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古 镇 岁 月（3）--张传堂

（接上期）

第三章 跃进年代

一、水灾

一九五七年夏，鲁西南一带发大水。灰濛濛的天空连天触地如同瓢泼一般倾泻而下，整整七七四十九天直灌得整个鲁西南一片泽国。羊山街地势较高，那也是“羊山街上蹦鲤鱼，高粱地里摸鮥耶”。羊山四周村庄更为凄惨，开始村里还打起围堰阻挡客水入庄，无奈雨大水急，内水爆满，外水涌入，冲垮堤坝泄入村庄。庄内齐腰深水，年久房屋不经浸泡墙倒屋塌。村民们无奈趁着下雨间隙纷纷逃向羊山，羊山街的学校、区公所、庙宇都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场水灾除了高粱还有点收成外，低矮庄稼几乎绝收。灾后，群众生活陷入困难。进入冬季，为彻底解决水涝灾害，省县各级号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了治理河道修坝排涝工程。按照上级部署，羊山集的农业劳动力集中去了微山二级坝工地。杨守业和他的十五岁的大儿子杨景旺被编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大军，随社员们迎着初冬的寒风，用地排车拉着铺盖、锨、镐等工具，向微山湖二级坝进发。一路上，遇到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向二级坝方向前进，车轮滚滚，数条人流蜂涌而至。工地附近的村庄都住满了挖河的人们，后来者无房可租的就在工地附近搭起窝棚，草毡覆盖，土坯磊灶，燃起缕缕炊烟。杨守业和他社里的社员们住在了一家农户的土坯房内，两间土房的地面铺上了厚厚的麦秸，整个的大通铺，被褥紧挨着，相互取暖。门外搭个草棚架，垒上锅灶，就解决了民工的吃饭问题。

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带上工具来到挖河工地。二级坝是一个大型水利排灌工程，建南北向的拦水大坝，东西向开挖一条宽阔的河道，以把湖西上游的水直疏浚到南四湖里。按照预先分配好的土方工程，社员们肩挑人抬，锨挖镐刨，人山人海，红旗飘飘，一派繁忙。由于人们都穿着棉衣棉裤，干上一阵就汗流满面；休息一阵，河道寒风吹人发冷，不得不以干驱寒。热冷互替，天寒地冻，身体稍有虚弱的便经不住热寒相袭而得病。渐渐两岸趋高，河床见底，地下水涌出，冰冻土硬，影响工程进度。为此，民工们就在河床中间挖一条小沟，把水流在中间，以利两边取土，每挖一层，就深落水沟一次，谓之挖垄沟。这是挖河最苦的活，因要踏着薄冰，双腿没在冷水里，用锨从沟中取泥，既冷又重，甚至需要脱掉棉上衣，否则，挖不动水中的泥。由于寒冷刺骨又是力气活儿，社员们只能轮流着干，下垄沟前还要猛喝几口烈酒御寒。杨守业自然不能例外，但他体质虚弱，又得过哮喘病，干这种活心里有些发怵，只能硬挺着干。他卷起裤腿，扒掉棉袄，几口白酒下肚，跳进了泥沟里。锨湿漉漉的，端起沉甸甸的泥沙一锨锨地向沟外翻，一会功夫汗浸出头额，但胸和背却被寒风吹的冷嗖嗖的，双脚冷得发麻，直到挖不动时，才拔出泥脚上岸休息，披着棉衣裹得紧紧的，猛抽几口旱烟，以缓解寒冷和疲劳。晚上，大家都蜷曲在麦秸地铺上睡觉，由于劳累大家都很快进入了梦乡，杨守业却头脑发晕嗓子发痒，咳嗽声打破了宁静。

黎明时分，民工们开始起床陆续上工，杨守业发着烧随着劳动大军进入河套。铅灰色的天空飘着细雪，清晨的风带着哨音，伴着热火朝天的劳动者，黑压压地覆盖了整个工地。杨守业拖着虚弱的身体艰难地掘起沉重的锨头，一锨锨地放入筐内，然后抬起筐向岸上走去。肩上的担子死沉死沉的压得要命，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步履艰难；汗不断地浸出，似乎棉衣都驮不住了，嗓子咳嗽的一阵紧似一阵，由干咳到白痰，进而发黄发臭了；他渐渐不支瘫坐在工地上。下午，杨守业便无力上班了。夜里又是发烧又是咳嗽，夜深人静，哮喘的噪声影响了同伴们的休息。无奈，天亮后，队长安排杨景旺用板车拉着他爹杨守业回家了。

杨朱氏在家总是坐卧不安，眼瞅着天气渐渐寒冷，想着丈夫瘦弱的身体怎能经受住风天雪地的体力活，心里总是不安。正思忖间，猛听得门外一声喊：“娘！俺爹回来了。”

杨朱氏赶紧来到门外，看到病倒在车上的丈夫，一股愁云布满脸颊，上前搀着老伴杨守业一步一步艰难地来到屋里，慢慢地躺在了床上。然后，烧了姜汤让父子俩驱驱寒。从此，小家庭的哮喘声不止了，杨朱氏备好痰盂。接下来开始考虑怎样治疗和调养。她从抽屉里找出钱布袋，打开几层布后，仅有数张碎票而已；再瞅瞅面盆，只是些地瓜干面、高粱面，麦粉早已告罄。墙角的囤里放着些地瓜干，地上散落小地瓜、萝卜根之类，这就是全家人的冬季口粮，上哪里搞点白面养病呢？杨朱氏犯了愁。无奈，杨朱氏拿了空面瓢到邻居李婶家去了。

“大妹子，俺孩子的爹从河工地回来了，痨病复发了，俺向恁借瓢白面？”

“好的，大嫂。天寒地冻，活又重，怎经得住？您可要好好给大哥补养补养，多做点好吃的。”说着，接过瓢来，从面盆里挖了一瓢，然后用手把面铺成一个水平面，以方便还面时，按平面的样子返还。

杨朱氏回家把面倒出一点来，参和些地瓜面，做成一碗面条端给杨守业。她和孩子们用大锅煮一锅地瓜块、胡萝卜块，用地瓜面撒到锅里一煮，就成了一家人的午饭。杨景旺吃罢饭就返回工地了，河工比家里的饭食要好些。小景生去上学。杨朱氏带着女儿景芹再到秋收后的地里刨些漏掉的地瓜、萝卜之类，以备春荒。

借得一瓢面很快吃光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李婶那里不能再去了，因为上次借的还没还，怎好再借？有白面的人家也不多，再说借了怎么还呢？杨朱氏喃喃自语，思来想去，还是找亲戚吧！她喊女儿景芹：“妮！咱没白面了，你爹不吃白面熬不住，到你姨家去趟，看能借点白面不？”

“嗯！”女儿答应着，早饭后就急匆匆跑到十里外的刘楼姨家。姨妈三十多岁，瘦长脸，一身粗布衣，说话慢声小气，温顺贤良。她上有婆婆，下有两个孩子，丈夫身体壮实，能劳动，生活较为殷实。婆婆年约六旬，高大结实，脾气倔强，说一不二，儿媳在她面前大气都不敢出。

