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陇原丨洮州会议——促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6年8月，一支红军队伍从川西北进入甘肃境内，沿包座河急速北上，攻下天险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阻拦进入甘南，一路穿行在深山、密林、峡谷之中。随后，红军发动了岷洮西（固）战役，围攻岷县县城后，向着临潭方向进发。

这支队伍就是红四方面军，他们与红二方面军一起，沿着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的行军路线前进。

其中，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四军及妇女先锋团，由洮河南岸顺河而上，过羊化桥、进新堡沟，翻越红山长驱直入。8月14日，在暮色中进入当时的临潭县城——新城。

在临潭县，红军共停留47天。在这47天里，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击退敌兵进犯，并在新城召开了著名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

9月30日，中秋节。红军队伍又经羊化桥，冒着绵绵秋雨离开了临潭，踏上了北上之路。

1936年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附近三十里铺召开了会议，朱德等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决定，力主全军北上，张国焘等少数人坚持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贯彻中央方针的“通（渭）、庄（浪）、静（宁）战役计划”，并致电中共中央。中央明确肯定了岷州会议的行动路线和战役计划，随后，部队开始挥师北上。

张国焘在岷州会议之后的北上途中，思想出现反复，推翻了岷州会议决定，坚持率军西进。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人极力劝说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加之部队西进已成事实，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

9月27日，中共中央四次致电张国焘等人，制止西进。张国焘看了电文后，依然固执己见。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孟攀峰说，当时张国焘身边的一支传令队听到要西进青海，集体出走，临行前留下一张纸条：“张主席，我们跟随你多年，听说你要带我们去青海，再过草地，我们不去了，我们不愿无故地死在草地。请你们相信，我们绝不会投降敌人，我们要继续革命。”

恰在此时，总指挥徐向前从前方回到洮州总部，他说：“据老乡介绍，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计划难以实现。”同时，青海一线马步芳重兵集结，红军前进受阻。

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临潭县新城镇城隍庙召开了洮州会议。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萧克、李卓然等出席会议。

傅钟将军在《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回忆道：

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遍草地，部队走怕了……”

徐向前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

9月30日凌晨，进驻洮州旧城、新城的红四方面军接到北上命令，冒着蒙蒙细雨，告别洮州群众，先后分三路撤离。

洮州会议重新肯定了岷州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使红四方面军回到了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轨道，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洮州会议对实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壮大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洮州会议的召开最后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的错误，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与张国焘错误路线在长征途中多次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2.洮州会议是一次具有战略转折和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纠正了长征途中张国焘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再次分裂，促进了团结统一，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建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3.洮州会议的召开，挽救了红四方面军，保证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保证了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促成了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

洮州会议纪念馆于1991年10月被临潭县人民政府正式授匾命名为“苏维埃旧址”。

199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月，甘南州委命名为第一批全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1年10月，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甘肃省国防教育委员会授予“甘肃省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2011年12月，被省委宣传部更名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纪念馆”，并列为第五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走在临潭县新城镇，历经风雨的城隍庙，仿佛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往事。

如今的新城镇街头，街道整洁、商业繁华。曾经“穷困得惊人”的临潭县，在“牛羊药菜薯”五大特色产业的支撑下，大力发展藏中药材、高原夏菜、藜麦、牦牛、藏羊等种植养殖业，人民群众“钱包”鼓了起来，日子甜了起来，致富奔小康的路也越走越宽广。

来源｜甘南日报／邓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