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象出走背后

　　本刊记者/李明子

　　5月25日，位于云南野象谷的中国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收到一份来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紧急通知，要求派遣几名有经验的人员，跟随林业部门到玉溪协助开展野象迁徙的相关工作。

　　这群从西双版纳保护区出走的亚洲象不断北上，持续刷新野象迁徙北界的纪录。它们首次翻越了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哀牢山，并首次踏足玉溪的元江、峨山，甚至在几天后走到了昆明市辖区。“可以说这是象群迁徙最远的一次。”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教授吴兆录说，他对亚洲象的研究始于1994年。

　　6月6日，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的野象群。图/新华

　　到6月21日18时，象群在过去一天又向北移动了9.3公里，从玉溪市峨山县重新进入易门县十街乡的林地活动。近期象群在易门、峨山两地来回移动，而另一头独象仍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的林地小范围活动，距离象群24.6公里。此前，有专家预计野象回到西双版纳的时间“大约在冬季”。

　　“以往也有象群往返于普洱和西双版纳的保护区，随着象群数量增加，大象分布区域越来越广是正常现象。在和东南亚国家接壤的勐腊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大象还会在跨境联合保护下跨国界迁徙。”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巧燕解释说。

　　如果把时间坐标轴无限延长，亚洲象在中国分布的北界在不断南移，但也会反复出现从南向北迁徙的尝试。野象的每一次进退，都与栖息地的变化息息相关。

　　“保护亚洲象，就要保护亚洲象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从事亚洲象研究与保护32年的郭贤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栖息地的变化

　　董瑞曾观测到这个被称为“断鼻家族”的象群，他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管护所的基层巡护员。这群野象在离家出走前一年，就开始在勐养子保护区外围的“野象谷”附近活动。2020年3月，“断鼻家族”开启北迁之旅，西双版纳州北部大渡岗乡片区的监测员还曾远远地追踪过这群野象，看着它们走进普洱市太阳河森林公园后，通知了下一个片区的监测员“接力”。

　　关坪管护站外213国道上的“亚洲象活动预警字幕发布点”此刻并无异常。沿着213公路，在关坪管护站以南的野象谷附近分散着8个象道口。一条野路，象群走过一次就能记住，亚洲象时常横穿马路迁徙。为防止人象冲突，象道附近树干4米高的地方会安装红外相机监控，野象谷附近公路上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处警示牌，“禁止鸣笛”“禁止停车”“野象通道、注意安全”。

　　“象群迁徙找栖息地和食物大多发生在每年11月到次年4月的旱季。”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解释说，西双版纳全年分旱雨两季，旱季食物少，象群会四处游荡，迁徙路线没有特定规律，走到哪吃到哪，循环利用各个栖息地的食物，雨季走回森林。等到雨季快结束时，庄稼成熟，象群又相对集中在农田附近觅食。

　　历史上，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区域极为广阔。在7000多年前，北起河北，南达雷州半岛，东至长江三角洲，向西到云南高原盈江县西部的中缅边境，都曾有大量野象栖息。根据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的总结，从1830年即清道光年间开始，野象在中国的分布地区逐渐缩小到滇南的勐腊县、景洪县（今景洪市）、西盟县、沧源县、盈江县及以南的部分地区。

　　对此，《中国亚洲象研究》一书分析说，由于亚洲象自身习性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国野生亚洲象的分布区域呈现出“北界逐渐南移”的总趋势。

　　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繁殖与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带着亚洲象在雨林里进行野化训练。摄影/阿布

　　1958年，西双版纳州开始建设保护区。“当时相当于抢救性保护，共有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稿5个不相连的子片区，分散在全州。”郭贤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五个子保护区划定之初就是分散的，各自有不同的主要保护目标。”西双版纳州原州委常委、林业局局长曹孟良解释说。他翻出1980年的工作笔记，当时他刚到版纳林业局（现林草局）工作不久，曾参与保护区划定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保护区建设重获重视，勐养、勐腊和后来建设的尚勇，主要保护对象包括亚洲象。而没有大象分布的曼稿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1986年，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总面积24.25万公顷，约合362万亩，这么多年管理下来，一直维持这样的面积。西双版纳保护区就是我们认可的、国家法定意义上的野生亚洲象栖息地。”郭贤明说。云南另一个有大象出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位于临沧市的南滚河保护区。

　　经过多年保护，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沧市一带的野生亚洲象数量，从1980年代的170多头，增长到了现在的300头左右。“可以看出，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亚洲象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中国亚洲象研究》一书写道。

　　不过，曹孟良也指出，随着时间推移，保护区面临的问题也在发展变化，如今面临的许多挑战也是当初无法预见的。例如，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而出现的原栖息地承载力不足问题。