“姨！俺爹病了，俺娘让借点白面给俺爹补补身子。”小景芹小声对姨妈说。

“嗳！知道了，你玩会儿，吃罢饭再走。”然后，大嗓门地对着门外的婆婆说：“小景芹来看看我，吃完饭再走。”

午饭后，趁着婆婆在门外闲坐的空儿，姨娘转身到内屋的面盆前，用小面袋盛了三瓢白面。姨娘一只手揣到大襟袄里，另一只手领着小景芹从婆婆身边走过，一直把小景芹送到街口拐弯处，婆婆看不到了，才从怀里掏出面袋，放到小景芹手里，目送小景芹远去。小景芹看出姨娘已尽了最大努力，难得的几瓢白面和浓浓的情意。

可怜的一点白面像用芝麻盐般地不敢拿捏，由于饭食差，油水少，杨守业的哮喘病一直不见好转，咳嗽声一阵紧似一阵，浓痰一碗碗的倒掉。特别是夜间，哮喘声咳嗽声接连不断，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骨瘦如柴，面似黑碳，年刚四十岁，俨然佝偻成了一个老翁。

杨朱氏又不得不为白面的事发愁，最后没辙了，狠了狠心到娘家去了。老娘已经六十多岁了，本来是该孝敬老人的时候了，可自己拿不出东西来，还要厚着脸皮去讨要细粮，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老母亲住在十里外的乡下，已经满头白发，看到女儿来了，知道她家里有难处，主动安慰了几句：“老杨，日子穷些慢慢熬，总会好起来的，孩子大了就好啦；能有几家富裕的，不都是这样过得吗？”

“娘，孩子他爹又病倒了，天天咳嗽，吐浓痰，瘦得没人形了，家里一点白面都没有，我怎么给他补身子，这日子真没法过，愁死我啦，……”说着泪如雨下大声嚎啕起来。这么多的苦处，向谁说去？只有来到娘跟前，才一古脑地倒了出来。

弟媳妇听到婆婆屋里的哭声，也知道大姑姐家的难处，过来劝慰了几句，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老太太心疼闺女，颤微微地走向里间，看看粮缸里还有二十多斤小麦，找了条小布袋，用瓢装了十来斤，提到外间，放到女儿面前：

“拿回去磨磨，能吃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平日里不舍得吃白面，想等到过年时，吃上几顿白馍馍，别等了，救急要紧。”

然后，老太太又拿了一个小铜佛，交给杨朱氏说：“回家敬上佛，请求菩萨保佑，家人一定会平安的，有难，菩萨会帮助的。”

杨朱氏望着弟媳，看她的脸色好不好。还好，弟媳同情地说：“谁没个难时候啊！有病有灾的免不了，你就拿着吧，咳！这年头，灾情多，收成不好，来年收成好了，就好过了。”

回家后，杨朱氏先把小麦用家里的小石磨连夜磨成面，总算又让杨守业吃上点白面，孩子们也随着喝点白汤水了。然后，又遵照老母亲的吩咐，取出铜佛，放在木盒内，在墙上搭一个板，恭敬地放上，双手合十，眼睛微闭，跪在地上，祈祷几句，寄希望于老天保佑了。

丈夫的病不能不治啊？她知道神是不会治病的，得想法治病。钱从何来？她陷入沉思，看看梳妆盒，一件值钱的首饰也没了，十年前都被她卖光了。再瞅瞅屋里，还有衣柜、桌子、椅子，对！家具是人操办的，有了人就有家具；没了人要家具啥用？她心一横，卖家具治病，吃了肚里再说。她说干就干，把家具一件一件拉到集上卖掉了。家徒四壁了，但她换回了钱，为丈夫治病熬药，终于，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熬过灾年的冬季，进入最困难的春荒。一年的粮食一冬天消耗的差不多了，开春后，麦苗青青，离麦子成熟还有两个多月，旧粮没了，新粮下不来，最容易断顿，老百姓叫它“青黄不接”。区政府了解群众困难，安排区、村干部访贫问苦，对断粮户进行救济。担任羊山街支部书记的林丰年来到杨守业家，看到杨守业身体较差，家中空空，安慰他说：“守业哥，病好些吗？区里知道你家困难，组织上派我来看望你，区里决定给你家发放五十斤救济粮，度过难关。”

“谢谢领导关心，我身体不好，还给国家带来麻烦。”杨守业万分感激，“还是新社会，放在旧社会谁管你死活。”

林丰年拿出一张纸递给杨朱氏，“嫂子，你拿着区里的救济信，到粮所去取粮食吧。”

杨朱氏接过信，像救命符一样折叠好，放入内衣袋里，脸上露出了笑容，她知道今年的春荒有救了。

二、集体食堂

一九五八年羊山区成立了人民公社，丁云山任第一任公社党委书记；羊山街成立了两个生产大队——东街大队和西街大队，林丰年任公社党委委员兼东街大队大队长。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丁云山讲了，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面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走“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林丰年在东街大队成立大会上，也是慷慨激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公社会议精神，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办集体伙房；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大兵团作战，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员们按照军事化要求，男劳力为一集团军，女劳力为一集团军，分线作战；今天在羊山集，明天去五所楼，后天就开进了刘庄。秋后，开始了深翻地运动，田地里插满了红旗，人们排成长队挥动铁锨深挖土地。公社党委委员、羊山东街大队大队长林丰年站在人群中间，手里拿着广播喇叭高喊：“社员同志们！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将赛黄忠，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

秋种时节，公社党委书记丁云山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秋种工作。他因为从十六岁离开家乡整天跟枪杆子打交道，农业生产生疏了。亩产量定多少，他有些吃不准，于是，这次党委会还请来了懂农业的干部列席参加。他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都在大干快上，彻底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们怎么办？我们的亩产量定多少？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大家对这个议题都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不知说多少合适，会议沉寂下来。丁云山为打破僵局开始点将了，

“黄山根黄会长，你一直给农业打交道，熟悉农业，你谈谈看法吧？”

黄山根猛抽了几口旱烟袋，顿了顿嗓谈了自己的看法，“根据羊山的土地条件和以往的种地经验，好年景也就是两口袋，二百来斤吧；一般年景一口袋多，也就是一百五十斤左右，我看，定产量不能超过三百斤。”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招来了一些党委委员的反对。

“思想太保守，照这个速度啥时候改变落后面貌。”一个委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从有关资料上看，苏联的集体农庄达到了六七百斤，美国的农场上千斤，我们一样可以达到。”

“那是外国，我只知道咱羊山的地力眼下很难办到。”黄山根据理力争。

林丰年站了起来，指着黄山根说：“你这是长外国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右倾主义。最近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个大科学家的文章，他根据核裂变理论，一个麦粒结二十粒，二十个麦粒就结四百个，依次类推，密植麦种是可以达到万斤的。你看，科学家都说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建议产量定一万斤。”

