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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14年文艺兵,66岁无儿无女,一生孤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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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郑真宜,50后,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我童年时代,一家人过得相当富足快乐。可惜好景不长,我11岁那年家道中落,仿佛一下子从云端跌下。
此后我便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推着向前,先是从上海来到北京当兵,之后又飞到美国留学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闯荡。还没来得及察觉,大半生时光已飞逝而去。
如今我66岁了,既无伴侣也无孩子,孤身一人过着晚年生活。回顾过往偶有伤感,同时又觉得欣慰。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成家立业,我的事业也都交由他人打理。余下的时光,我终于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牵绊,全心全意为自己而活。


我一个人在上海租房住,这是最近在家里拍的照片。
我从美国回来是在2016年,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时住过的五原路上。几十年过去,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唯独五原路仍留在旧时光里,一样宽阔的街道、蔽日的梧桐树、两旁整齐的洋房,恍惚间,好像我从未离开过似的。


五原路街景,这是我最近拍的。
上一次搬进五原路还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时家里富裕,父母两人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我父亲擅长音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母亲是淮海医院的医生。我上头有两个哥哥,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为了照顾好几个孩子,家里专门请了两位阿姨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1961年,我(前排右一)和父母、兄妹的全家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备齐了电话、放映机、三角钢琴等等,这可全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我那赶时髦的父亲甚至还拥有两辆摩托车。此外,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进口洋货,走在外面,大家总爱戏称我为“大小姐”。
我父亲叫郑金銮,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常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今“兰心剧院”)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母亲只要不加班,也会穿上精美的旗袍,踩着高跟鞋,带我们兄妹四个赴会。音乐会座无虚席,看着舞台中央优雅的父亲,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回到家中,母亲若是起兴也会弹几首钢琴曲解闷。可以说,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是在父母的音乐熏陶下长大的。


我父亲出生于书香世家,母亲是商人的女儿,两人门当户对。
和两个哥哥一样,我从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音乐。在我家,小提琴是必修乐器,另外还要再自选一门乐器作为辅修,我选的是钢琴。小提琴由我父亲亲自教,他性情温和,对小孩子很宽容,我练小提琴时拉错了弦也不指责,只是咳嗽两声,一听见他咳嗽我就赶紧停下来看看谱子,再重新来过。AD
相比之下母亲要严格很多,她虽然会弹钢琴,还是请了更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一听见我弹错会直接上手打我屁股。上小学时,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被母亲监督着练琴,吃完晚饭还要继续练,几乎没有放松时间。看见邻居家孩子聚在一块玩啊闹啊,我心里羡慕得直痒痒,可只能乖乖坐在琴凳上。


三岁那年的照片,琴有点重,小小的我拿着还挺费劲的。
年龄稍大一些后,我对练琴这件事慢慢不那么抵触了,在家没事还不自觉地哼着歌自弹自唱,母亲见我声音条件不错,又找来家庭老师教我唱歌跳舞。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便有了一身本领,不仅会拉小提琴、弹钢琴,还能唱会跳,人见人爱。
我在艺术上全面开花,文化课却一塌糊涂,尤其数学。那会儿成绩是5分制,5分是满分,3分是不及格,而我的数学成绩永远只能拿到2-,试卷拿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说,只能偷出印有父亲名字的图章敲在试卷上交差。次数多了,老师起了疑心,电话打到家里事情才败露。
这之后,母亲不再每天逼我练琴,一得空就叫我做算术题。大概精力和天赋都用在音乐上了,我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排斥,看见数字就两眼发直......没办法,母亲只得教我用手指头做加减运算。手指头不够,就把鞋脱了数脚趾,再不行,拿一捧豌豆或一盒火柴棍摆在我跟前。这些笨方法不但不奏效,还让原本开朗的我变得呆愣愣的,一摊开书本就眼泪直流。


练琴时的我,和做算术时的我完全是两个人。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见我被数学逼得发疯,安慰我母亲顺其自然,“我看她以后活得下去的”。母亲这才接受现实,叮嘱我好好学音乐,将来千万不要做跟数学扯上关系的工作。我深知自己别无所长,对音乐越发上心了,很少再挨骂。
因为父母开明,我的童年还算幸福,过得也很充实。可就在1966年,国内环境陡变,父亲丢了工作,母亲被派去农村当赤脚医生,两个哥哥成为下乡知青,家里只剩下11岁的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为了养活妹妹,我每天去菜市场剥毛豆,剥一斤才给三分钱,一天下来指甲里全是血......AD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练琴,靠练样板戏把基本功打得越来越牢。在一次偶然的登台表演中,总政歌舞团的招生组看中了我,想让我进团当文艺兵。总政歌舞团多风光啊!在军队歌舞团系统中处于最高地位,能进去的人凤毛麟角,像蔡国庆、毛阿敏、李双江这些后来耳熟能详的明星都是从总政出来的。


