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五大城市群成型，仍待补齐关键短板

作者：郑渝川

本号原创首发

所评图书：

书名：《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

作者：张明、魏伟、陈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6月

《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这本书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明及其率领的团队。

这本书的架构，或者说主要观点之一就在于，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将主要受五大增长极——五个城市群，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六省、西三角，并指出这五大增长极各自已经形成强有力的三个引领城市：

大湾区：广州、深圳、佛山；

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

京津冀：北京、天津、雄安；

中部：郑州、武汉、合肥；

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

这一组城市名单，显然是存有争议的。比如，无论从城市GDP排位来看，还是对照2020年与2010年常住人口的增减值，江苏省范围内更显成长活力的城市，显然是苏州市。

更为重要的是，长三角的发展特点，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冷战后西方世界的格局，即一超多强：一个超级都市（上海），外加若干个强力增长、拥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城市（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合肥、南通、无锡、温州、常州、扬州、绍兴等）——在这样的格局中，超级都市对于区域内其他大城市等地方的带动要远远大于限制。上海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本世纪初头个十年就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了其与长三角其他三省的协作。

上述特点在其他四个增长极中，要么不存在（比如京津冀，又如西三角，再如中部，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动相对很少，且主要停留于行政推动而非市场协作），要么就稍逊一筹（比如大湾区）。这也意味着，除了大湾区，其他三个增长极，仍将花费较多的时间以及资源，完成长三角已经部分完成的一体化进程，而不能“带病上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欧元区诞生后的磕磕碰碰，其实就是因为欧元这一项目本质上是政绩项目，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融合还没有发展到已经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货币统一的水平；而“带病上阵”的欧元区，果然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就迅速触发了欧债危机。

这种情况下，将长三角，以及大湾区，与京津冀、中部、西三角的城市群纳入到一起来探讨，并不是特别恰当。实际上，书中在引述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时也指出，区域一体化也有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风险，比如京津冀一体化带来了非常强的虹吸效应，让京津之间的人才流动也发生失衡。而武汉、重庆等城市对于欠发达省份的带动效果，要逊于虹吸这些省份人才、资源等要素的风险。

当然，《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不乏亮点。全书开篇第一章梳理了国内城市发展研究理论界、政策研究领域，有关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研究的成果时谈到，空间上的联系和区域一体化并不能画等号，区域内交通通达度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重要的判断。近年来，随着国内高铁、高速公路建设的推进，许多地方的官方媒体、自媒体甚至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企业，都秉持一种颇为轻浮的观点，那就是将某个高铁、高速公路项目的建成，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取得大幅提升的标志，而很少关注所涉区域各地是不是真的在市场、要素、制度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体化成果。

区域一体化通常以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开启，逐步推动市场要素、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区域政策等方面的一体化。这也意味着，包括前面提到的京津冀、中部、西三角等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发展失衡等问题，也可以在其他方面一体化得到实现后，加以解决或缓解。但问题在于，正如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市场主体往往会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集聚，哪怕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空间和资源的拥挤；而地方政府基于任期政绩的考虑，助推投资建设、产业结构的同质化。

这也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将很可能成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地区在参与相关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实现的目标。哪怕是区域政策，如产业、财政、投资、金融、创新、土地等政策层面，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政策实现统筹、同步，市场主体的选择也仍带有惯性。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产业结构一体化的破题，很可能或只能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并以央企、省级国企主导重大项目投资，带动配套、关联产业转移等方式，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创造产业空间。《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书中也提到了相应的建议，特别是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利益协调机制、补偿机制，以破除行政壁垒。

《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这本书相当深入分析了五个城市群的经济环境、人口状况、产业结构、财政实力、投资机遇，并在国际范围内寻求了与这五个城市群存在一定相似性的城市群标杆，分析了可资借鉴的政策经验。这本书有益于读者了解过去10-20年内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政策、城市化发展政策带来的城市群集聚状况，有助于对不同城市群的发展方向形成判断，从而更好地把握投资和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