丁云山是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不懂什么科学理论，被林丰年这一唬，懵了。他说：“产量看来不好定，就让丰年在东街大队先行试点，搞出个万斤实验田来。”

“放屁！”黄山根愤怒离开会场。

林丰年从公社回来，第二天召开了东街农业生产大会，再一次慷慨陈词：

“社员同志们！我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我们大队的亩产量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高几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干不到，就怕想不到，我们十九个生产小队，要憋足劲，摽上干，谁落后就拔谁的白旗；谁定得产量高，我给谁带红花送红旗。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台下稀拉拉地一阵响应。

接着，林丰年让各生产小队报明年的夏季产量。第一生产队队长首先表态发言，他搞不清明年的亩产量报多少合适，在台下停顿了一阵，思考了一下，揣摩根据今年的亩产量，明年翻番就相当不错了，于是说出：“争取来年三百斤。”

“不行，产量太低！”林丰年当即进行了批评。

“六百斤。”一队长立马改口，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过去这一关再说。

“二队”，林丰年依次点名。后面的谁也不敢少报，只增不减，恐怕被拔了白旗。就一个比一个加码，“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五百斤”、“二千斤”，到了后边的反而放开了，都知道这是在吹大牛、放空炮，到了十八生产队已报到“八千斤”，最后的十九生产队队长底气更足，嘀咕了句“吹牛不报税，何不吹大的！”然后，放高嗓门“我放卫星，亩产一万斤。”

林丰年带头鼓掌。

然后，林丰年作总结讲话：“社员同志们，要想高产，必须在秋种上下功夫，要打破常规，原有的耕种模式要改变，过去麦种每亩只耩六、七斤，这怎么能高产？试想，一个麦粒发出的麦穗，给十个麦粒发出的麦穗能一样吗？要想高产必须多下麦种，每亩麦种不能少于六、七十斤，这样麦穗结得多，粮食才能收得多。”

台上的黄山根坐不住了，根据他的种地经验，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一直脸色铁青，黄胡须发乍。当听到要求每亩耩麦种几十斤时，当场站起来进行了反驳：“老祖宗种了几千年的地，没有用过几十斤的，你说的这个种法还不长得牛毛似的，结啥麦子？”

“黄山根，你敢攻击大跃进。”林丰年怒吼一声，会议马上转了向。“现在要十分警惕对大跃进不满的人，要有一个批一个。黄山根满脑子封建思想，老黄历，死八板，以老贫雇农、老革命自居，对大跃进不满，撤销其大队委员职务，回生产队劳动。”

接着，黄山根就怒气冲冲地下了台，加入到了他的生产队。黄山根没有了职务，大家就不再称他“老会长”，而改称为“老革命”。

村里很快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集体食堂建起来了，家家没有了炊烟，集体伙房的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吃集体食堂谁都不心疼，都放开了肚皮拣好的吃。村干部们办起了小灶，白馍肥肉足着吃，仨月下来林丰年大腹便便，又白又胖，远远望去，两头尖中间粗，活像农村老太太纺线结出的“棉穗子”。

集体的食堂没办多久，仓库的粮食越吃越少，不得不定量供应，每人每天半斤粮。不久，半斤的供应也坚持不住了，改为每人每天一两八钱，一天就领个小窝窝头。大队干部的小伙房最后吃得仅剩下一瓶酱油，也无粮做饭了，只得宣布集体食堂解散。社员们各自回归了小家庭。老百姓开始吃糠伴菜，跑到地里刨冻地瓜、冻萝卜，哄抢酒厂蒸过酒的地瓜糟，揭榆树皮，只要能填饱肚子凡能吃的都尝试过了。

大伙便四处投亲戚寻朋友找活路去了。最早下关东的人们给家乡传来了喜讯，东北地广人稀收成好，那里的棒米、土豆能吃够吃饱。久饿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便互相联系，结伴成群，开始了新一轮闯关东潮。丁云山知道羊山的大跃进把群众搞饥荒了，心如刀绞，自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打江山，不就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吗？如今却因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群众挨饿，他深深地谴责自己。他该怎样面对群众？再看看羊山街头，下东北的人成群结队，他知道这是群众无奈的选择。他向人群走去，杨守业一家也在其中，杨守业担着挑子，大儿景旺背着个小包袱，女儿景芹背着小弟景亮，小景生挎着书包跟随着母亲在人群里缓缓前行。丁云山走上前去，上前与杨守业打招呼：“老杨啊！你全家去哪里呀？”

“丁书记，俺下关东，这家待不住了，活命要紧！”杨守业回答。

丁云山问不下去了，他能挽留吗？不能！因为他不能保证不饿肚子。他悻悻地回到了公社办公室，眼前的一幕幕令他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心神不宁。通讯员田春喜看他神情恍惚，事事格外谨慎。突然，他喊了一声：“小田，把我的枪拿来。”

田春喜应声道：“丁书记，枪让公安部门统一保管了。”

“呕！呕！”丁云山感到无颜面对羊山父老乡亲，想以死谢罪。这时，隔壁电话铃声响起，田春喜来报：“丁书记，县委鲁民书记电话。”丁云山打断思路，急忙去接电话。

“鲁书记，我是云山。”

“云山，你那里群众生活怎么样？”

“群众很困难，饿肚子啦！不少人下东北逃荒去了。我工作没做好，我有罪，我请求引咎辞职，请县委处分我。”

“云山，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要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都没有经验，在摸索中前进难免走弯路，要振作精神，战胜困难。县里正想办法调拨救济粮，你们也要组织群众搞好生产自救。我们通过省民政厅向东三省民政部门联系，请他们接待安置好逃荒的难民，帮我们度过难关。”

“谢谢领导已做了全面安排，请求领导重点考虑救济羊山。”

“云山，不要悲观，让我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好，再见。”

正是春荒的时候，大家伙儿寻摸不到可吃的东西，就到田里拽麦苗吃。村干部怕吃麦苗影响来年收成，就满地里追赶薅麦苗的人。挨到麦苗长出穗了，饥饿的人们都在夜里下坡偷麦穗吃。家里有孩子的再想办法带回来点喂孩子。林丰年带领大队干部就在村头站岗，凡是路过村口回家的，都要翻篮子搜身，发现麦穗都被扣下。吓得人们都战战兢兢的回家。孙大个子媳妇等到大黑夜才摸进家里，夜里把麦穗用手脱出粒来，天亮后用石臼将麦粒捣碎，想着为两个孩子熬粥喝。谁知烧火做饭时，烟囱里冒出炊烟，被林丰年巡查的一班人发现了。林丰年踢开门，把灶口畚箕子里的麦糠提起，抓起未下锅的碎麦仁，怒气冲冲地带走了。孙大个子夫妇吓傻了，不但孩子没能吃上顿饱饭，还闯了大祸。

