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李开盛：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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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Diplomacy

Ny.2021 / No.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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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小二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ISS

基于共同利益推进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普遍认识，但这并非唯一的路径。例如，詹姆斯·多尔蒂（James Daugherty）、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 Jr.）指出：“进行合作既可能是源于个体对集体福利承担的义务，也可能是基于对私利的认识。” 因此，国际合作可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私利或利益的合作，关键在于国际行为体是否拥有共同利益，大多数合作在此范畴；二是基于义务的合作，强调国际行为体根据自己所应该履行的义务，而与相关方开展合作，气候合作（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即属此例。当前，中美间利益矛盾加剧甚至被放大，基于利益的合作变得越来越艰难，有必要把基于义务的合作作为补充路径。为此，本文试图借助角色理论，提出一种基于义务而非基于利益的双边合作新路径。

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被定义为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特定社会地位，并伴随着一套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 如果引申到国际安全议题中，角色可以定义为国家在一定安全结构或关系中所处的特定地位，并根据地位的不同而应拥有国际社会所期待的行为模式。相对于国际政治主流理论逻辑而言，角色理论所强调的“行为模式”固然也包含某种利益诉求，但强调义务的成分更多，适合作为基于义务合作的理论基础。

自从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首次系统地将角色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以来，角色分析在外交政策研究中已广为运用，国内外相关成果众多。不少成果谈到了第三方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问题， 许多有关中美关系的政策分析文章也引入了事实上的角色分析，如视美国为霸权和守成大国，视中国为“挑战者”“新兴大国”或是“修正主义国家”等。但总体上看，这些分析主要强调的是角色背后的利益而非义务逻辑。本文认为，国际社会是受到一定规范、规则限制的社会，有关规范或义务的话语或行为所蕴含的力量仍然引人关注，如人权、裁军、气候变化等议题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义务话语而非利益逻辑。中美关系同样是值得尝试的领域，关键是能否找到基于两国各自义务开展合作的路径，并通过相关的诱导或压力，使两国意识到这些义务并接受相应的合作路径。目前的问题是，美国主要在维护霸权这一利益逻辑驱使之下，故意忽略了自己在具体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而有关中美“霸权对崛起”的众多讨论，则聚焦两国关系中的利益逻辑而非角色义务，在事实上纵容了美国的角色错位与义务失范。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致力于匡正美国的角色与义务，以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为例，就中美合作提出一种补充的可能路径，并期待这将略有助于两国走出冲突逻辑，从而避免一场新型冷战的发生。

一、角色错位：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中的义务失范及其影响

要推动中美就东亚安全议题开展基于角色的合作，必须对两国的相关角色及其义务模式有一个客观判定。一个国家在特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受到议题性质、个体属性以及相互关系的约束，有其客观性。“人们既不能主观随意地制造本来就不存在的某种角色，也不能主观随意地抹杀本来就客观存在的某种角色。” 这种角色的客观性使得我们能够对一个国家的义务（即应该如何行为）作出评价。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国偏离了自己在相关东亚安全议题上所应扮演的角色，相应的角色义务被忽视、遗弃甚至是故意的背离（本文统称之为“失范”），才使得中美安全关系更加复杂，合作起来更加困难。

（一）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中的应然角色

东亚安全议题众多，本文主要关注中美均聚焦的两个安全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南沙岛礁主权争端。这两个议题的走向不但决定了地区安全态势，也对中美地区安全合作起着关键性作用。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中的角色截然不同，有利于我们对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进行比较分析。

美国在这两个安全议题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分别如下：

1、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

朝核问题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朝鲜半岛议题中的一部分，其他议题包括朝鲜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三国的敌对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等。在核问题中，美国与朝鲜一样，是最直接的当事方。朝鲜战争是当前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所有朝鲜半岛议题的起源，中美朝韩均为朝鲜战争的当事方。但是，韩国由于当时李承晚政府的立场，并未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中国则于1958年撤出了所有驻朝部队。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一直驻扎在朝鲜半岛，各方并未在停战协定之后签署和平条约，美朝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归根结底是出自对美国威胁的担心，是在自身国力与美韩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试图采取的一种不对称威慑战略。正如西方学者所承认的那样，“我们习惯于认为朝鲜对韩国构成了军事威胁，但却很容易忘记朝鲜所面对的是横跨非军事区的强大美国军事机器。” 因此，从朝核问题的起源看，美朝才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当事方。相对而言，中国由于与朝鲜存在条约关系，对朝鲜安全负有一定程度的义务，以及作为邻国自身安全受到核问题走向的影响，是重要的相关第三方。

