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恩来有刎颈之交，毛泽东对他了如指掌，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跌宕人生

文/苗体君

1979年7月2日早晨，85岁高龄的包惠僧起床后多有不适，晚上10点40分，包惠僧突然猝死在家中的床上，医生诊断是“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由于包惠僧身份特殊，他追悼会的悼词很难拟定，在他去世20天后，即1979年7月22日下午4时，包惠僧所在的工作单位国务院参事室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包惠僧举行追悼会。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2009年4月1日，包惠僧的亲属把包惠僧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公墓迁回故里安葬，这也算是圆了包惠僧生前的心愿。包惠僧的骨灰被下葬在他的出生地湖北团风县但店镇溢流河拱桥铺村一座小山坡上，这是一座简简单单的坟冢，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上刻着“包惠僧”的名字，没有墓志铭，在山坡下就是包惠僧的故居，包惠僧就出生在这里。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85年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包惠僧晚年自称“栖梧老人”之谜

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出生，学名道亨，号贵三，后因与父亲生怨，自己将名字改为悔生。

湖北一师毕业后，包惠僧成了《大汉报》《汉口新闻报》两家报社特派外勤记者，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回到武汉后，他结识了同乡陈潭秋，当时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慢慢地二人私交越来越深。靠稿费谋生的包惠僧为了能得到外地的新闻，1920年1月29日，到了天津，并采访了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周恩来，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20年2月5日，包惠僧在武汉结识了陈独秀，不久，湖北鄂城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伯垂带着陈独秀的一封信找到了包惠僧，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湖北潜江人、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也从上海寄给董必武一封信函，希望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党，就这样包惠僧结识了董必武。

包惠僧一生先后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在1914年，当时包惠僧在湖北省立一师读书，婚姻是包惠僧的父母包办的，新娘名叫丁雪姣。第二次婚姻是在1922年，新娘叫夏松云是江苏高邮人，后来二人隔阂越来越深，最后分居。恰在这时，在包惠僧家做家庭教师的谢缙云走进了包惠僧的生活，并成了包惠僧的第三任妻子，而且陪伴包惠僧一生，关于包惠僧使用“包惠僧”这个名字的原因，谢缙云曾对人解释说：“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包惠僧

包惠僧脱党后，凭借在黄埔军校时与蒋介石的交往，1931年，担任国民党军委秘书兼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至1947年间，包惠僧在国民政府里先后担任过内政部参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务，后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当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包惠僧一家去了澳门。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就靠国民党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无奈之下，湖北同乡著名学者熊十力写信劝他说：“我据老董（指董必武）所言，你与周恩来有刎颈之交，毛泽东对你了如指掌，幸逢盛世之际，你蜗蛰澳门，岂不是一叶遮目，不见泰山之雄伟耳?何不弃暗投明，却龙藏蛇洞，效乌龟缩头之法也，那又何苦矣?疾速知迷猛悟，显有廉颇之风度，理应凤栖梧桐，龙归沧海，大显身手，共建中华千秋伟业，为至要大事矣!”在熊十力的提醒下，包惠僧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一个星期之后，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来到了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老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1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请包惠僧吃饭，见到周恩来后，包惠僧深感愧疚。当年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一天，周恩来去国民政府内务部见部长张厉生，在张厉生的办公室里，周恩来见到了包惠僧，周恩来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包惠僧害怕受到牵连却远远走开了，生怕被别人看见。

1950年，按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此后，包惠僧写文章开始使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对此，有人问包惠僧的夫人谢缙云：“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谢缙云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第二、关于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资格之谜

在中共一大的研究上，关于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的问题，历来是史学家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二是、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

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1949年以前的回忆资料中均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但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就是包惠僧是哪个地区的代表，可以分为三种说法：①中共一大两位武汉地区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都认为包惠僧是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1929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何叔衡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董必武写信询问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参会代表、会议议程及内容、会议地点、大会是否发了宣言等五个问题。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复信中写道：“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年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3页）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接受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采访时，谈到中共一大的时候，再次明确说“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参加会议。（《“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2版，第293页）1936年，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中明确写道：“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分家后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这次到会的一共有13个人。”②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张国焘认为包惠僧是代表武汉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1942年，周佛海在《扶桑芨影溯当年》一文中写道：“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949年后，另外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也认为包惠僧是代表武汉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书中张国焘写道：“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认为包惠僧是代表上海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这一说法源自于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写道：“陈独秀还告诉过我参加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

