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读书（5）|木心《塔下读书处》

《塔下读书处》是一篇木心先生纪念作家茅盾的文章，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发表时的名字为《忆茅盾书屋》，后收录于台湾版散文集《即兴判断》（1988年，圆神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内地版《即兴判断》中，未收录此文。在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一书中，以木心讲课的形式全文引用此文。

这篇文章总计4千余字，不算很长，不过由于做了较多的背景介绍和内容解读，所以读书音频共两期，计2个多小时。见下。

ph读书第4期：木心《塔下读书处》（上）.m4a00:0001:13:11

ph读书第5期：木心《塔下读书处》（下）.m4a00:0001:20:23

作者：木心 读者：ph

人间很多事，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延续性。比如，如果1933年茅盾回家省亲的时候他家老宅后院的三间平房还没有坍塌，茅盾就不会重新设计翻修它；茅盾家的这三间平房如果没有翻修，那这三间平房就会一直在沈家弃用着，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就不可能从上海搬运十几箱“洋书”到乌镇放在这三间平房里；这三间平房里如果没有装满了世界文学名著的“洋书”，12岁的少年木心孙璞就不会三天两头跑去茅盾家借书读书；木心如果没有在少年时期读遍茅盾家三间平房里的那些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藏书，木心就不大可能在1989年给陈丹青他们开课讲授世界文学史，也不可能在茅盾去世后写了这篇《忆茅盾书屋》；木心如果没有给陈丹青他们讲世界文学史，陈丹青就不可能在2013年出版了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于是也就没有ph读书2021年的这两期《塔下读书处》。

所以，我们要感谢那年茅盾家的三间平房塌了。

以下为原文（以《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一书中的全文内容为准）：

《塔下读书处》

（原名《忆茅盾书屋》）

作者：木心

我家后园的门一开，便望见高高的寿胜塔，其下是“梁昭明太子读书处”，那个旷达得决计不做皇帝，却编了部《文选》的萧统，曾经躲到乌镇来读书。

乌镇，又叫青镇，后来又一半叫乌镇一半叫青镇，后来仍旧整个叫“乌镇”，不知为什么，我记得是这样。

江南杭嘉湖一带，多的是这样的水乡古镇，方围甚大，人丁兴旺，然而没有公路，更谈不上铁道，与通都大邑接触，唯有轮船，小得很，其声卜卜然，乡人称之为“火轮船”——那是三十年代前后……每闻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镇上的人个个憧憬外省外市的繁华风光，而冷僻的古镇，虽也颇为富庶，颇能制造谣言和奇闻，毕竟百年孤寂，自生自灭。

当已经成名的茅盾坐了火轮船，卜卜然地回到故乡乌镇，从来惊不皱一池死水，大家连“茅盾即沈雁冰”的常识也没有，少数通文墨者也只道沈家里的德鸿是小说家，“小说家”，比不上一个前清的举人，而且认为沈雁冰张恨水顾明道是一路的，概括为“社会言情小说”，广泛得很。

茅盾回家，旨在省母，也采点《春蚕》、《林家铺子》这类素材。他不必微服便可出巡，无奈拙于词令，和人兜搭不热络，偶上酒楼茶馆，旁听旁观而已，人又生得矮瘠，状貌像一小商人，小商人们却不认他为同伙。

在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文人严独鹤，申报主笔，同乡引为光荣，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

但也有人慕名来找沈雁冰，此人决意要涉讼，决意少花涉讼费，便缘亲攀故地恳求茅盾为他做一张状纸，茅盾再三推辞，此人再四乞求，就姑且允承下来，而这是需要熟悉律例和诉讼程序，还得教给当事人出庭时的口供，小说家未必精通此类八股和门径，茅盾写付之后，此人拿了去请土律师过目，土律师哈哈大笑，加上职业性的嫉妒，一传两两传三，“沈雁冰不会做状纸”，成为乌镇缙绅学士间历久不衰的话柄，因为人们从来认为识字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会做状纸，似乎人生在世，为的是打官司。

茅盾当然不在乎此，燕雀何知鸿鹄之志，无非是落落寡合，独步小运河边，凝视混绿的流水在桥墩下回旋，心中大抵构思着什么故事情节，不幸被人发现而注意了，又传开一则新闻，“沈雁冰在对岸上看河水半天，一动勿动！”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先生携眷生活在内地，沈太夫人大概已经逝世，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棂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暗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嫏嬛福地了。