1970年,总政歌舞团招生组成员和我母亲(左一)、父亲(左二)、妹妹(左四)的合影。
我自然不能错过这宝贵的机会。1968年冬天,父母结束下放平安回家后,13岁的我便一个人从上海坐火车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虽然个头已经超过一米六,看起来和成年女孩无异,心智却远未成熟。进团前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哭鼻子,有时因为想念家人,有时因为部队生活过于严格枯燥。
清晨的起床号令吹响后,我很难在两分钟内穿戴整齐、打好背包,紧急集合时总是衣衫不整,时不时被班长训斥。每天清晨的长跑,对我来说简直和万里长征差不多,跑完步还要打扫卫生、洗漱吃饭,接着是排练节目,没有节目时还要练琴、练唱、练舞,循环往复。
好在作为歌队里年龄最小的女孩,我的才艺水平很拔尖。小提琴和钢琴自不必说,声乐学习也从没断过。前几年,在一家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母亲仍借钱给我请家庭老师,她说,“你可以不吃饭,可以穿得很破,可以节约家里所有开支,但教育上不能省。”凭借扎实的童子功,13岁的我成了团里多才多艺的小教员,颇受大家喜爱。


少女时期的我多才多艺、活泼可爱。
进部队第一年,我每月工资是六块三毛,此后每年工资会涨个一两块钱,直到第五年,我凭借过硬的成绩成功提干,工资一下涨到了56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绝对算得上高收入。
我每个月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用来买邮票、信纸、卫生巾,剩下的大部分给父母,少部分用来接济两个刚参加工作入不敷出的哥哥,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嫁人。
25岁那年,我嫁给了团里一位相识多年的战友。自从13岁离家进部队,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在部队度过,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婚姻、恋爱更是毫无概念,等到真的和一个男人组成了家庭,才发现这是上苍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婚后没多久我就意外流产,还落下了终身不孕的后遗症,没多久我们便宣告离婚,这段经历对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婚前的我总是满脸阳光。如果没有那场失败的婚姻,我的人生或许会更幸福一些。
1983年,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请假回到上海。为了让我摆脱阴霾,母亲建议我去她的出生地香港散散心,那时外婆已经离世,我只能借住在表舅家。表舅在香港当警察,人脉很广,见人就夸耀我是总政歌舞团的。时间久了,还真有工会邀请我去表演。
原本想着闲着也是闲着,表演一下无妨,没想到竟然演出了名气。工会之后,香港老人院、大学学生会、上海同乡会都来找我,各类艺术团体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是纯义务演出,但每次演出结束,负责人会坚持塞给我一个红包,少的有几百港元,多的时候两三千,而我那会儿在总政的月工资才100元出头。


在香港攒的几千元港币,我尽数交给了父母,他们一直没舍得花。
挣钱还是其次,在香港逗留的三四个月,我很庆幸认识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黄教授,他曾经在美国林肯大学留学,彼时在香港的大学教英文,看过我的表演问我:你唱歌、拉琴这么好,要不要去美国读书?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啊,身边留学欧美的人屈指可数,而我家经济也不宽裕,父亲刚恢复工作,妹妹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家里光每月房租就高达几十元,十多年里还欠了两三万元外债。留学这件事对我来说太过遥远,黄教授却坚持为我写了一份英文申请书,将我的声乐、小提琴磁带寄去美国。没想到等我回上海不久,林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寄到了我家,还提供全额奖学金!
看到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坏了,他俩一个是杭州国立音专毕业的,一个是浙江私立广济医学各科专门学校毕业的,思想都很开明,一直鼓励四个孩子学习深造、开拓眼界。我由于婚姻破裂加上意外流产,本就不愿再回到北京那个伤心之地,此刻有另一条出路摆在眼前,自然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决定要去美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办理了转业手续,拿到1万多元转业费。