解铃仍须系铃人，作为当事方，美国应对朝核问题的管理与最终解决承担主要责任。六方会谈过程中达成的《9·19共同声明》曾对主要当事方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美韩就朝鲜的安全关切作出承诺。如果当事方以各种理由推诿自己的责任，朝核问题就难以解决。正因为如此，即使六方会谈在中国的推动以及相关各方的努力下达成了《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但美朝间在验证问题上却争执不休， 最终导致功亏一篑。验证的问题表面上是由何人到何地按何程序对何目标进行核查等技术性问题，但事实上的根本症结在于，美朝间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作为强势一方的美国不顾朝鲜的担忧，在未采取任何实质安全保证行为（如美朝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机制与美国撤军等）的情况下，就要求朝鲜全面弃核并进行全面验证，注定是缘木求鱼、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并未尽责的美国却将朝鲜定性为“欺骗”，并通过不断施加制裁压力，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朝鲜甚至是中国，进一步淡化和掩盖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

作为第三方的中国，对朝鲜半岛核问题当然不能不管，但其行为模式与当事方有着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为：第一，保持中立并促进以及监督相关权利义务在当事方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第二，根据自己的能力及当事方的意愿提供协助。第三，确保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此问题的侵犯。总体上看，中国通过主办六方会谈，较充分地扮演了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2、南沙岛礁主权争端的第三方

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中美的角色恰恰相反，即中国才是当事方，而美国则是第三方。由于复杂的历史、现实与国际法原因，该争端目前已形成涉及五国六方的局面， 但各自声索范围并不相同。作为当事方，中国并没有回避自己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责任。中国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维护地区稳定与相关双边关系大局的需要，一直对争端处理持十分慎重的态度。相反，一些声索国却利用中国的谨慎，大肆进行油气开发等各种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2013年，菲律宾更是不顾两国政治协商的共识，在美国唆使下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迫使中国开展必要的岛礁建设进行反制。2016年，杜特尔特出任菲律宾总统后中菲关系转寰，中国大力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体现了一个当事大国的应有责任。

美国远离南海，也没有对相关岛礁提出主权诉求，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的第三方。与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角色相比，仅算得上是较少关联的第三方。从议题性质与关系看，朝鲜半岛核问题之于中国，与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之于美国有着重要差异。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朝鲜有条约关系，还是《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方，因此是相关议题即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直接当事方，而且中朝两国是地理上的邻居，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动直接影响中国自身的安全和周边安全环境，中方有权利对此表达关切并参与相关问题的解决。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美国是南沙岛礁声索方菲律宾的条约盟友，它自身距南海有万里之遥，南沙岛礁主权争端的走向对其安全形势并没有直接影响。美国仅仅是它所声称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当事方，但这一问题与主权争端是两码事，而且南海“航行自由”并没有因为主权争端受到挑战。中国政府已正式声明，“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相关声索方之间的主权争端对其他国家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产生了影响。近年来，中国通过建设大型多功能灯塔等民用航海保障基础设施， 有力地促进了南海的航行自由。所谓航行自由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它是美国制造出来、试图以此干预南海局势的借口。因此，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美国仅仅是较少关联的第三方，其参与程度更弱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参与程度，即仅限于：对于主权争端保持中立地位；基于当事方的共同意愿（如果有这种意愿的话）提供帮助；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自身的相关合法利益。显然，这一角色决定了美国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有着重要的义务，而对主权争议保持中立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应然角色及与中国的对比参见表1。

（二）美国的角色错位及其影响

如果以美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上的应然角色为对照，可以发现现实中的美国角色出现了错位，即其实际采取的是与角色所要求的行为模式背道而驰的立场。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错位是指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与社会、群体、组织、他人的期待和要求不相符合的行为。” 由于美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中承担着重要的积极义务（承担解决核问题的责任）与消极义务（在岛礁主权争端中不持立场），其角色错位必然导致美国的义务失范，从而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以及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1、朝鲜半岛核问题：美国角色缺位引发的义务失范

在冷战结束之初爆发的第一次朝核危机中，美国基本上履行了当事人角色，最终与朝鲜签订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以允诺为朝鲜建造两座1 000兆瓦轻水反应堆为代价，换取朝鲜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美国最初还愿意参与中国牵头的六方会谈，并为达成协议作出相关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当事方的角色。但随着谈判及协议触及美朝关系正常化、和平协议签署以及和平机制等可能影响到美国在朝鲜半岛地位的问题，美国的态度出现了回缩，开始将政策重点放在对朝施压而不是善尽本身义务上面。奥巴马时期则在所谓“战略忍耐”的旗号下，以对朝制裁为主要政策工具，回避了自己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应尽的责任。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主动接触朝鲜，特朗普也先后三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宣布“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当事方的角色。但是，美方并没有实质性的步伐跟进。双方关系在2019年河内峰会的破裂表明，美国还是把主要责任推给朝鲜，即希望采取逼迫对方投降式的“利比亚模式”解决问题，以自己空头的承诺换取“最终、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 这表明，在思考问题解决方案时，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美国的责任问题，仍然对自己的当事方责任采取了淡化与掩盖的政策，这自然无助于解决朝核问题。直到特朗普任期结束，朝核问题也未取得具体进展。