与沈氏究属什么故戚，一直不清楚，我母沈姓，从不叙家谱，只是时常听到她评赞沈家太夫人的懿德睿智。茅盾辄患目疾，写作《子夜》之际，一度眼疾大发，呆在乡间忧闷不堪，沈太夫人出了个主意：且赴上海，一边求医，一边去交易所、证券大楼这些地方坐坐，闭了眼睛听听，对写小说有帮助。茅盾就此如法炮制，果然得益匪浅，目疾既痊，“多头”“空头”也瞭然胸中了——茅盾的回忆录中大事表彰的“黄妙祥”，就这样常来道说沈家事，又不知为什么我叫他“妙祥公公”，黄门与沈门四代通家之好，形同嫡系，我的二表哥是黄门女婿——由此可见一个古老的重镇，世谊宿亲，交错累迭，婚来姻去的范围，不外乎几大氏族，一呼百应，周旋固是顺遂，恐怕也就是因循积弱的原委了。

我对沈氏的宗谱无知，对茅盾书屋的收藏有知，知到了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

事情并非荒唐，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也许是为“老东家”看守旧基吧，乌镇一度为日本军人势力所控制，茅盾当然不回归，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他说：“你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还整齐清爽。”那是指我会补缀装订。世界文学经典是诚惶诚恐的一类，高尔基题赠、巴比塞们签名惠寄的是有趣的一类，五四新文艺浪潮各路弄潮儿向茅盾先生乞政的是多而又多的一类，不少是精装的，版本之讲究，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超越者，足知当年的文士们确实曾经认真，曾经拼力活跃过好一阵子。古籍呢，无甚珍版孤本，我看重的是茅盾在圈点、眉批、注释中下的工夫，茅盾的传统文学的修养，当不在周氏兄弟之下。看到前辈源远流长的轨迹，幸乐得仿佛真理就在屋脊上，其实那时盘旋空中的是日本轰炸机，四野炮声隆隆，俄而火光冲天，我就靠读这许多夹新夹旧的书，满怀希望地度过少年时代。十四五岁，不幸胸腹有疾，未能奔赴前线，听那些长于我健于我的青年们聚在一起，吹口琴，齐唱“五呼月的鲜花，开遍了原唉野，鲜花啊掩盖着志儿士的鲜血……”觉得很悲壮，又想，唱唱不是最有用，还是看书吧。

抗日战争忽然胜利，我的宿疾竟也见疗，便去上海考进一家专科学校，在文艺界集会上见到茅盾先生，老了不少，身体还好，似乎说仍住在山阴路。不久黄妙祥的独生子阿全自乌镇来，约我去沈雁冰家叙旧，有什么旧可叙呢，我一直不要看他的小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半信半疑，实在很滑稽。阿全说：“雁冰还记得，我提起你，他说‘是不是那个直头直脑的’，去吧，去看看他又不会吃亏的。”我也记得曾经问过茅盾，是不是在日本真的开过豆腐店，隔了十年，再问点什么？

似乎是夏天，初夏，一进茅盾的卧室兼书房，先入眼的是那床簇新的台湾席，他穿中式白绸短衫裤，黑皮拖鞋，很高兴的样子，端出茶，巧克力，花旗蜜橘。

“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发此言是鉴于当时在上海吃花旗蜜橘是豪奢的。

茅盾答道：“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记得我只喝了茶。他和阿全谈乌镇的家常事——墙上的笔插是用牛皮纸折出三层袋，钉起来，几枝大概很名贵的狼毫，斜签着，其他是信，应该称为信插，类似乌镇一般小商店账房中所常见的。

他逗我谈话了，我赶紧问：

“为什么沈先生在台上讲演时，总是‘兄弟，兄弟’？而且完全是乌镇话？听起来我感到难为情！”儿时称他“德鸿伯伯”，此时不知何故难于出口，便更作“沈先生”。

“我不善讲演，真叫没有办法，硬了头皮上台，国语就学不好，只有乌镇话，否则发不了声音呀。”

他的诚悫，使我联想起那些书上的小楷眉批。

“那末‘兄弟兄弟’可以不讲？”我像是有所要求。

“是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惹上了这个习气，真的，不要再‘兄弟兄弟’了。”

我忽然想到下次还是可能在什么文艺集会上听到他的“兄弟——”，便提前笑起来，而且又问道：

“为什么西装穿得那么挺括？”

“我人瘦小，穿端正些，有点精神。”

这一解答使我满意，并代他补充：

“留胡子也是同样道理吧，周先生也适宜留胡子。”