转业前我和父亲的合影,我的军旅生涯一共十四年。
转业费看似不少,但当时国内只允许兑换15美金的外汇数额,人民币再多也带不去美国。二哥替我想了个主意,他连夜去苏州花一万元买了把高级小提琴,让我把琴带在身上,生活不下去了就卖琴换钱。
离家前夕,我抱着琴久久无法入睡,内心很挣扎。琴带走了,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可如果不带琴,我真能靠着15美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活下去吗?
次日临行前,我将琴塞在父亲怀里,信誓旦旦地向他和母亲保证,自己肯定能在美国想办法养活自己。听了这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转过身偷偷抹眼泪。经过生活的摧残,俩人这会儿面颊凹陷、鬓角头发全白,看起来既苍老又脆弱,看得我十分心疼。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总是穿得很朴素,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从上海到芝加哥的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的眼泪几乎没断过,除了对故土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毕竟我全身上下除了兜里的15美金,就只有手里拎着的破行李箱,里头放了一本英汉字典、一张全家福,和牙刷牙膏、卫生纸之类的日用品,用赤手空拳来形容也不为过。
等我真正下了飞机,忧虑变成了茫然。我以前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此刻在我眼前来来去去的全是高个子外国人,肤色有黑有白,头发有黄有绿,连眼珠子都是蓝莹莹的。某个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地球上。
我不会英文、不认路、又没钱,也找不到学校事先说好来接应的老师,只能拎着行李箱在机场毫无目的地瞎走,越走越晕乎。最后,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出了机场,也不管钱够不够,直接上了辆出租车,给司机递上事先用英文写好的学校地址,顺利抵达林肯大学,连车费都是到校之后教务主任给付的。
初来乍到,语言成了我适应大学生活的最大障碍。我的室友名叫Lorry,是个白人女孩儿,蓝眼睛红头发,刚见面时,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看,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英语,我赶紧翻字典和她沟通。原来她是怕我不认路,邀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Lorry的友善让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在诺大的美国也算有个安身之所了。
我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硬着头皮上专业课。听不懂就用录音笔录下来,托同学Susan帮我做些英文笔记,晚上再对照录音和笔记通宵达旦地查字典。周末同学去看电影了,我继续在宿舍写作业,每天都睡得很晚。


Susan后来变成我的闺蜜和终身好友。
无奈我基础太差,尽管拼了老命,凡是用英文作答的科目,比如电脑、音乐史,无一例外全得了D-,实在有些难为情。好在我的声乐和小提琴都是A,并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成了学校乐队的小提琴首席,还在歌舞剧中担任女主角,一下子成了校园风云人物。
在学校的生活还算平稳,真正的挑战在寒暑假,得靠打工才能负担起食宿费。我在快餐店找到了份暑假工,活儿不复杂,无非是烘焙、打扫卫生、收银这些。我本已打定主意撸起袖子好好干,没想到第一天就因为多找了客人十几美元被炒鱿鱼。
之后我又去一家中国餐馆找了份跑堂的工作,时薪1美元,当时美国法律规定时薪不得低于5美元,老板娘开导我说服务员都是靠小费挣钱,我也就同意了。到底还是年轻啊,忙一天下来我才发现,中餐馆的常客都是黑人、日本人、印度人,压根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一天下来能挣到10美元都算多了。
有天我正忙着,老板娘和两个想吃霸王餐的非裔吵了起来,其中一位把手伸进鼓囊囊的口袋,我凭当兵多年的直觉判断那是把枪,赶紧提醒老板娘别要钱不要命!听了这话,老板娘转头对她老公大喊:快拨打911!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有惊无险,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愿在饭店打工了。


30岁时的我,在大学这种开放环境中,穿着打扮也跟着洋气起来。
不打工就没钱,没钱就活不下去。一筹莫展之际,学校给我介绍了几场音乐表演活动。和当初在香港一样,我的表演很受观众欢迎,谢幕时掌声如雷。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外国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充满了好奇,谢幕了也不肯放我走,问能不能介绍介绍中国。推辞不下,我将国人的衣食住行简单说了说,他们竟也听得很起劲。离场前,我和观众依次握手,一松手发现手里有美元。这次表演让我尝到了甜头,之后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应邀参加演出,每场表演至少能收获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
我离开祖国时身上只有15美元,父母心疼却无能为力,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他俩对我的精心培养,让声音成了我的本钱,让小提琴成了我的武器,而我靠着这两样东西,成功在美国活下来,并且活得还不错,就像母亲当初对我说的:一技在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和小提琴相依为命大半生,它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生活稳定下来之后,我不忍父母继续受苦,把他俩也接了过来。父母来美国时已经六七十岁了,没什么劳动能力,加上人生地不熟的,只能在家里待着,由我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待了几年后,父亲时不时受邀去一些民间团体讲学,母亲则去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做英文翻译,俩人在异国也有了独立生活能力,我的负担减轻了很多。
彼时二哥在我的帮助下也来到美国求学,毕业后我们同在芝加哥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工作,机构的教学水准平平,我俩便萌生了自己创业办学校的想法。
1998年,我和二哥贷款8万美元用来租学校场地、买乐器,摸索着创业。没钱请老师就靠自己教,最苦的时候,我带了七八十个学生,忙得没日没夜。