总体看，美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角色错位体现为缺位。尽管美国是朝核问题的当事方，但却不愿意承担当事方应该承担的义务，甚至把自己混同于第三方。例如，美国总是把问题的根源完全归咎于朝鲜，避而不谈自己在导致问题产生和最终解决问题上的应有责任。美国还经常要求作为第三方的中国在施压朝鲜、强化制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奥巴马、特朗普政府都曾对中国在执行对朝制裁方面说三道四。通过这些外交和舆论上的操作，美国成功地让国际社会许多人以为，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主要是因为朝鲜的问题（如屡次“欺骗”），甚至是中国的问题（在制裁上“不作为”），从而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责任引到中、朝方面，逃避美国自身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义务。

作为朝鲜半岛核问题最主要的当事方之一，美国的义务失范对问题本身以及中美安全关系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第一，朝核问题变得日益严重甚至是积重难返。对美朝来说，任何一方的缺位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响”，会导致问题的持久难解。而特朗普时期的接触失败，只会加深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增强朝鲜进一步依赖核武器确保自身安全的决心。朝鲜已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在2021年1月结束的朝鲜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金正恩提出了在不断提升核威慑力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加强军事力量的要求。 第二，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强调“中国制裁责任论”，事实上是在把朝核问题当做破坏中国形象、施压中国崛起的工具，这只会促使中国更加怀疑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真实意愿，双方在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下降。其实，中国作为有强关联的第三方，有意愿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半岛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相互配合，都努力发挥基于各自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朝核问题的解决，至少是良好与稳定的管理是有希望的。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六方会谈就表明了这一点，但美国的角色缺位却使得这一合作的潜在机会演变成新的摩擦来源。

2、南沙岛礁主权争端：角色越位引起的义务失范

直到进入21世纪之前，美国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还是大致遵守了第三方这一角色。虽然其“航行自由”计划由来已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与南沙岛礁主权争端联系起来。迟至1995年5月10日，美国发布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还明确表示不对南海地区的领土争端持有立场，但要求声索国以和平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 小布什执政后，尽管中美间一度发生严重的南海撞机事件，但这主要源于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政策。总体上看，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没有直接介入南海主权争端，而是侧重以军事手段来遏制中国。 但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屡屡超越自己的角色定位行事，开始改变在主权争端上不选边的立场。2013年，美国唆使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2014年2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公然要求中国明确说明划设南海九段线的意义，并指出中国宣称主权的方式破坏地区稳定。 特朗普政府本不重视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但为了打压中国，在临近其任期结束之际，由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于2020年7月13日发表《关于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立场声明》，明确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此前，美国支持其他声索方专属经济区的主张、反对中国的“九段线”，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蓬佩奥的声明是首次公开明确这一立场。 这就从原来事实上的选边站，变成了公开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选边站。除此之外，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行为也越来越多，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频繁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派遣舰机进入中国实控岛礁的领空与领海，通过不断渲染南海问题，为自己谋取在南海局势上的发言权。第二，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声索方强化海上巡逻和监控的能力，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交流，甚至是举行联合演习，实际上是鼓励这些国家在南海争端中对抗中国。第三，在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渲染南海主权争端，试图影响争端的管控与解决机制，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谈判下“指导棋”，要求不得限制美国的“航行自由”。

与朝鲜半岛核问题恰恰相反，美国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的角色错位体现为“越位”，即越过自身的第三方身份去干涉主权争端当事方之间的事情，甚至是把自己混同于当事方。这使得本来就复杂的争端更加持久和难以解决，主要原因是：第一，美国出于牵制中国的需要，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南海风平浪静，而是使南海成为中国一个“流血的伤口”，持续越久越好。所以，除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干预外，美国一些智库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明显偏袒日本、越南等国，甚至是移花接木，通过所谓的研究以宣扬“中国威胁”。 第二，由于美国干涉进来拉偏架，使得相关国家提出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中国则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其典型事件就是南海仲裁案。中国本已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双边与多边协商中排除了仲裁方式。美国明知中国不可能接受而偏要鼓动菲律宾发起仲裁案，其实质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使中国难堪，离间中菲关系。最后公布的仲裁裁决对中国一边倒的不公平，甚至否认了太平岛的岛屿地位，这种罔顾国际法的所谓仲裁裁决只会使中国对美国、对所谓司法解决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第三，由于美国对于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地区安全框架建设持事实上的怀疑、抑制甚至破坏的态度，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管控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推动南海地区稳定将起重要作用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谈判出现了“难以推进”的局面。 由于美军持续加强在南海的部署与活动，不仅恶化了中美关系，包括油气开发在内的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双边与多边南海合作也可能因此受到消极影响。对于中美安全关系而言，与中国舰机发生摩擦或意外事件的概率自然大大增加。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义务失范及其后果参见表2。