孙大个子饿得实在没法子了，就对媳妇说：“咱把屋子拆了吧！卖梁椽换粮食吃，不然，就饿死了。”

大个子媳妇点点头：“只有扒屋卖梁了，一家人的命要紧，多活一天算一天。”

孙大个子搬来梯子爬上屋顶，就把屋顶掀开了，待到卸梁头的时候，只觉眼前一黑，一头从屋顶上栽了下来。他连饿加累带吓，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再也没有醒过来。

林丰年直接领导了羊山街的大跃进运动，他像一个指挥官，号令三军，呼风唤雨，打了一场新的羊山战役，但结局却是群众挨饿，不得不偃旗息鼓，灰溜溜地躲了起来。这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也不是他想到的结局。羊山的酒厂因原料不足而关闭，但他饮酒的习惯并没有改，一天不喝就浑身不自在，他又自觉不自觉地来到了他常去的地方——羊山供销社。这里有他的好朋友供销社主任李广财、羊山大厨吕进福，他要在这里喝两盅，以解几天来的烦恼。林丰年走进供销社里的小食堂，便一阵呼唤：“进福，弄几个菜，咱弟兄们喝两盅。”林丰年手一摆，命令式的作了交待，然后坐上了饭桌的首席。

“大队长，简单点吧！社员们都挨饿了。”吕大厨手里似乎也不宽余或不愿铺张，有些吝啬。

“你怕啥，没听人家说‘一天八俩饿不死事务长，一天八钱饿不死炊事员’，你倒怕起来了，给我搞点荤的，有点馋。”

吕进福搞了四个小菜端上来，拿出一壶羊山产的泥池酒，三人坐定边品尝边闲聊起来。

李广财压低嗓门问：“咋搞得老少爷们都吃不上饭了，这怎么得了！”

“咳！这年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叫谁也没办法。听你这话，是说丁书记和我领导的不好，还是对大跃进不满，你就不怕拔你的白旗，供销社主任干腻歪了。”林丰年越分析越远，情绪也激愤起来。吓得李广财连忙离席，两只手轮番打自己的嘴，低头哈腰认错：“你看我胡说，你看我胡说，可不敢有那意思，大队长高抬贵手。”

“甭谈政治，拉家常里短。大队长，打羊山那会您被安排到那里去了。”吕进福解围叉开了话题。

“我去巨野参加大部队支前去了，包围三十八团打得那个激烈……”林丰年一股豪气冲于眉间，呷了一口酒，夹一阵菜，把他的英雄史云遮雾罩般讲起来，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

林丰年没敢喝得大醉，也怕老少爷们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所以略有醉意就离开了。正午时分，街上的行人稀少，他醉意朦胧，且有酒后乱性的毛病，突然看到对面走来一位高挑少女，面容娇嫩，两腿修长，恰似一尊白天鹅亭亭玉立，使他把持不住亢奋起来，急忙迎上去。谁知那少女如碰到恶狼一般“呀！”地一声转身跑进胡同不见了踪影，他搞了个没趣，悻悻然来到了旧相好柳眉的家里。柳眉在郑文玉阵亡国民党军六十六师覆灭后，流落羊山，无依无靠。但她善交际，半老徐娘，芳华犹浓，很快赢得大队长好感，又成为林丰年的红颜知己。

“林大队长，来家里喝口水歇歇脚。”柳眉迎上去，把林丰年拉进家里，“看你满脸的不高兴，又有谁得罪您了？”

“谁家大闺女见了我就跑，反了，我跺跺脚羊山就得抖三抖，还敢瞧不起我。”林丰年怒气未消。

“你就积点德吧！我的哥哥。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哩，你别那么祸害人家。您知道社员们背后说您什么来着……”

“说我啥？”林丰年一脸疑惑。

“说你是镇街虎，你可别得意过火了。”

“还是柳妹关心我，只有从你嘴里才能听到实话。你真好，我想你啦！”说着，林丰年就拥着柳眉往内屋里推。柳眉没有拒，她知道这是他酒后的必修课；再说，还要靠他填饱肚子呢！他把她压倒在床上，不待解开怀就急不可耐地亲吻触摸起来。

“你慢点呀!怎么像个牛犊子似的乱撞呢！哪来的这股子邪劲？”她既善于鼓励，又善于轻佻，把个林丰年搞得神魂颠倒，韵味无穷。一阵颠鸾倒凤之后，先前还是英雄壮举的林大队长，竟然歪倒在床上气喘吁吁，连声呼叫：“好累啊！好累，我的身体是不是空了，你看用啥法子补补。”

“补啥补，你老实点，不那么作不就好了吗？”

“不是那意思，得增加增加营养。听说小孩的胎盘是大补，你设法搞到，给我煎几个吃。”

“好吧！只要有生孩子的，我就设法给你弄来。”

林丰年整理好衣服要离开，柳眉急忙喊住：“哥唻！我没吃得了，你给我批点救济。”

“粮食很紧张，给你十斤杂粮吧！”说罢，大笔一挥，在纸条上写下“救济杂粮十斤，林丰年。”说了句：“到公社粮所去领吧！”然后，扬长而去。

三、闯关东

杨守业一家从济宁州登上火车直奔东北方向而去，同伴去的老乡们在车上熙熙攘攘互相关照着并不觉得寂寞。经过两天的急驰来到了山海关。不知是谁喊了声：

“要过山海关了，过去山海关就是东北了。”

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窗外，尽力搜寻山海关的模样，留下家乡的最后一点印记。火车“呜——”的一声鸣笛，呼啸而去。别了，家乡，人们带着念想来到了东北大地。不知又经过了多少站，这批人被拉到了黑龙江省富裕县，坐上了当地的牛车在山路上盘山行走。突然，牛车钻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眼前像蒙了一片黑布，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牛车的轧扎声与山洞的回响声交织在一起轰轰隆隆震得耳膜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见了天日。关里人不懂这山洞咋这么长这么黑，赶车的当地人解释说，这是在过隧道。后来牛车不能通行，就坐上了爬犁搭起的便车进入了坎坎坷坷的山村，当地政府把他们安排在了当地居民家里。杨守业一家与房东合住三间土房，靠东间的东墙是一溜土炕，一家子人家睡一个大通炕；炕南头拐角处支有锅灶，灶火做饭的同时火经炕道取暖烟从北墙烟囱冒出，一举多用。政府给难民家庭送来了棒米馇子和土豆，这是当地的主食。棒米就是玉米，在东北并不磨成面粉，而是磨成粒状的糁子，煮出来的是稠棒米粥，既当馍又当汤。土豆能炒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甚至可以烧着吃。总之能吃饱。

房东很热情很健谈，给讲了许多当地应注意的事项。在山地里干活要十分小心黑瞎子，这种东西常趁人不注意从后面跟了上来，然后用前掌拍你的肩膀，不懂的人以为有人在后招呼你，猛一扭脸，便被它一舌头舔去半个腮帮。正确的做法应是抱头下蹲不动，待牠没兴致了便会自动离开。所以，在东北人们之间是轻易不拍肩膀的。黑瞎子最爱棒米，大胆的人就利用牠掰棒子，故意把牠吸引到棒米地里。黑瞎子一看到棒米便高兴起来，掰一个夹一个，夹一个掉一个，后面的人就跟着拾，一地掰完牠便夹着最后一个颠颠地走了。

