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校外培训，到底能不能提高生育率？

收入和生育之间的存在负相关已经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即收入增加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原因是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权衡。但由于高学历妇女的生育率上升，母亲的教育能力程度使生育能力曲线变平。

作者丨傅蔚冈

1960年，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加里·贝克尔教授 (Gary Becker)发表了《生育的经济分析》，他在这篇论文中将儿童与其他种类的商品相似的看待，孩子也是向他们的父母传达了“效用”。

随着人们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不仅想要越来越多的东西；还想要更好的东西。因此，在更富裕的社会中，人们会选择少生孩子，并赋予他们更多优势，这些优势来自于更多的父母时间和互动、更多的书籍、更好的学校和更多的课外活动。

简而言之，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用数量换取质量。

贝克尔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变化，并且预见了这个变化。从1950年以来，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出现了婴儿潮，195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3.146，此后逐渐上升，在1958年时总和生育率为3.582，达到了近70年来的最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在2020年的时候是1.821。

美国的总和生育率：1950-2020

贝克尔在写下《生育的经济分析》时，正值美国二战后生育的最高峰，能在最高峰的时候就预计到今后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确实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而贝克尔也因为将经济分析纳入到家庭领域而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专家正在为“人口爆炸”这个现象而头痛，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在内的NGO给计划生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

时间站在了贝克尔这一边。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只是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下降，而是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

如下图所示，即使是非洲，其总和生育率也从1950年代的6.5左右降到了4.5左右，而像北美和欧洲，总和生育率更是降到了2以下。

除了以色列外，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是降到了2.0以下。

各洲的总和生育率：1950-2020

现在，收入和生育之间的存在负相关已经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即收入增加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原因是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权衡，服务的时间成本等。

但是在2015年，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由于高学历妇女的生育率上升，母亲的教育能力程度使生育能力曲线变平。

这个结论与中国的现象恰好相反。在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城市“单身女性”的诞生和壮大，而她们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因此我们在媒体上见到诸多更高的教育导致更低的生育率的说辞。

为什么教育程度增加会导致生育率上升？Hazan和Zoab的论文利用工资的跨州变化，发现儿童保育员的工资与母亲的工资相关，与多生孩子的倾向呈负相关。

那为什么教育程度增加会导致生育率上升？原因就是更高的教育会导致更高的收入，而更高的收入能够雇佣更多的儿童保育员。

当然，这样的发现已经被也来越多的文献所证明。2016年，康涅大学经济系的Furtado在《移民涌入对本地高技能妇女的生育反应》一文中发现，非技术移民的增加降低了儿童护理服务部门的工资，并增加了生育率和劳动力供应。

有趣的是，她发现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本地妇女比只有大学学位的本地妇女增加了更多的劳动力供应和生育率。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Cortés 和Tessada则是利用了移民集中度的跨城市变化，表明低技能移民的增加了工资分布中最高四分之一的妇女的劳动力供应。这些妇女减少了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并购买更多的服务作为替代品。

这个结论对当下中国有何启示？

家庭市场化的增加能使家庭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服务，这种服务的增加能让很多高收入人群有更高的生育意愿。随着城市化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增加，家政服务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以前只有在高收入阶层中出现的家政服务进入了百姓家。同时，家政服务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也不仅限于传统的洗衣做饭。

就在5月份，上海还传出了年收入50万的家政服务，而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当然不仅限于做饭，甚至已经不是做饭。

此前界面新闻在《清华毕业做家政，是最强“内卷”还是市场刚需？》中指出，此类收入的家政服务通常是以“住家家教”为主，住家家教的具体工作内容都是按照客户需求来定制的，做饭等日常家政服务之外，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一般负责早教锻炼、习惯培养，已经上学的孩子则主要负责课业辅导。

有家政公司甚至对工作内容作了如此描述：“服务于3-14岁儿童，以英文教育为重点家教内容，包含数学、语文、英语等全科目类培训，及家庭作业辅导；辅导的同时，还能帮助家庭分担部分家务；还要在家中扮演孩子们‘大姐姐，大哥哥’的角色，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这个现象，美国圣路易斯联储在一篇名为《为什么富裕家庭增加了他们的生育：育儿市场的不平等和市场化》的工作论文也观察到了，这就是美国的高收入家庭能够增加生育的重要原因。

显然，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经验并不适用，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接受了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招聘月嫂，但这是非常短期的投入；由于收入和住房面积等影响，全职的住家保姆（家教）更是绝大多数家庭不可能承受的市场服务。

要让普通家庭有生育意愿，更为重要的是要让普通家庭能获得可负担的育儿服务。为此，以色列的经验可以值得借鉴。以色列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总和生育率唯一高于3的国家，它在解决育儿负担方面有着独特的做法。

生育率和经济实力对比

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的0-2岁儿童的入托率为57.7%，远高于一般国家，而3-5岁儿童也是以100%的入园率也是高于大多数国家。

同时，以色列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每周上学六天的国家。1953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法》就规定了每周为期六天的学制，并一直延续至今。该法同时还允许“教育部长在 75% 的家长要求下批准额外的机构课程，最多占现有课程的 25%，或由地方当局或家长资助的额外课程。”

换句话说，如果家长觉得学生还需要增加学生的知识，有超过75%家长的要求，学校就得开课。统计数据显示，在2015年OECD国家小学生在校天数为185天，而以色列为222天。

已经有很多人在惊讶以色列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总和生育率，并且作了各种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是集中在特殊的地缘政治、独特的宗教群体（占人口近10%的哈瑞迪有着超高的生育率）和政府支持的辅助生育技术，对于以色列特殊的入托服务和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幼儿入托（入园）和中小学一周六天在校对普通家庭的意义非常重要，这种做法大幅度降低了家庭的育儿成本。此前有诸多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生育率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般工薪阶层无法承担育儿的时间成本，子女有更多时间呆在学校，意味着大幅度降低了家长的育儿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的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家庭在时间上的支出，同时更长的学生在校时间还产生了教育公平这个后果。

很多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差不多。但是，随着时间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

差距来自哪里呢？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知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

这是芝加哥大学拉詹教授在《断层线》对当下美国中小学教育状况的描述，他从提升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要求大幅度提升中小学的在校时间。在我看来，拉詹的建议不仅仅是开给美国，对当下中国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自今年以来，中国的课外教培市场受政策影响而大幅度萎缩，有不少人在怀疑政府监管的适当性，甚至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种种段子。

在我看来，有不少地区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用力过猛或者行为不当等现象，但总体上方向是对的，那就是在K12阶段——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留给校外培训的时间不是少，而是太多。

早上八点到校，下午三点放学，不少城市学生在校时间仅有7小时，这样的作息时间逼着家长在育儿上支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以至于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孩子放学要晚于家长下班半小时。

也正是如此，中国家庭不得不投入众多资源来进行课外补习的军备竞赛，中国也因此诞生了课外培训领域的诸多上市公司，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究其根本，很大程度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遍服务缺位导致，而学生在校时间减少，无形中也是学校公共设施的资源浪费。

当然，对于课外培训市场，政府也不该是一禁了之，而是应该通过竞争，首先是在时间上竞争，让学生愿意呆在学校，而不是让家长在学校边上找一个课后班做作业；同时，学校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让增加了工作时间的老师有更多的经济回报。

在我看来，今天对课外教培市场的重拳只是对以往放任的一种矫枉过正，今后如何做的更好，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话题。

（本文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