二、角色变化：拜登的东亚政策及其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希望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以及核不扩散方面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强调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坚持针对中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等。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还没有摆脱上届政府的阴影，还没有走出对华认知的误区，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路径。” 那么，在东亚安全议题特别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与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拜登政府拟与中方建立起何种关系？这主要取决于拜登政府在这两大议题上的角色认识与行为模式变化。

（一）朝鲜半岛核问题

对于朝核问题，拜登政府已完成评估，但至本文截稿时止，其政策细节并没有出台。考虑到拜登本人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在朝核问题上的既有表态及其整体安全与外交战略，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朝核问题不会在拜登外交议程中占据优先与紧迫的位置

2021年2月3日，拜登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强调了美韩同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性，甚至谈到了气候变化、缅甸议题，但对于韩方最为关注的朝核问题，美方发布的新闻稿中只有一句话：“两国领导人同意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紧密协调”，通篇没有提及“核议题”。 之所以如此，部分由于拜登政府与文在寅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强调盟友重要性的拜登政府可能不愿意公开展示这种分歧。

但也要看到，朝鲜核武器水平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朝鲜正在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朝鲜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美国政府更迭之际采取激烈的行动，美国应对的紧迫感相对降低了。而且朝鲜核武器实质上对美的安全威胁有限，美国就有人提出了“至少在短期内与有核朝鲜共存”的说法， 这一事实及判断也冲淡了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危机感。基于此，美国尽管口头上不会放弃无核化的说法，但具体要求与政策重心可能会出现变化。韩国学者、文在寅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文正仁认为，拜登阵营中占主流的外交政策专家承认，朝鲜短期内弃核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赞同军事行动，而是主张对朝核加以稳定管理。 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国务卿上任后不久，即联袂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访问日、韩，与其说是重视朝核问题，还不如说是更在意拉拢这两个重要的东北亚强国，意图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2、混合运用制裁、接触等政策工具

尽管布林肯提到制裁和外交激励都是美国的筹码， 但从拜登政府对朝鲜政权与美朝峰会的否定性态度看，像“金特会”那样的高层接触基本上没有可能。拜登政府更愿意开展工作层面的接触，旨在摸清朝鲜政府的态度，管控好朝核问题。但朝鲜对这样的接触可能是没有兴趣的，为了迫使拜登改变政策，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强硬”行动。因此，延续甚至强化当前的对朝制裁政策仍可能是拜登政府的重要威慑手段。

2021年3月18日，布林肯在访问韩国的记者会上，提到了《美韩共同声明》中没有提到的对朝制裁、人权等议题。总的来看，拜登政府出于管控问题的考虑，可能会视情况混合采用接触、制裁的办法，必要时愿意同朝鲜达成一定的协议，但会对“大交易”保持谨慎态度。

3、同盟以及伙伴将成为拜登政府对朝战略与政策的重要支撑

拜登在大选时发表的文章里，主张与盟友甚至是中国协调行动，以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 布林肯在接受拜登任命之前以及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对他任命的听证会上，提出要“重新激活核心同盟”，“与盟国韩国和日本紧密团结，要求对中国加强经济施压”。 依赖同盟不但符合拜登政府的外交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在朝核问题上，强化同盟合作有利于分散美国面对的压力，分担其政策成本。正因为如此，美国还多次要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负担共享”，特别是在制裁问题上承担起更多“责任”。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更是认为，在朝核问题上，韩国、中国的利益更加明显，因此应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责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提出：“与朝鲜的协商不应以（损害）美国盟友为代价，相反地，美国应该与它们紧密协调。应寻求中国对无核化的支持，但不能把政策外包给中国。”

总体上看，拜登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将进一步淡化“当事方”的义务，尽可能在主导朝核问题走向的同时，与他人“共享负担”甚至是撇清自己的应有责任。这对朝核问题以及中美关系本身都是不利的。

第一，在朝核问题上，只要美国在解决半岛战争状态、建立持久和平机制的问题上无所作为，朝核问题这个“炸药桶”即使实现所谓稳定，也只能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稳定，是无法持久的。短期看更重要的是，朝鲜不会对美国的制裁政策一味容忍下去。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一旦制裁进一步收缩或加强执行力度，甚至危及其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朝鲜势必会以自己的方式发泄不满，以迫使美国改弦更张。朝鲜半岛局势可能又会进入新一轮恶性循环。