杨景生正是上学的年龄，安顿下不久便要求上学。

“爹，我要上学去。”

“不上了，乖孩子，家里吃的都接不上，靠啥上学。”父亲不耐烦地回绝了。

小景生太小，干不了山里的活，在家就翻看旧书，拿着旧本子学写字。出去玩得时候，看到有上学的小朋友挎着书包上学去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又闹着上学。父亲从山坡里下班归来，他哭着对爸爸说：

“爹，人家小朋友都上学去了，为啥不让我去，我也要上学去。”

“闹！闹！闹！这里又没有学校，上哪里上学去？上学当吃当喝，那么迷。”父亲动了怒。

西间的老房东听不下去了，上前解围说：“孩子要上学多好的事，再难还差乎这一点，没学费我帮着缴。”他又告诉了学校的方位：“咱村里没有学校，只有到公社驻地的学校，离这里有十多里山路。山坳里常有狼出没，很危险的。”

父亲趁势打消他上学的念头：“听到了吧！房东叔叔说得句句是实话，山路又远又难走，山里还有狼，你就不怕狼吃了你。”

“路远我也去，人家能去我也能去。”

老房东看到孩子这么愿上学，反过来劝杨守业：“老杨，既然孩子那么愿意上学，你就让孩子去吧！上了学，有了文化，长大了才有出息。”

杨守业实在让小景生闹得没法，又经老房东这么一说，也就不再坚持了。他也知道孩子上学是条正路，有丁点的法子也不该耽误孩子的学业。这外出逃荒的日子，实在是太困难了。孩子这样闹腾，他有啥法子呢？只得说句：“上一天算一天吧！我可保证不了上到哪天。”

杨景生上学的事终于定下来了。老房东拿着一把零碎钱交给了小景生：“孩子，给你买书本用。”杨景生捧着钱，心里好感激吆！

老房东又给他讲了上学应注意的事项：山村离学校有十多里山路，路途崎岖遥远且有狼出没，同学们必须结伴出行；上学的路上还要带上棍子，防备狼的偷袭。狼与狗不同，狗见了拿棍子的就咬，而狼最怕白腊杆子，怕打断牠们的腿。父亲问小景生怕不怕狼，他答：“不怕”，从此，他进了山区的学校成了插班生。

山区的家园常有狼出没，当地人为了孩子的安全，把一个白条篮子用绳子拴吊在屋梁上悬在半空中，这样孩子可以在篮子里安稳地睡觉而狼却无可奈何。杨朱氏也为自己的小儿子景亮准备了这样的摇篮，但小景亮已好几岁活泼好动，摇篮已经待不住了，于是，全家人上山劳作时便找来老乡的孩子一块玩，看画书，烧土豆，玩游戏。

东北的春夏非常短暂，而冬季却很漫长。冰天雪地的山林山连山岗外岗，出门干活离不开两样工具——爬犁和雪橇。爬犁是唯一的运载工具，无论是载人、载粮、载木都离不开爬犁，成年人都要学会驾爬犁的。山区里行路必须学会滑雪橇，否则累死人也走不出山坳。大儿子杨景旺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了，要作为劳力随大人干活，但他从平原来到山区一切都要从头来。滑雪橇跟不上队伍，时常摔跟头；驾爬犁驾不稳不是碰石就是翻车，搞得他非常狼狈难堪。回家后就没有好气，闹着要回老家去，死也不在外边混。父母好歹劝说，鼓励他学会这里的活儿就好了。一年过去了，他不知哭了多少次，哭得父母都心软了；老乡们有的得到老家来信，说家乡的灾年过去了，劝他们回去，一些老乡陆续回了山东。这使杨景旺更待不住了，又向爸妈哭闹不止，父母无奈收拾行李于一九六一年春全家返回了羊山。

杨守业经历了两次重病后，家里卖的除几间土屋外别无长物。一家人背着个小行李卷进入家门，屋内四壁空空，尘土遍地，蛛网片片，除外门尚有几片门板，内门连门框都不存在了。杨守业向邻居借来扫帚清扫完尘土，仿着东北的样子在北屋用砖块泥巴棍子垒起了土炕，全家人算有了休息的地方。杨景生重新回到学校与李爱军、刘秀清、林秋月等同学们一块学习，一块玩耍。杨守业、杨景旺父子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力们从各家各户收集土杂肥运到田间为小麦施肥，麦苗长得绿油油的很是喜人。阳光照着寥廓的原野，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排排房屋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收获的季节到了，在土杂肥当家盐碱地较多的年代，收成一直不厚，小麦亩产在一百斤左右徘徊。留足种子和牲口食料，社员们分到手里人均六七十斤左右，平日里谁家都不舍得吃全麦面。小麦一入仓便想着以细粮兑换粗粮，拿出一部分小麦到集市去卖，一斤小麦抵三到四斤地瓜干或高粱，换回粗粮来吃；留点小麦喝个白汤，照应个病号，年节蒸个白馍走亲戚用。秋季到了，人们为了防备冬荒，生产队里多种地瓜，因为地瓜产量高，亩产可达到上千斤；而玉米、大豆、高粱等产量较低，种的比较少。为便于储存，社员们把地瓜切成地瓜片晒成地瓜干用囤圈起来，然后，粉碎成地瓜干面蒸窝窝头吃，或下面汤喝；收成晚的秋地瓜挖一个两米深的地窖存起来随吃随取，能吃一冬天；地瓜叶也不能丢，霜降前把绿地瓜叶采摘下来晒干，用囤圈起来，以备冬春喝地瓜叶粥。中秋节，杀只自家喂的小鸡，肉炖吃了，鸡骨头舍不得扔，用石臼捣碎掺上萝卜一家人吃顿鸡骨头水饺解解馋。过春节，买挂猪下水，心肺肠子一锅煮，会上大白菜，喝几顿杂碎汤过个年。冬季天气寒冷，为了御寒杨守业将麦秸杆编织成草繖子挂在了内门上阻挡风雪；家乡不像东北那样柴草丰富，不兴烧土炕，杨守业就把高粱杆捆成梱，用木桩楔住，里边铺上尺多厚的麦秸就成了过冬的暖床。