　　野象外迁

　　今年36岁的董瑞已经巡护森林17年，有着基诺族人典型的黝黑皮肤和结实身材，这也是他在野外作业多年的见证。他进山用的背包里通常只放一本工作日记、一把卷尺、一部GPS定位手机，和一些常备药品，如果夜宿山里，就再装一块便携的“塑料皮”，绑在树上挡雨用，基本没人会带一个几十公斤的帐篷。

　　今年5月18日，董瑞在勐养子保护区内莲花塘附近的泥塘发现了象群脚印，大脚印的直径有20cm左右。由于没有亲眼看到，董瑞估计这群象有4大2小。“我们对这片保护区太熟悉了，少棵树都能知道。”董瑞说。

　　偷猎在千禧年后就已不再是中国亚洲象种群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

　　“野象数量在增加，它们的栖息地——自然保护区因为森林保护力度大，森林覆盖率提高，能提供给大象的食物反而减少了。”王巧燕说。

　　森林防火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森林保护区的中心工作之一。严格禁止用火以后，区内乔木、灌木层树木得到了更新和演替，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8％提高到了现在的95％以上。但是，高大乔木遮蔽了阳光，使得林下草本和藤本植物越来越少，加之不能开展“计划烧除”，草场面积大幅度减少，草场质量下降，鲜嫩的草越来越少，出现亚洲象食物短缺问题。

　　“对大象数量超出原有栖息地承载力这种说法，我们是认可的。”王巧燕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大象每天活动10~12平方公里。当原有栖息地不能满足象群活动与繁衍需要，大象自然会寻找新的栖息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少量野象开始试探性地走出保护区，慢慢地，越来越多的野象出走，迁徙区域越来越大。张立等人曾在2000~2002年对思茅地区亚洲象的行踪进行过观察。一个由5头雌象组成的象群，白天隐藏在密林中休息，几乎不发出声音，17时后开始活动，寻找食物，如果进入农田，象群约在19时达到森林边缘，20时以后，待天色完全黑下来，农田中没人时，象群才进入农田。黎明前，象群又进入森林隐藏起来。

　　“大象外迁也说明现在的保护工作成效好，大象不怕人了，活动习惯也有所改变。”王巧燕分析说，早前，老百姓会放爆竹驱赶吃庄稼的大象，现在村民保护大象的意识提高，不伤害大象，大象的胆子也变大了，白天也会跑到农田吃庄稼。

　　象群走出保护区，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区域重叠，难免出现矛盾。为了寻找食物、水源、矿物质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象群不断北上。据《糯扎渡自然保护区》记载，亚洲象自2000年起偶见于思茅市翠云区和澜沧县交界的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西片（澜沧片），每年往返于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之间。

　　曹孟良根据获得的内部资料计算，近年来，大象每年造成300万公斤左右的粮食作物损失，按300头大象每头每天进食150公斤计算，这些粮食只是全部野象66天的口粮。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作物只是野象的季节性食物补充，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在森林中。因此，为了不让大象依赖农作物，解决亚洲象外迁问题，让大象回归自然，就必须对保护区内亚洲象栖息地进行修复。”曹孟良说。

　　恢复食源地

　　2020年9月的一个中午，刚升任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局长一个月的朱洪进到勐养子保护区调研。车开进保护区内公路时，朱洪进突然看到前方十几米外有五六头大象“轧马路”，朱洪进连声告诫司机“往后退、往后退”。这群野象慢悠悠地走进森林，没有攻击人类来客。

　　朱洪进当天要调研的正是位于保护区莲花塘的野生亚洲象栖息地修复项目。修复地位于保护区深处，因中心的大片莲花塘而得名。从保护区外进来，要先穿过森林，走一小时到澜沧江边，再坐船一小时，下船后再爬一小时山，才能抵达。之所以选择远离保护区周边农田的地方做栖息地修复，就是为了把大象留在保护区内，减少人象冲突。

　　莲花塘原本有村寨定居，早在保护区划定前就存在了。老百姓在此刀耕火种，因而没有高大树木，形成了天然林中空地，也被称为“林窗”。当时的村民采取轮耕轮歇的生产方式，拿出一部分地耕种粮食，轮歇地在水热条件极好的自然环境下很快就能长出粽叶芦、芭蕉等本土植物，深受亚洲象喜爱。

　　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生态，1988~1993年间，国家出资将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的8个村寨195户1120人迁出并安置。目前，在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仍有村寨。

　　借鉴了当地人刀耕火种的做法，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双版纳保护区一直在做“计划烧除”工作。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为了防止森林火灾，在境外出现火灾前，沿着国界线烧出一条防火带，避免火灾；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计划烧除”来对动物栖息地进行改造。但在2016年前后，因为一些政策原因，“计划烧除”工作暂停，至今还没有恢复。

