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在藏工作四十年的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春节刚刚过完，四周还零星响着鞭炮声，我踏上了返程的火车。在纷飞的细雨中，只有父亲为我们送行。他手中拿着好几把伞，替我打的、他的、给我爱人的。火车要过一会儿才开，天色已晚，我们让他回去，他坚决不肯，他一定要看到火车开动才离开，并且一再嘱咐我：“等我到家了，一定给我打个电话，我等到电话再睡觉。”火车轰隆轰隆渐行渐远，父亲的身影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南方那连绵不断的雨中。

　　不巧得很，当我要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手机上没储存父亲的电话。只好辗转打到弟弟那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打电话给父亲。可是心里十分的懊丧，没能随父亲的愿望给他道一声平安，不知那晚他是否睡得安稳？

　　六十多年前，当解放军的炮声在我们这座古城周围轰响的时候，父亲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当时的华北军政大学，就象许多书里常说的那样：“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时候全国解放在即，学校是为了向部队输送有知识有文化的后备战士。

　　五十年代初，父亲从已经进入大城市的西南军区文工团，调入了十八军53师文工队，跟着十八军的队伍，一边修路，一边进藏。部队到达拉萨后，在若干年里转业到了地方，直到最后离开西藏，一直在西藏工作奋斗了四十余年。父亲把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西藏，是西藏发展建设的忠实建设者，是西藏革命史的宝贵见证人。

　　父亲所从事的工作很多，为了西藏的发展建设，真是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解放军的普通战士、部队里的教员、文工团员、文教厅的干事、工业厅的政治部主任、札木机械厂的党委书记、技校的校长、最后在他光荣离休前终于又回到了他走上革命队伍时的起点：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任自治区艺术研究所所长。

　　父亲的人生经历丰富，又爱看书，可我总觉得他自己其实正是一部精彩的大书，只不过读他的人很少很少……

　　父亲为人正直，生活俭朴。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现在生活比较富裕了，父亲从来不谈钱。对于物质世界,他真有些“临危不惧”。看来“糖衣炮弹”，到父亲那里起不了作用，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过多的需求。而对待生活不太富裕的亲戚朋友,父亲总是尽量的给予资助。

　　父亲在单位当领导的时候,特别同情那些身体有病或有残疾的职工,他总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他们过上有保障的生活。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大概是80年代的某一年吧,他们单位的一位职工,全家内调回了甘肃的农村老家,有一天他给父亲来了一封信，讲了他们家的一些情况。看到信以后，父亲心里很难过，他决定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父亲利用出差的机会,从拉萨出来，辗转乘火车转汽车,又徒步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到了那位职工的家,一进他家门,看到当时的情景,父亲的眼泪都快落下来了。这里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低矮破旧的房屋，吃水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担,而当时那位职工患病正躺在床上，家里没有劳动力，老婆没有工作，孩子们还很小，生活极其困难。回到单位后父亲立刻向有关部门打报告,通过种种努力,把那位职工调回了原单位,把他爱人安排在单位做临时工,让那位职工在传达室做收发，孩子们都安排上了学,许多年过去了，现在这家人已经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而我和哥哥在个人工作的调动问题上，曾经也向他提出过一些小小的要求，可是他从来也不答应。

　　父亲在藏四十多年，和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家经常会有藏族老百姓来，他们亲切称父亲“格拉”（老师的意思）。每次来都必须留下来吃饭，走的时候，父亲给他们的羊毛口袋里装上家里并不多的大米面粉，还把 我们的衣裤鞋子找出几件给 他们带走。每次送他们回去，父亲的眼里都满含深情，仿佛就是自己家的一个亲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老百姓其中有些人是曾经到北京参加过当年的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的农牧民，汇演结束有些人成为了西藏各个文艺单位的演员，可有些人却回到了农牧区，还是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当年带他们到北京的几个老师中的一位。

　　从小到大我都很崇拜父亲，他的优良品格值得所有的人学习。

　　关于父亲的故事还有许多，以后，我会慢慢的讲给朋友们听。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徐燕妮，1958年出生，三、四岁随父母进藏。1975年西藏拉萨中学高中毕业，1975年——1976年在堆龙德庆县波玛公社下乡插队。1977——1999年在西藏话剧团工作。1999年内调北京，在北京电力公司培训中心（党校）工作。2013年退休在家。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