生活困难成为杨景生学习的动力，买不起本子就积攒起白纸用棉线缝织起来当作业本，全班厚厚的一沓作业本，总有一本黑线缝织起来的本子在中间那样抢眼。没有练习本，就翻出哥哥几年前用过的旧本子，把反面全写完。家里细粮少，几乎每顿饭都是地瓜叶粥黑窝窝头充饥，吃得胃发酸恶心呕吐，端着碗发愣，像喝汤药般困难。农村人吃饭有个习惯，喜欢端碗到大街上聚群吃，还有的吃着饭串门。林秋月家的条件比较好，爸爸是公社干部吃“国粮”，端着一大碗米饭来杨景生家串门，杨景生看到林秋月碗里白澄澄的大米更没了食欲。林秋月看到杨景生吃不下饭，一下子把米饭倒进了杨景生碗里，杨景生端起来喝几口那个香，真不知这世上还有啥粮食比得过大米好吃。

由于小景生饭食差营养跟不上，身体弱不禁风，时常生病旷课。这天，小景生放学归来，觉得有些疲乏困倦，就到床上睡去了。到了黄昏，妈妈喊他起来吃晚饭，可他怎么也睁不开眼。母亲忙上前去拉他，可他已失去知觉。父母吓坏了，急忙抱起来就向羊山医院里奔去。来了重病号，羊山医院的朱政军医生用听诊器胸前听了听，翻开眼皮看了看，问了问小景生的发病状况。朱医生说：“这是得了急性大脑炎。”说着，开了药，打上吊针，入住医院。到了第三天，小景生才慢慢苏醒过来。他看到住在白色房子里，问妈妈：“我咋住这里。”妈妈说：“孩儿！你已昏睡两天多了，是朱医生把你救过来的。”这时，朱医生过来巡诊，看到苏醒过来的小景生依然眼睛灵活说话流利，高兴地摸着小景生的头说：“这孩子恢复的不错，不会留下后遗症的；多亏送得及时，再晚两个小时就不好说了。”

小景生认识了这位身材魁梧身着白大褂的朱医生。他目送朱医生回到坐诊室，看到朱医生的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他医生的窗口却了了无几。原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位国民党少校军医服务态度好医疗水平高，看病花钱少好得快。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慕名前来，特别是一些疑难病症他都能很快诊断出来，救治了不少人的生命。

从医院回来，小景生身体还是比较虚弱，只得在家躺着养病。可他耽误了好多天的学习，自己有些坐不住，于是，他就在病中自学。他想起家里有一部老字典，可以当老师，就把它翻出来放到床头。老字典已没了封皮，用一块灰布包装，这还是父亲教农民夜校时获得的奖励。小景生翻开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就翻查字典，用拼音标注在课文上。会读了就在床铺上练习生字，直到记牢为止。这样在病中学会了落下的课程。

病好了，杨景生返校，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新课。老师发现了杨景生，就说：“杨景生同学，你缺课落下的课文，课后我给你补。”

“不用了，老师。我在家都自学过了。”

“今天的这一课你会读吗？”老师问。

“我会的。”

“那你就给同学们读一遍。”

杨景生站起来，把课文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生字、词竟然都能顺利读下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惊讶。

老师说：“同学们！杨景生同学在病中靠自学跟上了课，可见他多么刻苦学习，同学们应不应该向他学习？”

“应该！”同学们齐声回答。

宋老师非常关心他，每当生病时，宋老师总是去家访，唯恐他辍学。宋老师在杨母面前总是夸赞小景生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将来一定有出息，让家长好生培养。宋老师知道杨景生家生活困难买不起笔和本子，自己拿钱买了五杆铅笔和五个作业本，把景生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这是学校奖励给优秀学生的。小景生高兴地拿给父母看，父母更坚定了支持他学习的信心。

四、割草

假期里同学们都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麦假里同学们每人一个筢子，排成一排齐步走搂麦穗，从地北头搂到地南头，来回奔走。骄阳似火，热得同学们汗流满面，都把褂子顶在头上遮阳光，一个个的散麦穗都被同学们搂成了堆，生产队每天给他们记四分。夏季里干得最多的是割青草。因为生产队里的主要生产力是牛、马、驴，牠们的主要食料是青草，每给生产队里割三斤草记一个工分，队长派给同学们的任务是割青草。杨景生、李爱军、刘秀清、林秋月、孙玉珍、吕惠芳、郑小翠、肖少凡他们就满坡里转，遇到一块有草的庄稼地就咔咔嚓嚓一阵子铲光，然后，再寻找另一块新的有草的田地。豆地、高粱地里草较多，就满庄稼棵子里钻，天又闷又热搞得他们大汗淋漓。从庄稼地里钻出来，满脸是汗，皮肤黑黑的，女孩子找个树下乘凉，男孩子就跳到河里洗个痛快。

这天中午，他们又结伴下地割草，李爱军、杨景生、刘秀清、肖少凡四个男孩走到村东口大桥边，李爱军说：“你们在桥上等我一下，我憋不住了，到桥下尿一泡。”说罢就到桥底下去了。

孙玉珍、林秋月、吕惠芳、郑小翠四个姑娘赶上来，孙玉珍问：“李爱军跑哪里去了？”

肖少凡神秘地说：“李爱军知道有草多的地方，偷偷地溜到桥下躲起来啦！”

孙玉珍高喊一声：“好小子，哪里跑，追他去。”带着几个女孩子朝桥下奔去。几个女孩子桥下一照面，正巧，李爱军挺着个肚子尿得正欢，羞得几个女孩“啊”的一声退了上来。孙玉珍知道是肖少凡的恶作剧，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摁住肖少凡就是一阵猛揍，打得肖少凡直告饶。李爱军提好裤子吆喝一声下地去了。

草越割越少，常有割不到草的时候。一天，一群孩子在坡里转了大半天也没有割到草，总不能空手而归啊？孩子们都在那里想办法。突然，肖少凡说：“山上烈士陵园的草可多了，我们咋不到那里去看看。”大家齐声说：“对！到那里去看看”，大家背着草篓子越过庄稼地爬上了东山头。

烈士陵园在山上被石墙围封起来，是不许随便进入的。孩子们爬上墙头朝里一望，满山坡的坟茔上绿草厚厚的一尺多高，随风飘摆真是诱人。李爱军喊了一声：“上”，大家攀墙而入，蹲在草丛里就用铲子嚓嚓地铲起来。正当大家铲的正欢时，只听“住手”，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已走到跟前。他们都知道他叫李长江，是烈士的后代，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表情严肃，指着坟墓说：

“你们知道这里躺着什么人吗？是革命烈士，是抛头颅洒鲜血地革命烈士。没有他们流血牺牲，你们能过上安宁的生活吗？你们能坐在教室里读书吗？”

然后，他领着伙伴们来到一个黑色的墓碑前，“同学们！我们一块看看这座墓碑，这位烈士是一位营长，在攻打羊山主峰时，肚子被打破了，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堵回去，继续坚持战斗，直至牺牲。这么好的同志，我们不应该好好的让他们安息吗？”

他的谈话，把孩子们带入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似乎看到了战士们激烈战斗的情景，一个个肃然起敬起来。

“孩子们，跟我到这边来。”

他又把同学们领到了烈士陵园展室，墙上挂满了羊山战役的战斗图片，他一一讲给同学们听。给大家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鼓舞他们接好革命的班，长大后改造家乡建设家乡。