我和二哥一手创办的音乐培训学校,同期有400多个学生。
前期虽然苦,学校却比预料中发展得顺利。不到半年我们就还清贷款,还花钱雇了老师,我和二哥也摆脱了光杆司令的处境,日子慢慢变得好过起来。2003年,我花30万美元在芝加哥市郊买了独栋别墅,考虑到兄妹们都已成立自己的小家,常年单身的我主动要求将父母接来一起住。
父母已经七八十岁了,需要专人照顾。学校最忙的时候,我尝试着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养老院,话音刚落,老人立马泪水涟涟,像两个孤苦无依的小孩。小时候,我每次去幼儿园都要撒泼打滚,一想到要面对那些不认识的老师、同学就害怕得大哭。父母听到“养老院”三个字,大概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这之后,我再也不提养老院的事,每天给他们做饭、打扫卫生,带他们去医院看病,假期带他们四处旅行。我13岁就离开家,早早失去了父母的陪伴,我一生都在寻找童年的爱,似乎只要跟父母在一起,我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父母的晚年很安详 ,母亲活到92岁,父亲活到100岁。
然而人的精力有限,学校家里两头操心最终累垮了我。2006年的一天,我的喉咙突然失声,被诊断为压力过大导致的痉挛性发声障碍,唯一的医治方法是向喉部肌肉注射肉毒杆菌,这是一种剧毒神经麻痹剂,注射时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我终身失声,且药物效果每次只能维持三个月。生病后,我逐步退出学校事务,将重心放在父母身上。
父母去世前一直劝我给自己找个伴,不然太孤独了。我也不是没想过,尤其夜里入睡时,老觉得屋子空荡得可怕。年轻时也有很多白人男孩追我,但身边太多跨族婚姻不幸的案例,让我始终不敢迈出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基本都是各过各的,而我想把父母带在身边,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母亲走的时候,我们四兄妹都环绕在她身边,大哥吹笛,二哥拉中提琴,我和妹妹拉小提琴,合奏她生前最爱的一首曲子,直至她的心电图成一条水平直线。父亲则活到了100岁高龄,和母亲一样,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祖国,可惜因为年龄太大受不了长途颠簸没能回来,去世时眼角还含着泪......


父母生前,我们一家六口曾在美国短暂地相聚。
从刚懂事起,我就老觉得自己来这世上一遭是为了报恩的,前半生做的大部分选择、走的大部分路,都是为了父母能生活得更好。我对父母的爱,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爱。也因为这样,当父母离世后,我内心悲痛欲绝,仿佛空了一块,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在。
大哥对我说:“你回来吧!中国已经不是35年前的中国,已经不比美国差了,你没必要再在那里挣扎,你可以回到故乡,让我来照顾你。”听了这话,我正式退出学校所有事务,带着父母的遗愿回到上海,住在我们一家人小时候住的五原路上。大哥住得离我不远,我时不时去他那儿坐坐,他时不时上我这儿坐坐。有他在身边,以前的那些回忆似乎还有迹可循。
回顾自己这大半辈子,其实是有点太追求完美了。我原以为这是优点,正因为追求完美,才能支撑我走这么远,才有了我在事业上的成功。但我现在意识到这是缺点,因为太追求完美,我这辈子活得太累了。
如今年过六旬,我终于想要松弛下来,在童年时住过的那栋楼里租了个小房子,照自己的喜好买了好看的家具,置办了一架钢琴,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我本身不爱热闹,从来不去跳广场舞,虽然也会羡慕同龄人儿孙绕膝,但还是过惯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做饭,弹琴,给花浇水,打扮自己,做一切热爱的事情,把每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来过。


虽然我喉咙发声困难,好在还能弹琴来抒发感情。
前段时间,我去出入境事务管理局办长期居留证,工作人员问我有无父母、爱人、儿女,我摇了摇头,对方却说:太好了,你是孤老,可以办三年居留证!奋斗一辈子居然把自己活成了孤老,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挺遗憾的。
但转念一想,此时此刻不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吗?我是孤老,所以我不需要顾虑任何人,不需要和任何人磨合,不需要忍耐任何人的习性,不需要为儿孙做饭、洗衣,我可以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开灯就开灯,想化妆就化妆,多少人想这样还做不到呢!
等将来老到不能自理了,我就让护工来照顾。其实我是主张安乐死的,可能太前卫了,亲人们无法接受。我的墓地已经买好了,就在爸爸妈妈旁边,可以去陪伴他们,周围都是老美他们会觉得很闷的。
现在,我有一种人生才刚刚开篇的感觉,从前我都是忙着打拼,忙着让家人过得好一些,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真真正正地为自己而活。一个人安度晚年也挺好,大概这就是命运对我最好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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