　　令人意外的是，在莲花塘这样深入森林的地方，居然有外来物种肿柄菊。由于没有天敌，肿柄菊在这块地上泛滥成灾，而大象并不爱吃这种植物。进行人工种植前，要先清除肿柄菊，因不能“计划烧除”，郭贤明等人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人工拔草，这也是最辛苦、最烧钱的方法。

　　清除干净外来物种后，再人工补种亚洲象爱吃的本土植物，如粽叶芦、中华草、构树等。前两三年需要进行人工管理，让新补种的植物长好根系，这样被大象吃掉后还能再长出新叶，从而达到“促进自然更新”的目的。不然，刚种下去的禾本植物很容易被大象连根拔起，以后大象又没得吃了。

　　郭贤明介绍说，亚洲象栖息地修复工作从2010年前后就开始了，因经费原因，只能断断续续开展。资金来自各种渠道，有NGO组织给的，也有财政拨款。莲花塘的栖息地修复工作现在仍处于试验阶段，差不多修复了二三百亩。

　　针对保护区片段化、岛屿化问题，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教授吴兆录主张“构建生态廊道”。吴兆录认为，应该建设比保护区总面积更大的森林保护廊道，供象群迁徙。不过，规划落地过程中必然要调解老百姓土地经营与生态保护的现实矛盾，这需要行政部门介入。“比如，通过经济补偿等方式鼓励当地农民减少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保留大象爱吃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他建议说。

　　扶贫脱困与生态保护

　　基诺族人布鲁都今年40岁，家住基诺山巴朵村，尽管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当地人还是习惯地称她为“小布”。凌晨2点，小布已经和丈夫一起出门割胶了。他们要骑20分钟摩托车，再爬20分钟山，才到自家橡胶林，要赶在太阳升起、乳胶凝固前，把十多亩地的300来棵橡胶割完。整个白天，小布夫妻俩要一碗一碗地收集胶水，一天下来能收3桶，总共不到100公斤。

　　这些散发着刺鼻恶臭的橡胶水成桶要放在猪圈旁晾干后，才能拿去胶厂卖钱。小布夫妻俩一天的工作最多能换回不到400元收入，是一家六口的口粮来源。“赚的都是臭钱。”小布开玩笑说。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今天割的胶或采的茶，就是明天的生活费。六年前，小布因过劳差点中风，之后便不再割胶。

　　小布婚前住在附近的巴飘村，娘家七口人的主要收入是种植砂仁。当年家里的五六十亩砂仁是爷爷从1970年代开始种的。得益于砂仁，她家在80年代成为村里仅有的三四家万元户之一，她也因此交上学费，在景洪市读到职高。后来，随着砂仁老化，产量降低，小布娘家的收入也明显减少，她的两个弟弟因此无法继续上学读书，小布也在17岁时肄业外出打工。

　　根据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发布的最新的《2018年中药材产业年快报》，砂仁在各类药材中的种植面积最大，为19.21万亩，产值达43091万元。当地流传“一种药材致富一个民族”的说法，在云南全省境内，砂仁帮助边屏、昭通等多个贫困县脱贫。

　　“砂仁种植是历史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为发展经济鼓励农民在自有土地种植砂仁，并不是在保护区核心区。现在，当地经济发展依赖性最高的不是砂仁，而是橡胶林和茶园。”绿色和平东亚地区森林与海洋项目经理潘文婧解释说。

　　为满足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需要，国家从1950年代开始在西双版纳和海南岛建立国营农场，推行橡胶种植。“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当时仅靠国有农场种植，产量远远不够。”曹孟良回忆说，从1980年代开始，国家鼓励私营种植，不但免费提供橡胶苗，每亩地还补助50元。但一开始，老百姓种胶的热情并不高，因为橡胶的生长周期长，一般要种植八年后才能割胶卖钱。

　　小布夫家其中一块10亩多的胶园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种植的，等橡胶长成，刚好迎来胶价上升期。在曹孟良的印象中，西双版纳出现种胶热是在2000年以后，天然橡胶价格从2002年初的6605元/吨上涨至2011年初的近43000元/吨，西双版纳的上万亩林地被私人或企业承包后改种橡胶。“目前全州的战略储备橡胶是447万亩，国营、私营均有分布。”朱洪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能说老百姓经营自己的土地就是破坏亚洲象的栖息地，没有道理把过错强加到老百姓身上。”郭贤明分析说，过去土地多、人口少，有更多富余土地不用于生产，这些区域可能有过亚洲象活动。现在老百姓需要更多土地用于生产，种植一些作物，来保证生存，没有侵占国有林，更没有侵占保护区森林。