第二，在中美关系上，如果拜登政府所谓“稳定管理”最终会导向对朝核问题最终解决进程的启动，如恢复六方会谈、美朝开启工作会谈并逐步升级为高级会谈等，中国会乐意加入与推动。但是，从拜登本人及其团队释放的各种信息看，拜登政府可能最想与中国合作的只是拉中国维持对朝制裁，甚至可能提出所谓“中国违反制裁”的问题， 而不是搞一场可能会给美国自己带来压力的新六方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很可能丧失通过朝核问题而进行合作的机会，相反可能在制裁等问题上相互指责，使得朝核问题成为两国矛盾的新爆发点。

（二）南沙岛礁主权争端

目前，拜登政府并没有就中国在南海岛礁的主权诉求发表正式声明，这只能说明当前美国政府的谨慎，而不是该议题不重要。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主权争端的存在，南海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优先方向。为此，拜登政府很可能把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与其他相关的南海议题联动起来，通过如下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这一争端的走向：

1、将强化与东盟关系作为介入南海局势的政治与外交基础

拜登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继承者，无论在哪一个战略中，东南亚都处在核心位置。由于除中国外的南沙岛礁主权声索国都是东盟国家，拉拢东盟对于美国介入南海局势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2月4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借缅甸事变与东盟国家驻美大使通话之机，重申了美国对于“扩大与东盟接触的承诺”，并强调要“推进海上安全”。 在2021年3月发布的《重振美国优势：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美国也直接点名“新加坡、越南和其他东盟成员国”，要与它们“深化伙伴关系”。 对于其条约盟友菲律宾，尽管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以亲华著称，但美国也不忘争取。布林肯上任不久即在与菲律宾外长泰迪·洛钦（Teddy Locsin）通话中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在太平洋遭受武装攻击的情形，并特别指明说包括南海。 接下来，拜登政府可能利用派遣高级别代表甚至是本人出席东盟峰会、美国—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外长会等线下会议或视频交流，强化与东盟的关系，并借机宣传其在南海局势上的主张。

2、继续否认中国的主权诉求以为其他声索国打气

拜登政府可能不会像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末期那样公开、直接地否定中国的主权诉求，但其实质目标是一样的，只不过手段不同。例如，布林肯国务卿在与洛钦通话时宣称，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超过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海洋主权主张。 这实际上是反对中国“九段线”的含蓄表示，因为在美国看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反映而且也不支持“九段线”的主张。因此，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不会是拜登政府的立场，在具体的做法上，强调所谓国际规则的拜登政府可能会更多地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为“暗箭”，而不是直接出面否定中国的“九段线”。例如，杰克·沙利文于2021年2月17日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赫莫基内斯·埃斯佩伦（Hermogenes Esperon）通话，强调南海仲裁裁决是“最终裁决且对各方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绑定其他声索国对抗中国的立场，使它们在与中国的协商过程中很难让步或妥协，从而使争端持久化甚至是升温。

3、继续将“航行自由行动”、单边双边或多边演习作为挑事、生事的重要手段

东南亚与东北亚不同，没有像日本甚至是韩国这样能够在国力方面独当一面的地区盟国，在美国的两个地区盟国中，菲律宾武装力量弱小，另一盟国泰国与中国关系良好且与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无关。地区大国印度尼西亚独立性较强，不会全然听美国使唤。要使南海局势保持一定的热度，并且符合美国的政治、外交需要，就少不了美国的亲自上阵。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部署军事力量这一传统手段在拜登时期同样也不会放弃。例如，拜登就职后仅半月，“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打击群就驶入南海活动。2021年2月5日和17日，美国军舰“麦凯恩”号、“罗素”号分别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和南沙群岛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事实上，在美国的鼓动与要求下，一些欧洲盟友也允诺派军舰来南海造声势。

4、争取形成美国参与的南海问题国际框架

美国一直十分关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谈判，并试图为谈判设置标准、下“指导棋”。 经过努力，中国与东盟的谈判已取得重要进展。2017年8月6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2018年8月2日，“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2019年，各方提前完成第一轮审读，启动第二轮审读。目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准则磋商受到一定影响。中方曾提出三年内（即2021年内）完成磋商。拜登在发布的《重振美国优势：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强调，“我们将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乐见任何将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南海问题管理框架，而且中国与东盟之间完成谈判、稳定管理南海问题不符合美国利用主权争端牵制中国的这一利益。基于此，拜登政府很可能通过各种政治、外交手段暗地破坏谈判，同时自己或利用代理人鼓吹在南海建立包括域外国家在内的地区管理机制，从而固化自己的影响力，并压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

总体上看，拜登与特朗普一样，将无视自己的“第三方”角色所规定的义务，继续在南海搅局，把主权争端当成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不同的是，在相关的角色扮演上，拜登政府可能卷入更深、更巧妙，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扮演“鲁莽的第三方”的角色。但在影响层面，拜登政策并不比特朗普政策的负面作用小。