直到日落西山时回了家。

五、老师的期望

年末的总复习开始了，一本书的生字、词都要会背会写。杨景生做到了每个生字、词必会，老师在班上题写总难不倒他，于是，老师让他代替自己向同学题写生字、词以示褒奖。每学期考试，杨景生的考试成绩总在班里名列第一，奖状贴满了墙。小学毕业考试后，学校里决定评选年度优秀生，每班评选一名，由校长颁发奖状作为特殊奖励，杨景生在班里又脱颖而出。颁奖那天，全校师生操场集合，各班优秀生站在各班队列最前边，校长宣布受奖名单，颁发奖状和奖品，场面庄重而热烈。杨景生虽身材瘦弱，衣衫破旧，但双目有神，成绩优异，受到老师和同学赞誉。

杨景生、李爱军、刘秀清、林秋月、吕惠芳、郑小翠顺利升入初中，肖少凡是个捣蛋鬼贪玩不学习没有考上，孙玉珍学习成绩比较差退了学。孙玉珍没了父亲，家里比较困难，妈妈认为女孩家上不上的无所谓，就让她下田劳动了。肖少凡的父亲肖正本，擅长曲艺，不擅农事，平日里串集走乡，琴书坠子样样在行，日子过得挺逍遥。儿子没有升入初中，他也不在乎，就叫他跟着学艺，但儿子太皮，肖正本三拳两脚揍得没影儿了。无奈之下肖正本放给师兄弟管教，师母看他又瘦又小，怕他害怕，就把他放在顶头睡。开始比较老实，学戏拉弦进步也较快，日子久了怪的本性又萌发。这孩子性早熟，暗恋自己的师母，看见师母的丰乳肥臀就想入非非。夜里钻师母的被窝要搂师母睡，师母一看身边多了个小人子，气不打一处来，掀开被子照着肖少凡的小屁股上揍起来，打得肖少凡直求饶。天一明，师母就把他退了回来，父亲没辙让他下地干活去了。

升入初中的同学都期盼着新的学习生活。羊山公社没有初中学校，入学通知要求到二十里外的马庙公社大程楼中学就读，需要住校和自备床被。杨景生家拿不出床和被，上学成了问题，杨守业作了难，决定弃学。李爱军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对杨守业说：

“大爷，让景生上学吧！床和被窝俺俩合用一个。”

李爱军的妈妈李婶也劝说：“孩子还小，不上学哪有奔头，难就难点呗！就让他跟着俺孩子睡吧！”

杨守业是个读书识字的人，哪能不懂上学的重要，一看邻里们都帮忙，牙一咬，“上就上吧，难就难着点吧！”

几个孩子拉着床铺踏上了去马庙公社大程楼中学的路程。

初中的学业开始了，按照要求学生书写必须用钢笔了，同学们都用上了崭新的钢笔，同学之间还相互炫耀自己的钢笔如何新颖，怎么漂亮。唯有杨景生仍然用着铅笔，他不能与同学们比，因为自己家里根本买不起钢笔，如果向家长提起或许这学就上不成了。怎么用上钢笔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每天往学校倒垃圾的地方跑，从垃圾堆里捡到了许多丢弃的笔帽、笔尖、笔杆、笔肚之类的东西，用一个小木匣装在一起，从里边挑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组合，居然红黑相间的笔组成了。灌了同学的墨水写出了优美漂亮的字。语文老师看他字写得好，就把他叫到校办公室刻制讲义，校园的黑板报也交给他编辑书写，引来了围观的老师和同学们，连学校丁校长也每每到黑板报前看一个瘦小学生爬上课桌书写板报，为他的字赞不绝口。秋月同学当他的助手擦黑板、搬桌凳或写写字。

数学老师的教学有个特点，他布置作业特别多，总在讲完课之后，拉着长腔：

“同学们！请翻到课后作业第七页，一题四道，二题四道，三题四道；第八页二题四道，三题四道，四题四道；第九页三题四道，四题四道，五题四道，……”

每次布置都在十几道甚至几十道题，同学们在下边一个劲地作标记，心里在不断地骂“这老师真狠，要累死我们”。但他对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却相当宽松，做三道题不嫌少，做三十道题不嫌多，叫你能着多劳，像马拉松赛跑，一班同学做得题前不见边后不着地，稀稀拉拉，五花八门。但杨景生和少数几个同学总能在规定地时间完成作业，而大多数同学纷纷抱怨累得够戗，挤掉了所有课余时间。丁校长是教政治的，他在讲课间看到杨景生使用的钢笔很别致，好奇地来到杨景生课桌前欣赏，原来是一支拼凑的笔，而字却写得很优美。再看抽屉里一个小木匣，里边装了形形色色的废笔零件，不禁动容，“好！学而节俭，孺子可教”。

初中将要毕业，老师布置了一项任务：

“同学们！马上就要考高中或师范了，但考高中和考师范是不能兼报的，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同家长商量好报考志愿，做好报考的准备。”

同学们都议论起来，各自根据家庭商议的情况和自己的学习成绩选择了报考志愿。杨景生知道家里生活困难，也事先征求了家长意见，就填报了师范。毕业班的报考花名册报到丁校长那里，丁校长一一进行了过目，看后心情有些怅然，他对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很有些惋惜。他通知杨景生到办公室。

“你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报考师范？”丁校长问。

“校长，俺家生活困难，上师范就不用家里花钱了，还能早拿工资养家。”

“年轻人要立志干大事业，怎么能光想着挣钱呢？不想当科学家、文学家，……”

“这是我爹的意思，供不起我上高中。”

“你回家吧，让你爹来，我给他说。”

杨景生回到了家，把丁校长说的话如实告诉了父亲，并要求父亲去见丁校长。

杨守业是个明白人，知道校长请他是对儿子的器重，因而非常重视。第二天一早，换了件新洗的褂子，整理了一下胡须，拎起根棍子，跟着儿子向马庙大程楼中学走去。

杨景生把父亲领到了丁校长办公室，丁校长一阵寒暄：“杨先生，辛苦您了，大老远的来到学校”，然后安排杨景生到班里去上课。杨守业已经好多年未听到别人称呼自己“先生”了，似乎这个邋遢样早已与“先生”无缘了，乍一称呼，又感觉自己荣耀了许多，回到了从前自己作账房先生的样儿。

“不辛苦，不辛苦，校长有吩咐哪能不来。”

这时，午饭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呼呼啦啦朝伙房方向跑去。丁校长说：“饭时到了，先吃饭，您等一下，我打饭一块吃，饭后再谈。”然后安排杨守业坐下，自己到伙房端饭去了。杨守业早上的两碗菜糊糊早已在路上消耗殆尽，体内已是饥肠辘辘，正愁着中午饭呢，没想到丁校长还给他备了午饭，甚是感激。只见丁校长端上两盘肉包子，像两座小山一样，冒着热腾腾的香气，那个久违的肉香实在诱人，心想，这当老师的能吃上这么香的饭，真活得值了。他不知道这是丁校长为他买得改善生活的饭，平时也很少吃的。

