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说今宋代科举诗赋试卷缘何缺失

　　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即将试卷当众销毁，让心存疑问的举子失去闹场依据——

　　宋代科举诗赋试卷缘何缺失

　　□ 王兆鹏

　　近年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著述犹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这些研究中，赵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又格外引人注目。据傅璇琮等人著的《宋登科记考》统计结果显示，两宋近320年的时间里总共举行了118榜科试。各种科目的登科人数，仅就文科而言，当在十万人以上；就进士而言，也有四万二千余人。平均每科的录取人数为唐朝十八倍，也多于明清两朝。另据清代徐松、今人孟二冬及笔者考证，唐代进士科的诗赋试卷中，能够确定时间与作者的试律诗有189首，律赋139篇，不好考证时间与作者的则更多。而作为时代更靠后，印刷术更发达，社会认可度更高，参加人数最多的宋代，却几乎没有诗赋试卷流传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宋代实行“佑文”的基本国策，依靠文官治理国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读书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为此，他们必须精心揣摩考官的判卷标准，力求自己的应试之作符合考官的口味。考察当今的中考、高考、考研、考编情况，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参考以往成功者们的答卷，而那些优秀的答卷自然会成为学子们争相效法的对象。宋代的印刷业相对发达，各种应试之书已随处可见。考生们除了要将国子监刊印的儒家经典，《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官修韵书，以及《字林》《三仓》等著作烂熟于心，还要广泛涉猎有关应试技巧的书籍。而且对于“程文”的研习揣摩也必不可少。所谓“程文”就是科场前辈及当时的金榜题名者为应考者所做的范文。宋代书坊商人往往将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程文”汇编雕印成集，出售给应试举子。可遗憾的是，这些“程文”也都是拟作，与“原汁原味”的科举优秀答卷还有一定距离。金榜题名者的场屋原件必定会受到书商和读书人的追捧，而最终未能面世，其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两宋读书人热衷于科举。但应举的人数相应增加，落第的人数自然也就更多，由此还造成了一些消极的社会影响。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及稍后的建隆四年科举后，都曾出现过落第者自认为录取不公而在贡院闹场的事件。统治者除了严惩作弊官员，还在考试的各个环节上费尽了心思，制定了各种防范措施。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信度，宋太祖开宝六年把唐代偶尔实行的殿试定为常例，状元、榜眼、探花等前十名单均由皇帝钦点。宋太宗淳化三年为了避免考官与考生互通信息，知贡举等考官人选都是皇帝在上朝时临时决定的。考官名单一旦公布，名单上的人就不能回家，而是直接送到贡院封闭起来，名曰锁院。咸平二年，为了避免阅卷官因熟悉考生的名字而打分不公，宋朝实行了糊名制，即把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糊起来。考生信息糊起来以后，朝廷还不放心，担心考官认识特定考生的字迹。于是大中祥符八年又专门设置了誊録院，让誊录官把考生的卷子重新誊录一遍。藉由以上措施，宋朝的科举闹场事件在真宗朝后期已经大为减少。

　　朝廷在制度上想尽办法，以最大限度保证科举的公平。可即便如此，放榜之后也难免会有人大失所望，自认为应该金榜题名却最终名落孙山。他们仍想通过闹场来得到所谓的公平。那这种行为是否都是无理取闹呢？其实也不尽然。

　　宋朝进士科除考帖经、墨义等客观题外，还考诗、赋、策、论等。宋代曾有经义、诗赋之争，诗赋短暂停考，但很快恢复，而且在考诗赋的多数年代里，往往以诗赋定去留，赋尤其重要。因为考查诗赋，既有客观声律标准，也有主观发挥的空间，考查全面，相对公平。

　　宋代省题诗为五言排律，其格式要符合平仄、押韵、粘对、拗救、避重韵、忌复字等要求，起承转合的“程式”等考生必须严格遵守。一旦不合要求则直接黜落。赋为律赋，一般限360字，亦有严格的“程式”，押韵时一定要从试题中规定的限韵字所在的韵中取字，这些限韵字一般代表8个韵，多为四平四仄，且平仄相间。如建炎四年，进士科试《周以宗强赋》，以“周以同姓强固王室”8个字为限韵字，从平仄来讲，这8个字的声调分别是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应试者要弄清这8个字所属何韵，然后再从这个韵中找出所需要的韵脚字，最后将这些字巧妙地安排到赋韵中去。如“周”在“尤”韵，应试者就从韵书的尤韵找字押第一韵段，依次类推。这种出题模式，若应试者没有真才实学，即使考前做过该赋题，因限韵字不同，也无法照抄。如果主考官出赋题，副主考出限韵字，则更利于防泄题。考生一旦在平仄、押韵等问题上出现差错，同样与功名无缘。可除了这些硬性标准外，诗赋的文采、立意的深度、思想感情的表达等则见仁见智，很难有具体的标准，基本都要依靠阅卷官的学识、认知水平等主观因素来定夺。而且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批阅每份试卷的时间往往很短。正如林则徐所言“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请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并防士子剿袭诸弊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三）有时为了加快批阅进度，一目十行乃是常有之事，遑论将试卷逐字看完了。而要想在短时间内判定优劣，阅卷官心中往往也有一套更加“简易”的衡量标准。“每考校赋卷子，必先看第一、第二韵。即以诗看，有何好句。有好句则遍看彻，定去留；不尔，便斥下。”(《履斋示儿编》卷一〇）这样一来，漏看文中的锦囊佳句便大有可能了。况且，阅卷官长期做重复性的工作，很容易倦怠。南宋阅卷官张扩《读试卷有感》云：“巧语互一律，纷然如铦锋。挥笔馀万言，积案成千重。谁令缪悠子，持衡居其中。两目病且昏，不辨牛马踪。而使视试文，岂能分雌雄？往时心力彊，眼明耳犹聪。本欲藉科举，脱此文字攻。一朝反自缚，身随蠹书虫。负郭有田园，犹存荒菊丛。频年粳稻熟，酒贱尊不空。胡不驾柴车，远揖陶令风？作诗请伯氏，林下相追从。”(《全宋诗》卷一三九五）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张扩作为掌握举子命运的阅卷官，身锁贡院，身体不佳，精神恍惚，两目昏昏，不辨牛马，不分雌雄，这样的状态又岂能评判出诗赋的优劣？想必也只是“葫芦僧判葫芦案”罢了。由此评判出的试卷又有何公平可言？怎能让人信服？一旦传到社会上，考生又怎能不闹场？

　　科举考试虽为全社会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手段，而实际上毕竟不是每一份评判结果都能经受住全社会的检验。为了永绝后患，赵宋王朝就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即在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将试卷当众销毁。有史料为证：

　　“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制，皆当时所定。至今每亲试进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试卷子并录本于真宗影殿前焚烧，制举登科者亦然。”（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心存疑问的举子查无可查，失去了闹场的依据，消除了社会的隐患。但同时也让中国古代的科举资料出现了断层，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了遗憾。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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