第一，南沙岛礁主权争端可能风波再起。受拜登政府拉拢政策的影响，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菲律宾国内的亲美、疑华势力会大受鼓舞，中菲两国政府在南海议题上进行合作的政治压力会增加。特别是考虑到杜特尔特任期将于2022年6月底结束，菲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为选举布局，南海议题很可能作为反对派抹黑杜特尔特政府的重要议题而进一步敏感化、政治化，菲律宾参与的双边或多边南海合作将变得更为艰难。2021年4月，菲国内反对派与舆论炒作中国渔船聚集牛轭礁的问题，就是典型一例。今后，随着多边国际场合围绕南海的博弈加剧，地区政治与外交对抗态势可能升温，不排除仲裁风波重演的可能性。另外，“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谈判一旦无望，地区和平进程中的善意与合作可能因此逆转为敌意与对抗，双边或多边在渔业、巡逻等方面的摩擦将会加剧，甚至出现武力摩擦。

第二，中美南海对抗加剧将破坏两国整体合作关系。根据拜登政府的战略与可能的政策，尽管其试图在主权争端中不公开选边、在很多场合下让其他南海声索国冲在前面，但中国不会看不出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美国，而且美国还通过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直接与中国在南海相对。因此，未来中美围绕南海开展外交战、政治战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发生意外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低估。

拜登政府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上的角色变化及其后果参见表3。

总体上看，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错位没有变化，其义务失范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尽管程度有所不同，美国在东亚安全问题上始终回避自己义务这一本质与趋势没有改变。这与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从主观上看，美国的霸权利益考虑与政策认知扭曲了其在这两个具体议题上的角色认知。如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当事方角色，也并非完全不想解决朝核问题，而是因为其他的利益与政策考虑，使其不愿意履行当事方相应的义务，这些利益与政策考虑包括：担心建立和平机制影响驻韩美军，进而危及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利用任何危机促进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特别是部署有可能牵制中国而不是针对朝鲜的武器或相关系统，进而谋取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以为依靠制裁可以迫使朝鲜屈服，从而不必履行自己的当事方责任；等等。 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上也是如此，这一争端本来并不涉及美国，但美国发现其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有力工具，因此越是随着对华竞争战略的确立，它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就越深，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第二，从客观上看，缺乏能够有效督促美国谨守其应然角色的硬性与软性约束。美国作为当前世界的霸权，在国际政治中时常推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举，国际社会对其霸权难以形成有效约束。特别是在东亚缺乏一个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致使美国在逃避角色义务方面不用承担制度成本。另外，不少周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在政治、外交上也不反对美国的角色错位，甚至纵容、支持美国在朝核问题、南海诸岛主权争端问题上转换角色，从而无法形成对美国有效的政治与舆论压力，难以约束美国谨守自己的角色责任。相反，美国拥有强大的外交动员与国际舆论操控能力，因此能够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缺位”仍能诿过于人、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上“越位”却批评中国外交“咄咄逼人”。

三、角色回归：中美东亚安全合作的另一种可能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其中的主要行为体长时期地出现角色错位与义务失范，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功能紊乱，而且从法律与道义上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如前所述，由于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义务失范，地区局势与中美关系都可能受到重大损害。特别是在当前拜登政府越来越明显地继续以印太地区为“战场”，纠集其盟友为“战友”，利用各种议题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的情况下，如果中美不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实现良性互动，两国完全有可能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修昔底德陷阱”。反过来看，东亚作为中美博弈的关键地区，如果能够利用两国在相关议题上的角色差异及互补空间，展开良性安全互动，则有利于推动两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摆脱隐约成形的新冷战。

（一）基于义务合作的必要性

从规范的视角看，基于义务的合作路径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能够为中美安全合作提供一个中性、公正的基础。中美两国之所以难以在东亚开展安全合作，在于双方都对对方的意图有着深刻的怀疑：中国怀疑美国维系在东亚的存在主要是遏制其崛起，美国则怀疑中国的崛起旨在将其排挤出东亚地区。客观地讲，这种相互怀疑并非纯属主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如果我们根据“互利共赢”的路径去推动中美东亚安全合作，就很难找到切入点，因为双方的结构性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即使其他方面存在“利益交集”，也会被忽视或扭曲。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基于利益的合作路径之外，强调一种基于角色与义务的合作路径。角色的客观性也决定了相应义务的客观性，这就对各方应该在合作中做什么提供了一套既清晰又相对客观、公正的指南，从而大大减小了双方彼此指责、各说各话的空间。尽管国际社会的行为逻辑主要是以利益为导向，但义务逻辑也日益突显，例如中国经常强调要做“负责任大国”、西方国家常常强调要“保护人权”等。因此，中美两国在东亚安全领域也完全可以倡导义务逻辑，开展更多基于角色的合作，使地区安全解决方案呈现出更多的中性、公正的色彩。

而基于义务的中美东亚安全互动也需要以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两个安全议题为关键切入点。这是因为：