　　退胶还林的多种尝试

　　“保护区外的亚洲象栖息地修复，离不开雨林保护，这就不可能不触及退胶还林，而退胶还林不仅是生态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多年来难以推进退胶工作，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当地农民砍胶后的替代经济收入问题。”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下文简称雨林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指出。

　　他表示，退胶还林的另一大困难，还在于需要做管理和修复的私营橡胶林，又大多在个人或企业手上，政府又不能对其强行管理。

　　张锡炎三年前承包了一片天然林地，因不忍破坏其中的珍稀植物，一直保留着原始雨林形态，没有开发。这块雨林旁边就是小布夫妇所在的巴飘村、巴朵村，村民的部分橡胶林种植在高海拔地段，或有的因年久而老化，刚好做退胶还林试点，而退胶后的村民可以利用张锡炎的那片雨林做生态旅行来替代橡胶收入。

　　在调研时张锡炎发现，当年胶价下跌，每亩胶林给农民带来的收入不超过450元，平均每棵树的收入不足15元。鉴于此，他制定了一套包含了短中长期效益的组合替代收入方案。短期收入就是参与退胶还林后每年每亩补助的600元树苗管理费，被砍掉的橡胶树也可卖钱。中期收入是鼓励农民到附近的雨林做向导，发展生态旅游，村民在介绍过程中也能加深自己对雨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长期来看，种下的树苗包括紫檀等高经济价值林木，四五十年后成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财富。截至2020年底，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共组织退胶还林323亩，栽种并存活树木18424棵。

　　二十多年前在环保部门工作时，朱洪进就在考虑“退胶还林”的事，但他很快意识到，茶和橡胶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全部退还给雨林也是不现实的。他就看书研究、请教专家，提出了“茶园森林化改造”和“生物多样性胶园建设”的想法，简言之，就是在茶园里和胶林下种树，恢复成“近雨林模式”。但种什么树、怎么种，现在仍在试验中。

　　“科学试验是允许犯错的，只有试验成功的把握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才能推广。”朱洪进说，州林草局计划在橡胶地实现“山顶还林、沟谷还湿、林下还草”，现在主要试验的就是“林下还草”环节。在景洪市区东北方向的曼乐坝水库边有200多亩试验田，田里的橡胶林下种植了砂仁、大叶千斤拔等药材，还在种粽叶芦、牧草等大象爱吃的禾本科，未来还可以尝试种植可可等经济作物。不同林下植被的地块标有数字编号，工作人员定期对植被长势、土壤成分等进行记录和分析。

　　试验田的管理者、西双版纳神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杨顺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频繁割胶不仅带走了胶林土壤中的水，也带走了植被生长发育必需的营养元素，因此才会生粉虫病，而打药杀虫又破坏了林下的生物多样性。为此，他们在种植前对土壤进行了测验，并有针对性地施有机肥恢复土壤肥力，现在橡胶林没再出现虫病，而随着林下植被增多，青蛙、蜥蜴等小动物也多了起来。

　　2018年起，雨林基金会还与勐养子保护区合作，对区内小田坝村旧址进行亚洲象食源地修复。小田坝村于上世纪70年代迁出保护区，但村民的250亩耕地仍留在区内，2005年后常受到亚洲象光顾。雨林基金会对村民进行土地补偿后，用轮耕轮休的方式在这块地上种植亚洲象喜食的本土植物，目前已经修复了100亩。随着修复面积扩大，2020年7月，基金会又补发给20户村民共计29.48万元的补偿。“我现在每年多一半时间都在全国各地飞，为的是筹款。”张锡炎说。

　　最终的解决办法，郭贤明认为，还要靠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那样可以在更大尺度上做总体规划，哪些区域可以给亚洲象，哪些区域给其他动物，哪些区域留给森林。还可以对保护区外老百姓的土地进行规划，土地的使用问题需要更高的决策部门来筹划。”郭贤明说。

　　“亚洲象国家公园涵盖了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多地，目前西双版纳部分的规划已经完成并上交，会有相关部门完成统筹。”朱洪进介绍说，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行动，其中三项与保护雨林和修复大象栖息地相关，其中就包括推进亚洲大象国家公园建设等内容。经过初步计算，要落实这些工作，至少还需几十亿元。

　　西双版纳的雨林是北回归线在地球上穿越的唯一一块绿洲，除了亚洲象，这里还生存着全国1/4以上的野生动物，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就有109种。与此同时，这片土地还滋养着119.6万常住人口，也是全国仅有的两处可种植战略橡胶资源的地区之一。

　　“西双版纳的发展不应唯GDP论，是否可以尝试探讨一种生态补偿机制。西双版纳为全国保存着唯一一处雨林系统及其大量珍稀动植物，这难道不是一种贡献？那么，全国各地作为生态修复的受益者是否也应参与到生态补偿中，提供一些助力？”吴兆录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