包惠僧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为何会出现三种说法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包惠僧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以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1920年9月中旬，经刘伯垂介绍，成为武汉的第一批党员，武汉党组织临时支部成立时，包惠僧是支部的负责人。1920年9月至年底，包惠僧都在武汉从事创建党、团活动，并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俄留学，由武汉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后因去苏联海参崴的航路中断，加上经费困难，未能成行。随后，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加上海党组织的教育宣传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主持广东的教育工作。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由李汉俊、李达主持，李汉俊就让在上海的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请陈回上海主持工作。于是，1921年5月，包惠僧就由上海去了广州，在广州住了两个月，这期间包惠僧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旬从广州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在10个月内，包惠僧从武汉到上海，又由上海赴广州，而且所到之处，包惠僧都参加了所在地的党组织活动，所以，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身份就出现了以上三种说法。

◆1963年，纪念“二七大罢工”40周年，周恩来与包惠僧（左）交谈。

1949年后，包惠僧的中共一大正式代表的身份遭到质疑，说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的有三种说法：①串门说，源自于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最早否认包惠僧是一大正式代表身份的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1954年4月，刘仁静在《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文中写道：“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十二人。包惠僧不是代表。”（《“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到了1979年，刘仁静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包惠僧参加中共一大是来“串门”的。1979年3月，刘仁静接受关于一大问题的采访时说：“除上面十二人外，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是从广东到上海的，但并不是广东组织的代表，我认为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来的。当时开会对他也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我认为毛主席说代表只有十二人，如果只算十二人，那就没有包惠僧。”②包惠僧是列席代表，这一说法源自于董必武。1971年，董必武明确放弃了原来关于包惠僧是广东党组织代表的观点，而认为包惠僧是列席代表。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关于中共一大和湖北早期党组织的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此外，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1955年8月2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六月上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在分区罗列的代表名单时也没有提到包惠僧。③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即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几种不同观点时，学术界通过研究也得出一种观点，就是包惠僧是陈独秀个人的代表，有些学者又称包惠僧是陈独秀个人的观察员，因为包惠僧出席一大是由陈独秀提名，而且陈独秀自己又没有出席会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采纳了这种观点，该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通过多年研究分析后，我认为包惠僧应该是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首先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第一个否认包惠僧代表身份的是刘仁静，刘仁静曾经在回忆中说：“我认为毛主席说代表只有十二人，如果只算十二人，那就没有包惠僧。”而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得很清楚，包惠僧在12个代表之内，毛泽东说：“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而且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成了列席代表，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因为中共一大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怎么能随便允许串门的人参加会议。1959年9月，董必武在鉴别中央档案馆报送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的三个文件后，认为包惠僧是列席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明确写道：“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根据各方面情况推测，这份报告很有可能出自于中共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之手，而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的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张国焘是把何叔衡排除到12名代表之外的，很显然包惠僧是包括在12人之内的。有些研究者说包惠僧是“陈独秀个人的代表”、“陈独秀个人的观察员”，这就更站不住脚了，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写给大会的信，是陈公博代交的，而且包惠僧自己的回忆中从来没有说过他是陈独秀个人的代表。

其次，1949年后，包惠僧在回忆中，曾经4次明确说自己是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第一次是1953年8、9月份，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中，包惠僧写道：“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的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行前陈独秀同我说：大会后你还是回武汉工作，你在武汉工作比较有作用些。我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次是1961年1月20日，在《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一文中，包惠僧写道：“在一次广州支部会议上，陈独秀说：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会的代表二人，特别邀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的会议。陈独秀把来信的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第三次是1978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包惠僧写道：“关于代表人数，‘一大’召开时，一个地区两个代表，加上国际的代表，实际上参加大会的共有十五个人。”“广东：陈公博、包惠僧（‘一大’前夕，我在广东，陈独秀提出要我当广东代表，目的是要我回湖北工作，他认为湖北没有我不行，所以广东支部全体同意包惠僧、陈公博当‘一大’代表）。”“湖北的报告是我做的，因为我曾任湖北党支部书记，董必武、陈潭秋一定要我做。”可能是因为包惠僧在会议上作了湖北的报告，给张国焘、周佛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回忆时把包惠僧误认为是武汉党组织的代表。第四次是1979年5月，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写道：有一天，陈独秀召集广东组织开会谈派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会，“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看了包惠僧的回忆后，再对上面不同的观点逐一进行分析，毫无疑问，包惠僧就是广东党组织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

第三、关于包惠僧与中共一大之谜

包惠僧作为一大代表，会议期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1、以半客半主的身份，帮助做一些会务工作。

包惠僧、陈公博被推举为广东党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后，二人并没有同行，因为陈公博与妻子结婚不久，还没有度蜜月，就想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携妻子度一次蜜月，同时还可以掩护开会。包惠僧登上了直达上海的海船，并于7月20日到达上海，陈公博夫妇比包惠僧晚一天到上海，住进了大东旅社，包惠僧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发了一封报平安的电报。