1、在未来一至两年的时间内两个议题都有重新激化的可能

正如前述，当前朝鲜之所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隐忍不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所致。一旦疫情结束，原有的朝核问题逻辑就很可能恢复作用，即朝鲜采取“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方式回怼美国制裁。南海这几年大致平静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友华政策有关，但其任期将于2022年6月底结束，且根据菲律宾宪法他将无法连任，一旦反对势力上台，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很可能重趋强硬。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开展有效合作，有利于制止这两个安全议题恶化，从而避免其发酵对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造成对抗性影响。

2、具体议题合作成果“外溢”有利于推动中美建立战略信任

在对华关系中，美国一直追求所谓的“结果导向”。在2021年2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通话中，美方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但导向何种“结果”不应是美国单方界定的。事实上，两国如果能够在东亚安全议题层次上开展合作，这才是真正的结果导向，因为它针对的是具体的、实在的问题与挑战，也需要通过合作产生具体的、实在的成果，对中美关系与地区安全产生具体的积极影响。而且，与地区安全秩序这样的宏大问题相比，具体的议题合作更有可能与两国的结构性权力矛盾脱钩，更能从技术层面加以处理，也相对更容易取得成功。进一步看，这种成功很可能具有示范与引领效应。功能主义强调，两国如果在低阶领域合作成功，有利于“外溢”至高阶领域。 如果中美能够在本属于高阶领域但与结构性矛盾关联较少的议题上合作成功，则可能将合作效果“外溢”至那些结构性安全与权力领域，从而推动中美整体安全与权力关系的良性演进。

3、中美在两个安全议题上的角色具有互补性与兼容性

角色的差异可能导致冲突，但常常也是两国互补与合作的基础。由于不同角色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拥有的力量与可发挥的作用不一，如果能够协同作用，往往能够达到更好的合作效果。在朝核问题与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应然角色恰恰是相异而非相同的：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是当事方而中国是第三方；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当事方而美国是第三方。从维护双边关系与地区秩序稳定的角度看，双方的角色差异恰恰既提供了合作的必要性，又提供了合作的空间。

就必要性而言，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哪怕只是想稳定管理好朝核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如果中国不对朝鲜发挥影响力，美朝不但难以展开对话，即使达成协议，也可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间方提供保证作用而难以落实。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不能无视美国的介入。尽管美国不是主权争端的当事方，但美国确实是相关议题如南海地区稳定的客观影响因素，需要中国从战略高度予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安排。事实上，中方也并不排斥美方，而是希望美国“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就合作空间来讲，如果中美均能从议题本身角度以及所应承担的角色出发致力于解决或者至少是管控问题，那么双方的角色及其作用正好具有互补性。在朝核问题上，如果美国能够承担与其当事人角色相应的义务（如给予朝鲜实质性安全保障），而中国再从第三方角度予以协助，那么六方会谈有可能重开，美朝可能就解决相互关切达成力度更大的协议，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期待中国扮演某种保证人的角色。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上，如果美国能够谨守第三方角色的义务，而中国则作为当事方致力于与其他声索方管控或解决争端，那么各声索方将更有动力通过谈判而不是其他途径应对争端，“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也更有可能尽早达成。

（二）推动美国角色回归的路径

为推进中美就东亚安全议题开展基于义务的合作，两国都必须谨守自己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通过前面有关美国角色错位的分析可知，当前的关键是实现美国的角色回归。中国在这两个议题上的角色扮演 当然还有改进的空间，但从问题的主要症结来看，关键还是要纠正美国的角色错位现象，矫正其义务失范，使其恢复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中的本来角色。角色回归是一个政策调整的过程，首先需要在观念上对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包括义务在内）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角色观念通过如下三个策略对国际行为体的利益确定与政策制定发挥作用：引导（prescribe），即激发行为体产生与角色观念匹配的愿望、目标和行动；排除（proscribe），即将与角色不符的认知或行为剔除；设定进程（processual style），即帮助行为体设定外交决策中对内对外的应对步骤、进程和风格偏好。 因此，美国实现角色回归的关键首先是端正角色观念认识，然后在角色观念的引导下设定其在朝核、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目标与行为模式（包括义务）。

但美国明显不会主动这么做。如前所述，其角色错位之所以长期存在，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这些原因显然不会在短期内被轻易改变。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改变是不可能、相关努力是不值得去做的。中美关系是如此重要，中美如果发生冲突，是任何理性的国际关系观察者都不愿意面对的灾难。因此，即使仅具有较少的可能性，或者仅仅是推动中美实现合作的补充而非主要的途径，仍然有必要去详尽探究实现路径。根据前面的原因分析，本文认为，要促使美国回归角色，有必要从主观诱导与客观约束两方面努力。

