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颍川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名士？

颍川，秦置天下三十六郡之一，主要是今天河南省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的地区。在三国时期，这里出现了大批名士，尤其是在曹魏政权中，有大量颍川郡出身的高级官员，曹操曾经评价“汝、颍固多奇士“。为何三国时期颍川会出现那么多名士呢？

秦汉时期的“北上广”

如今我们经常将“北上广”作为一线城市的代称。而颍川在秦汉时期就是妥妥的“北上广”，自秦朝设置天下三十六郡以来，颍川郡一直是除帝国首都长安、洛阳之外人口最多的郡。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颍川这个秦汉时期的“一线城市”

颍川是大禹的故乡，现代考古认为这里曾是夏朝或者夏部落的首都，故而从远古时代这里就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庞大的人口基数造就了颍川地区开发较早也较快，逐渐的也就成为了天下大郡。颍川地处中原腹地，离洛阳很近，而洛阳从周朝开始就逐渐是“两京”之一，其地位可与关中的长安或咸阳等地相比。这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加上人口密集，由此颍川郡便经济发达，商贸活跃，战国时期著名商人吕不韦家族就是出之颍川即为明证。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衣食温饱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才能开始有更大的精力去从事其他工作。而文化、知识的普及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颍川郡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因而成为秦汉时期的人口大郡、经济大郡和文化大郡。这就是颍川人才辈出的基础！

颍川的学风和民风

颍川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经济、文化大郡的优势，必然造成颍川人逐渐形成世家豪族的传统，而这些衣食无忧的世家豪族对学风和文化的传承教育一直是比较重视的。

颍川战国时期属于韩国，有浓厚的法家学术思想，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申不害和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在《汉书》中记载了颍川人“喜好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颍川人喜好参与政治和喜欢争讼的民风，一方面说明颍川人对入仕的热衷，而入仕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就促进了颍川人的学风普及。同时喜欢争讼就代表着法家思维的流传，而这种法家思维是适合非常适合乱世权谋争斗的。而随着东汉豪强势力的崛起，豪强士族为了延续家族权力，也使汉代的私学之风更加兴盛。而颍川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上的发达，也使得颍川私学之风更盛。但是由于刚才提到的民风问题，颍川人的学风并非齐鲁之地的儒学之风，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在学术上进行研究，而是有着强烈的以学入仕和参与政治的学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李膺、荀昱、杜密等主要代表都是颍川人，这不仅反映出颍川在当时士林中的重要影响力，而且可以看出颍川学子们热衷参与政治的表现。颍川人的独特民风和学风使颍川人积极参与政治，善权谋，这就使东汉末年的那一批颍川士子非常适合乱世的争斗，这也就是东汉末年颍川郡名士为何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同乡举荐，同气连枝，颍川人才井喷式出现的重要催化剂

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之时，人才也需要明主的赏识和重用。而这个人就是曹操，但是颍川名士大批聚集在曹操身边的重要催化剂就是荀彧的举荐。

荀彧在曹魏阵营的地位毋庸置疑，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曹操身边的萧何。从公元191年，时年29岁的荀彧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开始，就一直是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和政治助手。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并非荀彧首创，但是曹操的早期政治蓝图和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是荀彧为曹操制定和辅佐执行的。因此他一直深受曹操器重，他的意见也多被曹操采纳。由于曹操对荀彧意见的重视，荀彧为他推荐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大都出身颍川，这也体现出颍川豪族相互扶持、同气连枝的重要特征。但是不得不承认荀彧举荐的这些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反而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论政务，有钟繇；论谋略有郭嘉和荀攸；论屯田有枣祗（首倡屯田制）。可以说这些颍川人几乎在曹操身边承担了日常政务、军事谋略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到了曹魏政权建立，老一辈的颍川人才逐步凋零之后，颍川名士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陈群开始在曹魏政权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就是九品中正制的创立者，正是他将这种相互举荐、同气连枝的方法固化上升为国家政策，也促使了地主豪强势力的进一步壮大，逐步演变称士族阶层，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历史。但这一制度在当时必然使颍川人才首先受益，占据曹魏政权的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