早在半年前，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就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而且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一些活动，对上海党组织的情况比较熟悉，这次包惠僧来上海仍然住在新渔阳里6号。此时正值暑假，博文女校校园里空荡荡的，李达、王会悟夫妇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这里租了几间房作为外地代表的住处。包惠僧只在新渔阳里6号住了一个晚上，张国焘就要他搬到博文女校来住，包惠僧来到女校的时候，这里已经住进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共8人。包惠僧和周佛海住同一个房间，张国焘名义上也住在这个房间，因为他在外面租了房子，所以并不常来。

因为包惠僧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就以半客半主的身份，做一些会务工作。刚一住下来，他就去找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接洽交房租的事，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而且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包惠僧都是湖北同乡，办事比较方便。

2、一个人冒险回李汉俊寓所打探消息。

据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仍在原地、原时间开会，马林和尼克斯基来了。刚宣布开会时，一个陌生的人进来把门帘子掀开，向我们会场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下楼了。马林很机警地问大家认识来人吗，都说不认识。马林说是个包打听，今天不能开会了，马上解散。我们大家一两分钟内，就从前门走了，只有陈公博和李汉俊坐在那里聊天……”包惠僧和其他代表走出大门后，没有回到住处博文女校，因为他们害怕那里已被密探监视。他们不时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盯梢，便拐弯抹角来到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兼李达夫妇和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的住处。

大家坐等了两个小时后，都很牵挂李汉俊、陈公博二人，于是，张国焘就让包惠僧到李汉俊家看看情况。对此，包惠僧后来回忆说：“内心也急切想知道一个究竟，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去，当走上楼梯时，李汉俊、陈公博正走出来看。”李汉俊告诉包惠僧，他们“走了约十余分钟，巡捕房开了两部汽车来了一群人”，“把这间房子围住，一面问你们开什么会，一面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和事”，他“用法语跟那几个法国人解释了几句”，“说不是开会，是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在这里谈论写现代科学丛书的问题”，大概巡捕们也知道这里是他哥哥的住宅，就走了。李汉俊的哥哥叫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当时正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工作。随后，陈公博对包惠僧说：“法国巡捕刚走，此地非久留之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

3、参加了一大会议的全部议程，并积极发言。

为了安全起见，包惠僧与其他代表移师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在正午一点钟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接着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又开始讨论“宣言”。包惠僧积极发言并谈了自己的想法，包惠僧说：“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很多同志同意包惠僧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是军阀，可是董必武、陈潭秋反对包惠僧的这个建议，“当时董必武发了好几次言，认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孙中山不是军阀”，后来，包惠僧说，“董必武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感情，这样就为国共合作安下一个伏笔。”陈潭秋“主张对北洋政府与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分别对待。”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把包惠僧的意见给否决了。

后来，据包惠僧回忆，他参加了一大的每一次会议，每次会议上，“大家都争取发言，发言最多的是张国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自己“也算是发言较多的”。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包惠僧也投上了自己神圣的一票。据包惠僧回忆，“约在下午6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到达上海时间虽不很晚，已是灯光万家了。”

4、受毛泽东指派赴上海实地踏勘一大会址及博文女校旧址。

1951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在已确认的中共一大会址及博文女校旧址设计、建立纪念馆。1953年6月，3个按一定比例制作的袖珍模型送到北京，毛泽东说：“叫包惠僧代我去看一看。”还要他“写一点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包惠僧的妻子谢缙云回忆说，包惠僧“去看了两次，因为年代久远，模型又小，缺少细节，特征不明显，很难下结论。毛泽东说干脆直接去上海看现场”。1954年3月，包惠僧南下上海，下榻上海大厦11楼7号房，与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也就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嫂子，一起实地踏勘。

第四、关于包惠僧脱党之谜

关于包惠僧脱党的原因，过去普遍认为是包惠僧与张国焘有矛盾，包惠僧始终认为党内有一个“张国焘小组织”的存在，处处对他进行刁难，南昌起义失败后，包惠僧对革命的前途由悲观到失望，又由失望到消沉，他因而脱党。

