起一种新的书法，是一种难以认识，无所谓汉字的文字游戏，对照传统的书法，已面目全非。尽管也有一些人表示欣赏，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纯然是两个概念。而沈鹏先生自称是学习欧阳询、怀素、宋徽宗赵佶的，所以我们以传统的标准评论其书法也是顺理成章，不失其宜的。

接下来看《沈书千文》（简称，以下同此）。在此我们只针对为首的第一页及第三页所出现的谬误进行分析：

沈书千文

第一行第二字“地”字（图：沈书千文）与传统行草写法迥异，草书运笔规律是：一个字的书写应该是笔一着纸，即连属行笔而至完成，谓之“行笔而不停，着纸而不离”，若“当连者反断”则有违草书之回环连绵一气贯成的流畅气韵。沈书将土、也两畔断然分开，则字之笔势气韵荡然无存；尤为乖谬的是“也”的书写笔序完全倒置，尾笔成了首笔，且中间竖笔向下引去与“玄”字首点相连，使整个字仿佛成了“坤”字。请看怀素《小字草书千文》与《智永千文》的草法（图7之一、之二）。

第一行第七字“洪”字（图：沈书千文）右畔“共”字的草法：共字的草法应首先写上一横，两竖则如草头之草法，左右连笔相向，后于横笔下作重迭折笔下引完成，如此既符合草书行笔之使转回环形成流畅笔势的自然关系，结体也颇美观。今举智永、过庭二家之草书千文之“洪”字为例（图8之一、之二）。沈书写法将“共”字之左竖作为首笔向下引去与横笔首端相属，几乎使“共”字变作“失”字，其后“垂拱平章”之“拱”也作如斯草（图8之三），若离开千字文，此字则无法认识。

第二行首字“荒”字（图：沈书千文）之中部是“亡”字，沈书写法犹如“正”字草法。试看过庭千文“荒”与《书谱》之“芒”字之规范草法（图9之一、之二）。

第三行末二字为“来暑”二字（图：沈书千文）。“来”字非行非草，“暑”字笔画支离而无连属，且上部之“日”作横扁形，可解读为“四”字，则此字变成了“题署”之“署”，举过庭、智永千文同样二字作比较及《阁帖》献之“来”字草法（图10之一、之二、之三），正误一目了然。

第四行第五字“藏”字（图：沈书千文）草法严重错误：草头之下右畔草法可视作草书之“武”字或“德”字右畔。正确之草法应当是直笔通过上面之短横后，即转为向字腹中作环带形二折笔收尾。今举《智永千文》及过庭《书谱》并《阁帖》十卷中献之的“臧”字证之（图11）。沈书之臆造昭然在目。

接着看第三页之第四字“称”字（图：沈书千文），此字左畔“禾”字，右畔横撇下行笔，不应作交互两点，而应当作平横……这里举《智永千文》之“称”与《书谱》“自称胜父”之“称”可证（图12之一、之二），而沈书右畔系 “帛”字草法，以沈自书《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之“锦”字右畔“帛”字可以反证“称”字草法错误（见前图）。

三页二行第四字“李柰”之“柰”（图：沈书千文）上部为“木”字，而沈书之“柰”可释为“奈何”之“奈”，又极似草书之“索”字，试看《怀素小字千文》“索居闲处”之“索” 字（图13之一）与沈书何其相似。再证以《草字编》所收宋高宗赵构及偈奚斯之草书“柰”字（图13之二）则更为清楚。

最后一字，第三页四行第三字“潜”字（图：沈书千文）三点水偏旁除外，沈书将它写成了近乎“昔”字的形貌，与正确之草法悖离甚远。对照该字见于《阁帖》献之所书、上文已提到的“潜处当日深”之“潜”字以及《智永千文》中之“潜”字（图14之一、之二）足证沈书讹误之甚；而这两位大家所书“潜”字结字运笔又何其相似，几疑出于一人之手。由此可见草书之笔画结体，不容任意更改“创新”。对沈书《一剪梅》及《草书千文》谬误之剖析就谈到这里。

以下我们就沈书的《草书千文》结字用笔作简略评述。赵孟頫云“书法以用笔（即笔法）为上，而结字也需用功”这是说书法除了讲求笔法之外，结体布置也需巧妙得宜。而草书要达到尽善尽美，则尤其之难。“草贵流而畅”（孙过庭《书谱》语，以下引语不另加注明者，皆引自《书谱》，不另说明）。草书之行笔，首先要能在疾速中旋转圆畅，并能在钩环盘纡的行笔中以或留或放的笔势表现出“屈折便险、飞渡飘扬，随情而绰其态，审势而扬其威”（项穆《书法雅言》）。这些合于美学的极致境界，都是通过使转运笔来完成的。所以有“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之说。运笔精熟是草书的第一要素，然后如能做到“点画精妙”，则可称草书之上乘了。“使转为形质（结字），点画为性情”，倘若草书没有遒丽优美的点画，犹如一个人一样，不是温文尔雅，而是平庸粗俗，又怎能称作佳书呢？沈书千文，连篇看去结字多是疏散支离，运笔未能圆转流畅，迟缓滞涩的行笔触目而是。《书谱》中论及草书之运笔说“劲速者超逸之机，淹留者赏会之致”但如果不能迅速，只能一味地用迟笔，结果就像过庭所说“因迟就迟，讵名赏会。”即这种迟笔又怎能表现出赏心会意的妍美效果来呢？至于沈书之点画是否精妙，这与前面举例中那些古代名家的书法作一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论述至此，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沈书中有如此多的讹误，何以沈书在当今的书画市场会那样有名，价位居于一等呢？笔者以为这其中既存在书法评鉴的误区，又有一个当前我国社会文化中的流行风气问题。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在成就一位“名人”的宣传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位名人从最初的“小有名气”到声名显赫，无不由媒体的宣传促成。2006年1月22日，《光明日报》于头版1/3的版面，大字标题：《沈鹏·书法·从不应付》，撰文追捧这位书法家。今天在这里展示数年前在全国书法大展中沈鹏先生为中国武警部队书法艺术展的的题字为例（图：沈鹏为中国武警书法艺术展题词），请看这样的题字能称为严肃之作吗？笔者以为无论是结体还是笔法，了无佳处可言，实系草率之笔。