1、主观诱导：增加促使美国回归角色的动力

考虑到美国对自身在东亚霸权地位的担心，这种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主动提出战略设计，推动中美在东亚实现持久的良性共存。笔者曾经主张，从较长时期来看，由于中美国力渐趋平衡，两国在东亚最终达成妥协是可能的。 但至少在短期内看，美国为维护霸权对中国的打压不会停止，更不会主动提出妥协方案，这方面仍然需要中国有更多的战略主动、设计与引导。这并不是需要中国率先让步，而是意味着中国应该针对东亚的具体安全议题和整体地区秩序等进行区别化的设计，在坚持地区自主合作的基础上对美国角色予以适当考虑。事实上，中国领导层多次强调宽广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而中国学界早就有人主张在东亚推行“开放地区主义”。 但是，外界仍然有人认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多边安全合作有着“赤裸裸”的反美色彩，并以“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为例，指控中国反对地区国家向美国寻求帮助。

要避免这种误解，就需要分别在地区秩序层面与具体安全议题层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例如，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应根据议题本身的性质以及美国的角色，明确地要求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在相关的和平机制建立问题上，则不妨从中美东亚长期共存的角度出发，在坚持地区自主的基础上，对美韩同盟、驻韩美军等作出较为灵活的安排。在南海问题上，考虑到美国借“航行自由”干涉主权争端，建议在“双轨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三轨思路”，即在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的基础上增加“第三轨”：对包括南海在内的全球性海洋飞越、航行自由以及海洋军事化问题，愿意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磋商、形成共识，旨在明确排除美国对他国主权争端的干涉权的基础上，对美国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诉求提供对话渠道，并为反制美国在全球的“横行自由”创设平台。总之，有必要在坚持地区自主性与中国主权诉求的基础上，适当化解美国对于其东亚地位的忧虑，推动中美在东亚实现良性共存，从而减轻其霸权考虑对具体安全议题政策的影响。

2、客观约束：强化迫使美国回归角色的规范

所谓角色规范，是“社会用来约束一定角色的行为规则”。 在国内社会中，这些规则包括法律与道义上的规定。国际社会中规则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如前所述，美国的实力与话语霸权更是进一步弱化了能够约束美国的角色规范。美国的霸权目前无法改变，但强化规则建设是中国可以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的方面。当前，应该把推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作为重要切入点，因为它既是管理安全议题、化解安全矛盾的重要手段，又是对相关安全行为体构成规范的重要约束。这在朝核问题上体现为重启六方会谈，在南海问题上则体现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达成。在六方会谈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没有兴趣参与。但对强调多边外交的拜登政府而言，多边会议可能是备选政策工具之一。当然，考虑到传统六方会谈的经验教训，适当缩小范围如举行中美朝韩四方会谈可能是必要的，中国除了作为主席国之外是否能够起更加积极的作用也可以探讨。总之，如果相关国家能就此展开磋商，重开某种形式的多边会谈仍是可能的。

至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其主要作用不在于约束美方（因为美国不是当事方），而在于通过规范中国以及相关东盟国家等当事方的角色，以及在地区各国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迫使美国“无缝可钻”，从而不得不谨守第三方的角色与义务。因此，即使原定的三年谈判期限有困难，中方仍然有必要努力推动谈判并争取尽早产生成果，对于难以突破的重大争议问题，不妨再次尝试模糊化处理的方式，重点是在冲突管控、合作领域等方面达成较前更加具体的共识。当前的关键是先把这一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再逐步完善，避免失去达成协议的战略机遇。

四、结论

在东亚推动中美两国实现基于义务的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拜登政府一再宣示了其对华态度：在应当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这一主张既在气候变化等美国认定的合作议题上打开了合作大门，但也意味着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它所认定的竞争甚至对抗的议题（如南海“航行自由”）上强化对抗。尽管本文分别从主观、客观两个层次提出了促使美国角色回归的政策建议，但仍必须承认，在东亚安全议题上要促进中美基于义务的合作十分艰难。本文的意义在于从学理上指出了可能的合作路径，以及从价值上试图树立一种评判标准：强调义务的角色合作是相对中性、公正的安全合作方案，美国角色错位的趋势值得强调并批判。如果这一认识被接受并形成国际舆论与外交压力，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将有利于强化约束美国行为的外部规范，并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开展合作提供行为指南。作为学术研究，为此而作出一定的努力是应该且必需的，而不是陷在“霸权对崛起”的利益博弈逻辑中不可自拔，无形中“协助”美国掩盖其在朝核、南海等问题上的角色错位与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另外，从长远来看，美国在朝核、南海上的错误政策注定是无法长久持续的，因为其对两大议题本身、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中美间安全关系都有着十分消极的影响，并很可能最终使美国意识到角色错位得不偿失。那个时候，即使美国仍然难以完全放下对霸权利益的执念，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自己的本来角色，在朝核、南海等问题上与中国共同开展良性安全合作。（作者：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