我认为包惠僧脱党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与张国焘结怨，错误地认为党组织内存在着一个“张国焘小组织”，而且处处与他为难。一大后，包惠僧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当时张国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顶头上司，极有个性的包惠僧因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与张国焘的摩擦不断升级，张国焘回到中央坚决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关键时刻，是陈独秀把包惠僧保了下来。后来，包惠僧又化名包一宇，被分配在京汉铁路工作，不久，包惠僧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来，当时中共党内能领导他的只有陈独秀一人，而张国焘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只会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指挥别人。张国焘再次向中央告包惠僧的状，要求开除包的党籍，因陈独秀不同意，这事才算不了了之。随后，在工作中包惠僧多次与张国焘的发生冲突，包惠僧还始终认为党内存在着一个“张国焘小组织”。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包惠僧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南下广州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的二十师党代表的职务被解除。不久，周恩来办了一个训练班，专门训练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包惠僧任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中央派包惠僧赴莫斯科学习，但包惠僧却向中央要求让妻子夏松云同去，中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莫斯科也就没去成，包惠僧认为是“张国焘小组织”害了他，还使得他同陈独秀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包惠僧来到武汉，将周恩来写的介绍信交给当时主持武汉工作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邓演达就派包惠僧去筹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但在工作中，包惠僧再次与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代表张国焘发生了冲突。1927年1月，包惠僧受邓演达的指派，出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十四师师长叫夏斗寅，湖北麻城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旧部。不久，邓演达率部进入河南继续北伐，夏斗寅的部队被调到湖北宜昌，以防川军趁机沿江杀出。包惠僧还尽力为夏斗寅的部队争取了许多补助，发放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夏斗寅对包惠僧十分感激，但夏斗寅暗中却同南京的蒋介石进行了电报联络，这件事让中共、包括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非常气愤。不久，负责武汉地区的中共负责人张国焘找包惠僧谈话，向包惠僧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夏斗寅为什么与蒋介石联系；二是你去宜昌工作那么久为什么不向党写报告？三是你在宜昌为何花天酒地，行为不检。包惠僧当时只承认了前两点错误，至于第三点“花天酒地、行为不检”，他认为是不实之词。他一气之下向邓演达写了辞呈，决定离开夏斗寅的部队。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夏斗寅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川军杨森部马上占领了宜昌，严重威胁武汉的安全。远在河南前线的北伐军正忙于战事，邓演达对此十分焦急，就派包惠僧去做夏斗寅的工作。谁知夏斗寅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围攻武汉，后来干脆投靠了蒋介石。为此，包惠僧险些被开除党籍，最后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他从此变得悲观消沉起来。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活动机关旧址。

二是、对陈独秀的政治遭遇很是不满，这也是包惠僧脱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惠僧与陈独秀的友谊开始于1920年2月5日，当时，陈独秀来到武汉文华大学做学术报告，年轻的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带着“崇敬”，前来采访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两个人通过长时间的会谈后，都有相见恨晚之感。6个月后，包惠僧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第一封信，陈独秀希望包惠僧和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一起创建武汉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的提携下，26岁的包惠僧曾出任武汉共产党组织书记一职，中共一大召开时，又是由陈独秀提名，包惠僧代表广州共产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后两人曾一起坐牢，可谓是私交甚笃，包惠僧曾回忆说：“他（陈独秀）比我大15岁，我很敬重他，我们都喜欢彼此的性格。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后来，包惠僧与张国焘发生矛盾，张国焘多次要求中央开除包惠僧的党籍，关键时刻都是陈独秀站出来保护了包惠僧，陈独秀还批评包惠僧，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张国焘小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被停职，这对包惠僧的打击很大，可以说包惠僧在中共内部失去了陈独秀这座政治靠山。“七一五”政变后，包惠僧奉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到达南昌。南昌起义发生后，部队南下广东，包惠僧奉命暂时在南昌潜伏下来。周恩来在南下前给包惠僧写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武昌找党组织。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包惠僧并没有去找党组织，而是先后在老家湖北黄冈、岳父家江苏高邮躲了一阵，不久去了上海，并从此脱离了中共组织。

陈独秀、包惠僧二人脱党后，成为不谈政治的挚友，晚年的陈独秀生活在偏僻的四川江津县的鹤山坪，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可谓是门庭冷落，贫病交加，包惠僧得空时都要去看看陈独秀，并在生活上尽量给陈独秀一些接济。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叫妻子潘兰珍割了两斤肉，还带包惠僧到自己种的菜地里摘了些四季豆，因为是抗战艰难时期，陈独秀平日里难得吃上肉，就多吃了一些，到夜间就不舒服了，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天亮前吐了一地。此后几天里，陈独秀卧床不起了，5月27日陈独秀病逝，而包惠僧是给陈独秀送终的唯一的好友。对陈独秀的死，包惠僧曾难过地说：“陈独秀死了，他的一生是艰苦多事的一生。”1949年后，因为政治的原因，包惠僧很少谈到陈独秀，但二人在22年的交往中，包惠僧收集、保存着十几幅陈独秀的墨迹和数十封与陈独秀的来往信件，包惠僧把这些墨迹和信件小心装裱成册，并撰写前言，珍藏起来。“文革”中，由于害怕惹祸，包惠僧将这些极其珍贵的墨迹、信件付之一炬。

三是、包惠僧性格上的原因也是其脱党的原因之一。包惠僧在性格上容易激动，与人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平时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因此，熟悉他的人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包大炮”。与他十分熟悉、要好的陈潭秋甚至称他为“暴徒”，在与张国焘之间冲突时，包惠僧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主要是性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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