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节,在北京工作的李琳回到山东老家过年。
在老家的一个老屋的窗台上,她发现了一枚印着一个大胡子外国人头像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不知道在老屋的窗台上放了多久,已经沾满油污。
见李琳好奇的看着这枚纪念章,一旁的堂哥告诉她,这枚纪念章是他们的爷爷参加一战的纪念。
爷爷竟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李琳惊诧不已。
堂哥点点头说,爷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中国劳工去法国的,到法国两年后死在了欧洲。一战结束后,同爷爷一起去的同乡回国后将这枚纪念章带回来交给了李琳的奶奶。
51岁的李琳多少了解一些一战时中国劳工的事,但是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居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爷爷究竟因为什么去的法国,什么时间死去的?死后葬在了何处?
李琳从来没见过爷爷,父母也几乎没提过,无意中在老家发现的这枚纪念章使李琳动了想要深入了解的心思。
揣着这枚纪念章李琳回到了北京。
要了解爷爷作为劳工的历史,目前李琳唯一可以着手的只有这枚纪念章。
李琳仔细地端详着手里这枚纪念章:这是一枚铜制的纪念章,正面是个 “大胡子”外国男人头像。背面,是一名骑在马上的战士形象,在这名骑着战马的战士下方刻着两个数字:“1914”、“1918”。在铜章的侧壁上刻着英文“chinese”,还有一串阿拉伯数字“95382”。
从有关一战劳工的资料中,李琳知道了铜章正面的大胡子男人是当年“英国国王兼印度王”乔治五世,背面的两个数字“1914”、“1918”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而纪念章侧面的那串数字“95382”就是爷爷当年的劳工证编号。
带着这枚纪念章,李琳开始了对一战中中国劳工这段历史的探究。
1914年,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欧洲大打出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数年的激战,大量青壮年在战场上阵亡或受伤残疾,协约国不论战场上还是国内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
为解决这一问题,英法等国家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人口大国——中国。
1917年,在山东淄博市一个县城中做教书先生的李大柱看到了一张《招工合同》。合同大意是招募中国男性青壮年到英法等国作劳工。合同条款上标明,成为欧洲劳工的中国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2块大洋的劳务费,其家庭每个月能得到10块钱的补贴。
那时的李大柱每个月靠教书拿着微薄的薪酬,这张合同上给出的条件深深吸引了他。
他把自己的一个同乡赵阁找来,两人一起对合同研究了一番,优厚的报酬和对“外边的世界”的好奇和向往促使两个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反对去报了名。
经过严格的体检,李大柱和赵阁手上各被戴上了一个铜圈,铜圈上面刻着代表其身份的不同编号。
两个月后,包括李大柱和赵阁在内的大约五千名劳工分坐几艘邮轮从青岛出发了。
这是李大柱和赵阁第一次坐船出这么远的门,两人既兴奋又紧张。
上船不久,每个人就都分到了一套救生衣,这让李大柱和赵阁的内心有些忐忑,两人有点意识到这也许并不是一趟特别舒服的旅行。
随着邮轮向深海开去,浪越来越大,船只颠簸不已。严重的晕船使李大柱和很多劳工都呕吐不止,李大柱只能平躺在舱中,尽量减轻晕船带来的不适。
几天后,邮轮行驶到了大西洋中。一天,李大柱和赵阁正憧憬着异国他乡的生活时,突然,一声巨响,邮轮被突然袭来的一阵大浪拍中,剧烈摇晃起来。
李大柱透过悬窗向外看去,只见不远处一艘载满劳工的邮轮燃起了大火。
大家正不知所措之时,又是一声巨响,另一艘邮轮也轰的一声爆炸起火。
船主慌慌张张跑过来,喊大家把救生衣穿上,不要动。华工们穿好救生衣后目瞪口呆的看着爆炸的邮轮船体倾斜着,一点一点地沉入了海里。
李大柱吓坏了,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轮到自己乘坐的邮轮遭此厄运。
幸运的是,李大柱所乘的邮轮最后平安地到达了法国。
到达法国后李大柱才知道,在大西洋上那艘沉入海中的船是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500多名华工不幸遇难。
这个消息让李大柱和赵阁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到了法国后,李大柱、赵阁和一些华工被拉到一个叫“纳斯凯”的地方。这个地方离前线很近,经常听到隆隆的炮火声。
工作的前几日,管理人员将华工们分成几组,分别进行培训,学习铁路修理和地雷炸弹的拆除等技术。
李大柱和一百个华工被分到一个组里,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由工头带领在铁路上装卸火车和修路伐木。
工作一段时间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水土不服,使得李大柱和一些华工陆续病倒,高烧不止。
经过救治,李大柱病情终于好转,然而,一部分华工却没有熬过去,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在公路上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大柱和其他华工一起被拉到了前线,去挖战壕。
虽然按照合同规定,华工到欧洲的工作是以工代兵,不上战场参战,但事实上李大柱这些华工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战场上。
战壕挖好后,李大柱他们又被分配去战场抬伤员、掩埋尸体,甚至去清扫地雷、拆除炸弹。
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是“东亚病夫”,地位低下。这些在欧洲的中国劳工自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不仅做着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还常常得不到尊重。
语言的不通也使得沟通困难,常常出现误会。这些后来都成为华工与管理人员冲突的导火索。冲突严重时,华工用罢工进行反抗。
但很快中国人身上勤劳质朴的品质就使管理人员转变了看法。当时的法国,不仅有中国劳工,还有法国当地工人及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劳工。但工作中,中国人的工作效率远远高于法国本地和其他国家的劳工。
资料记载:
中国劳工每天可以挖土200立方英尺,印度人能挖160立方英尺,而法国人只能挖140立方英尺。
中国人勤劳肯干的品质,使华工最终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虽然双方交战结束,但战后的法国满目苍痍,李大柱等中国劳工被派到战场上进行清理和善后。
一天,李大柱和几个华工已经陆续成功拆除和爆破了几个炸弹,在拆除下班前的最后一颗炸弹时,突然发生了爆炸,李大柱和两个华工当场被炸身亡。遗体埋在了法国郊外的一处墓地里,留在他身上的那个带有一串数字的手环成为他身份的唯一证明。
1919年11月,在法国的华工开始陆续返乡。
从1916年5月到1918年底,相继有14万中国青壮年劳工远涉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
这14万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山东人,还有一部分人来自湖北、辽宁、吉林、江苏等地。
其中九万六千人到英国劳工,四万人到法国。
这些华工大部分被送到战场,从事着挖战壕、修掩体、运送辎重、掩埋尸体、甚至排雷拆弹等及其危险的工作。有很多中国的劳工因此牺牲在一战战场上。
据官方统计,一战华工确切死亡的人数是九千九百余人,加上两万余人失踪,14万中国劳工中有近三万余人长眠在异国他乡。
到1920年,大部分华工回到了国内,但也有数千人留在了法国,与当地女子结婚,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华人华侨。
李大柱的同乡赵阁于1920年平安返乡回到了山东,他给李大柱的家人带来了那枚代表李大柱参加一战的纪念章。
李琳的奶奶后来找人把爷爷李大柱的“魂儿”请回了家,给他修了一座“空坟”。
2003年,李琳根据那枚纪念章侧面的数字上的劳工证编号,辗转在法国华工墓葬登记薄中找到了爷爷李大柱的信息。
2005年,法国巴黎郊外的一个墓地里,李琳在丈夫和孩子的陪同下来到一座墓碑前,李琳的爷爷李大柱就长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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