“来！来！我们一块吃。”

丁校长把包子放到杨守业面前一盘。吃惯了地瓜叶的杨守业一吃到肉包便止之不住，一阵秋风扫落叶，将盘子的包子一扫而光。吃罢饭，丁校长开始谈话了：

“杨先生，您儿子学习很棒，是块好材料，您可要好好培养，将来会有出息的。”

“咳！穷人家的孩子能混上口饭吃就不错了，有啥出息。”

“新中国正缺人才，百业待兴，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才华的青年建设祖国；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生活才能富裕。”

“国家需要人才，这道理我也懂，可家里没钱供啊！饭都吃不饱，考虑不到那么多；上师范吃国家供应，减轻家庭负担，毕了业教个学挺好的。”

“不能这样啊，杨先生。困难是暂时的，您不能委屈了孩子，上师范太屈料了，他是个上大学的材料，搞大学问的人，前途大的很哩！您要让他上为国家效力，下可光宗耀祖。”

杨守业懵了，听校长这么一讲，儿子有这么大潜力，能光宗耀祖，眼神顿时光亮起来，难道比自己的祖父前淸秀才还强吗？他动摇了。

“评心而论，孩子上不上大学与我丁某原本无关，但我们不能不关心国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家才能兴旺。岳飞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不都是舍己为国吗？”

杨守业平时是个“三国”迷，熟读《三国演义》，一经扯上“三国”人物，便能滔滔不绝。

“三国那人物，个个讲义气，重德性，净好样的。关云长在曹营赠金封金，送袍蔽袍，不卸旧甲，不忘旧主，千里走单骑，不求富贵，但求仁义，……”他似乎忘了丁校长在谈什么事。

“杨先生，是否学学关夫子，取义于大众，取义于国家。”

“是，是！关夫子做的我就做，我平生就讲一个‘义’字，为人要有德，国家需要我就干。只要孩子是那块料我就供，我听丁校长的，你也是为俺好。”

“好，好！哈——哈——”丁校长开心地竖起大拇指。一顿包子，竟然决定了杨景生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三年秋，杨景生、李爱军、林秋月、刘秀清一起考入了金乡一中。吕惠芳因一分之差落榜。郑小翠因成分不好，又由于父亲郑家兴在教学之余写了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电影，被批成了大毒草，打成了右派，回乡劳动改造，因而她受牵连无缘高中。

郑小翠离开学校回到家里，把行李一放，书包向床上一扔，不耐烦地说：“爹！我初中毕业了，没资格上高中，回来了。您写得啥电影，咋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不但您被打成右派，还连累我们。”

郑家兴长叹一声：“咳！哪是攻击社会主义？是歌颂党领导人民走合作化道路。也不知得罪了谁？一封诬告信，就被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说一千道一万，我是个富农子弟，就不该乱说乱动写东西。老老实实不就没事啦！”

郑家兴转过头对儿子玉柱说：“柱儿，准备地排车，上山拉石灰去，不挣钱还是没饭吃。”

儿子玉柱找车绊带，搬栅栏笆。郑家兴站起来，扶扶眼镜，跨出门外，搬出车轮，放好地排车架，准备出发。郑家兴工资没有了，一家人的吃喝还得靠他。无奈，一个知识分子当起了脚力工，靠给人家送石灰拉煤炭挣脚力钱，维持一家人的开销。

妻子银杏知他一辈子没出过大力，而今带着近视镜拉脚，肯定吃力。于是，关心地说：“累就少拉点。柱儿，你也不小了，给你爹拉个偏綆，累了换换手。”

玉柱是一个十六七的小伙子，农村里讲，“十七十八力不全。”郑家兴还不敢放手，自己驾车，让儿子拉偏綆。到了山上，石灰窑厂尘土飞扬。父子俩安装好地排车栅栏，往车上装石灰，装满车，过了秤，拉出石灰窑，两人都成了土人儿。用毛巾擦巴擦巴，打巴打巴，开始上路了。

玉柱说：“爹！您拉偏綆，我试试驾车吧？”

郑家兴不放心：“爹现在还行，再晚两年，这活就撂给你了，我就拉不动了。走吧！”

拉脚队伍里多了一位戴高度近视镜的脚力工。

同年，杨景生的哥哥杨景旺参军入伍，村干部领着唢呐队欢送青年进入部队，还给军人家属送来了“军人家属”光荣牌。姐姐景芹已年满十九岁，邻里给她寻了个婆家，嫁到北乡去了。

浮夸风渐息的羊山公社，生产生活恢复了平静；但不甘寂寞的羊山人又开始向往文化生活，羊山成立了梆子剧团，黑脸、红脸、青衣、小旦粉墨登场，羊山剧院热闹起来。秋收秋种大忙之后，公社党委又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冬春农田水利建设的事项。会议开到下午五点，丁云山书记安排，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劳累，晚上放松放松，到剧院看戏去。他问通讯员：

“小田，今晚的剧目演啥，问一下，晚上看戏去。”

小田一会转回报告说：“《铡美案》，唱包公的是鲁西南名角陶庙的‘陶黑脸’。”

丁书记面露不悦，“怎么又是铡美案，陈晓云的《小二姐做梦》多受听，让他们赶快换。”

丁书记的话绝对权威，田春喜立马骑上自行车到了羊山剧院，安排剧团的团长更换剧目。团长听说丁书记亲点剧目，并帅公社大小官员都来听戏，赶快叫手下摘下门外的戏牌，更换了《小二姐做梦》；又让女主角陈晓云立马整装备戏，其他配角赶快调整行头，排练戏文，做好充分准备。

夜晚的剧院格外热闹，白色的汽光灯照亮了整个舞台，前边的领导们坐在凳子上，其次是老戏迷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后来者距离渐远就站在条凳上形成一堵人墙，孩子们看不到就人空里乱转。一阵锣鼓之后，大戏开始，随着一声婉转清丽的唱腔，扮像俊美的‘小二姐’莲步登台，引来阵阵掌声。陈晓云年方二十，个材适中，双目传神，宽宽的双眼皮，眉心一颗美人痣，煞是俏丽；一经上妆，更是惊艳四座，再加唱腔圆润似珠落玉盘，身段柔美如仙女散花，不知倾倒多少观众。她把戏剧中的“小二姐”——一个怀春少女梦中遇佳偶的喜悦，表演地惟妙惟肖。丁云山每看到此处，不免情入戏中，如痴如醉，低声吟唱……

（未完 待续）

简 介

作者：张传堂

张传堂：山东金乡羊山镇人，1955年12月生，大专文化。1975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羊山中心校教师，济宁市任城区党校教员，任城区纪委秘书、主任、副书记。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2020年5月，出版长篇小说《古镇岁月》、中篇纪实文学《鲁西南鏖兵》，其后，发表散文《太白寻踪》、《济宁州的小土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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