沈鹏为中国武警书法艺术展题词

我们的文化领域，包含着文艺创作、评论、媒体的宣传，都存在着严重的浮躁之风。“文化良知”到了日趋沦落，几近泯灭的边缘。

谈到草书的鉴赏，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孙过庭在《书谱》中曾说：“吾尝尽思（极其用心地）作书……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书家认为美妙之处未受到观赏者的注意，失误之笔，反而被错误地赞赏）。又说：“既昧所见、又喻所闻”（既然不懂得如何鉴赏，就只好人云亦云了）。话说回来，要求今天媒体的青年编辑记者们具有书法艺术的高深鉴识能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作为著名的新闻报刊决不宜轻率地追捧所谓“名人”，而应该谨慎行事，因为媒体承担着一副重担——社会良知的责任。此处再举一例，天津《今晚报》在报道一位著名的作家、画家、中国文联的领导者之一时（因为此人近年来也喜欢书法，常为人家题写匾额），在作家、画家之后又奉上一顶“书法家”的桂冠，而据笔者看到过的此人的题署之作，竟不时将汉字写错，至其书艺，识者以为实不敢恭维。媒体之定格，真令人“匪夷所思”。

偶尔浏览几个著名的网站，都可以看到有沈鹏先生作品展示与出售的网页，其中都有“生平简介”与“年表”之类的内容。有些《简介》中摘载了某些名人或评论家对沈鹏先生书法造诣的高度赞誉。某评者盛赞沈鹏先生的书法成就是“当今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书风典型，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行草“刚柔相济、摇曳多姿、气势恢宏、点划精到、格调高逸”，（见《百度·百科》）。对于这些崇高、壮美的评语，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如果把这些誉辞用来评价徽宗赵佶的草书倒堪称允当。所以笔者以为这位“书评家”如果不是对书法缺乏知识，那就只能视为庸夫俗子的佞谀之辞。

如今在我国的众多报刊上，群众经常看到的书法作品，十之九都是现实中的书家所作，真正超凡卓绝的书法，很少在报刊上被介绍，于是普通读者不免形成“井蛙之见”。为使我们的普通读者扩大眼界，在此冒昧地举出现代杰出的堪称一代宗师的大书法家吴玉如先生（已故）书写的《韩诗外传》的一段行草（局部）为例，笔者以为这篇书法才堪谓笔法高超，格调高雅，其运笔纵横驰骋，千变万化而不失规矩。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只有一百零七字的作品中，同一个字出现多次，如：马、而出现七次，有、之出现六次，其字五次，騶、知二字四次，而其笔法、结体绝不相类，行笔流畅，挥洒淋漓，可谓心手会归，绝无刻意矫造之处。而沈鹏先生在其发表于《搜狐·华夏艺术网》的一幅作品中紧连在一起的鼓鼙二字，下边的鼓字头与上一鼓字同一模样，这与吴玉如先生相较相去何止千里！

人之学问、技艺，贵在时能自知有所不足，从而不断学习进取，始可渐臻佳境，攀登巅峰。将那些过高的颂扬之辞置之自己的《简介》中只能理解为一种自矜之意。

前面提及当今文化、艺术界的浮躁之气，书法界恐也不在例外。仿佛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书坛领导人就口出狂言，认为当今书法如此普及，人才辈出，书法艺术有望超越古人是完全可能的。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几同梦想。我们不妨看看，吴玉如先生在其晚年是怎样评估现代的书坛的。吴先生认为“有清三百年来，楷尚馆阁，行草遂失其传，傅青主而后已无笔法可言，更无论神韵，书法云何！”。先生又在其七十年代所写的一首七言体诗中，不无沉痛地咏道：“文字（此处特指书法）汉唐才几日，渺予何事哭兴亡！”（末句）。吴先生学问渊博，人品高洁，其书法之成就，比肩古代名家，可谓毫不逊谢。笔者以为吴玉如先生的这些观点可视作警语，并审视今天的书坛，进而思考书法文化长远的发展方向。本文至此可以结束了，然又不禁令人长叹：悲夫，书道陵夷，诸当事者先生，何日清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