“他的浓，好。”

“周先生的文章也浓，沈先生学问这样好，在小说中人家看不出来。”

“用不上呀，知识是个底，小说是面上的事。你写什么东西吗？”

“写不来，我画画。”

“阿全说你很喜欢看书？”

“沈先生在乌镇的书，差不多全被我借了，你什么时候回乌镇，或者阿全伯伯这次转去就叫我家里派人送还。我一本也没有带出来。”

“房子要大修，以后再讲吧，听说你保管得很好，你这点很好，很好的。”

“沈先生勿喜欢讲演，何必每次都要上台去。”

茅盾夫人过来沏茶，插话道：

“德鸿，他们叫你去讲演，一次给多少钱？”

茅盾挥挥手：“去去，不要乱问。”

当时我是个自许思想进步的学生，却不甚清楚这种讲演的使命，每见其窘扼之状，但愿他有办法脱却困境。

我不懂小说作法，茅盾先生无兴趣于图画，沈夫人则难解讲演之义务性，阿全是泰兴昌纸店老板，对小说图画讲演概不在意，性嗜酒，外号“烧酒阿全”，坐在一旁快要睡着了，我说要告辞，他倒提醒我：“你可以讨几本书啊！”

“要什么书？说吧！”茅盾先生拉我到一个全是他新版著作的柜子前，我信手抽了本《霜叶红似二月花》。

“要题字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就此鞠躬，退身，下楼梯。

茅盾夫妇在楼梯口喊道：“下次再来，下次来啊！”

走完楼梯，阿全悄声问我：“你怎么叫他沈先生？”

“因为他是文学家哪。”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霜叶红似二月花》也和茅盾其他的书一样，我看不下去。

直到后来，才渐渐省知我的刚愎的原委——森严的家教中我折磨过整个童年少年，世俗的社交，能裕然进退合度，偏偏是面对文学前辈，我一味莽撞，临了以为“题字”岂不麻烦，说“不要了不要了”是免得他拔笔套开墨匣……之所以肆意发问，倒是出于我对茅盾先生有一份概念上的信赖，不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这种爱是那书屋中许许多多的印刷物所集成的“观念”，“观念”就赋我“态度”，头脑里横七竖八积满了世界诸大文学家的印象，其间稍有空隙，便挂着一只只问号，例如，听到什么“中国高尔基”、“中国左拉”，顿时要反质：为何不闻有“俄国鲁迅”、“法国茅盾”的呢？

都知道继往是为了开来，这本是很好很不容易很适宜于茅盾一辈文学家担当的。《幻灭》、《动摇》、《追求》时期，仅是个实验。《子夜》时期，成则成矣，到头来远几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蚀》时期，茅盾渐臻圆熟，然而后来，后来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应是黄金创作期，他搁笔不动，直到日薄西山，才匆匆赶制回忆录，可谓殚精竭力，实则文学之余事，他所本该写、本能写的绝不是这样一部烦琐的自然主义的流水账，文学毕竟不是私人间的叙家常，叙得再缜致也不过是一家之常而已。

茅盾的文学起点扎实，中途认真努力过来，与另外的颓壁断垣相较，就严然一座丰碑。难释的怅憾是：虚度了黄金写作期，自己未必有所遗恨，至少在”回忆录”中滔滔泛泛而不见一言及此义者。

获麟就绝笔，那是千年前的倔脾气，现代人已知道麒麟可能就是长颈鹿，捉住了关进动物院，与哲学文学是毫无象征性的——从茅盾的最后赶制回忆录的劲道来看，他的写作欲望和力量无疑是有的，那末……

那末如果有人说：

“这是值得沉思的啊！”

那末我说：

“你深思过了没有？”

我仿佛又听到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

传闻乌镇要起造“茅盾图书馆”，这是好事向上的事。可惜那许多为我所读过、修整装订过的书，历经灾祸，不知所终了，不能属于一代又一代爱书的人们了。

睽别乌镇四十余年，如果有幸回归，定要去“茅盾图书馆”看看，问问，藏有多少书，什么人在看什么书。

寿胜塔谅必已经倒掉，昭明太子读书处自然也随之夷为平地。乌镇应有新一代新二代的兄弟是可爱的。“兄弟，兄弟”，在纯贞的意义上值得含笑称呼。倘若先限于“文学的范畴”，那么这个称呼就更亲切，更耐人寻味而非寻遍范畴不可了。

（完）

（茅盾故居，拍摄：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