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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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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苗体君

1979年7月2日,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北京去世,同年的12月3日清晨5时,中共一大代表、82岁的张国焘客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里,就此,当年的13名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刘仁静一人了。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历经政治磨难的刘仁静其价值被彰显出来。198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刘仁静,还发表了专稿《访问刘仁静》。刘仁静得到了重视,198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没过多久,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起床后,按惯例到自己住宅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广场参加晨练。临行前,老伴陆慎之反复叮嘱他:“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点”,老人习惯地应了一声,出门上了人行道,穿越马路刚到黄色隔离线时,老人被一辆疾驰的22路公交车撞倒,携带的健身的长剑也甩到了数米之外,85岁的刘仁静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也是当年一大13名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从此一大15名出席者(还包括出席会议的两位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已去世)宣告成为历史。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他从17岁开始,投身革命的洪流中长达10年,接着步入人生歧途,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长达6年,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呆了2年,出狱后,为了谋生又投靠了国民党长达12年。1949年后,他最后的38年又经历了一次次政治磨难,可以说刘仁静85年的人生岁月浓缩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当年仅有19岁的、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85年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刘仁静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之谜。

中共一大召开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会议,而当时只有19岁的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刘仁静为何能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呢?这个问题一直让许多人颇感困惑,因为刘仁静对于多数人来说很是陌生,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从刘仁静的成长开始慢慢说起吧!


◆刘仁静

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他的祖上是开杂货店的,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办私塾谋生,母亲是位温顺的家庭主妇。因为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刘仁静从3岁开始发蒙识字,10岁那年充当“枪手”,代替别人考试。科举考试废除后,刘仁静考入武昌博文书院,这是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在这里刘仁静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刘仁静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后来,该校涌现了一批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等。刘仁静也接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的热心读者。

1917年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刘仁静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是中华大学大学部的高材生,常常在有名的刊物上如《东方杂志》等发表文章,刘仁静从心里佩服这位学长,恽代英也处处照顾和帮助他。后来,“互助社”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还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这些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在恽代英的帮助下,16岁的刘仁静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先在北大理科读了两年预科,其间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两年预科毕业后,刘仁静转入哲学系学习,但没有多久刘仁静又转入英语系学习,总之,当时社会上什么热,刘仁静就学什么。

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作“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悄悄地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刘仁静打算用这一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认识刘仁静的陆立之评价刘仁静时说,刘仁静“肖虎,个性有些虎劲;人很憨厚、执拗,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清晰,但有些迂。”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刘仁静从小孤僻,口才不好,不擅鼓动,为此,他主动报名参加北京大学讲演团,培养自己的辩才。据朱代杰回忆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在这场运动中,当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爬在匡互生的肩膀上,钻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了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军警过来捕人时,因为刘仁静个子矮小,根本不像大学生,竟然没有人抓他。在6月3日的街头演讲时,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说:“小小年纪肯奋斗!”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


◆刘仁静(前排左四)与高君宇(后排左二)、李大钊(后排左四)、邓中夏(后排左六)等人合影。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还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其间,刘仁静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雅号“小马克思”。

这期间,刘仁静还多次拜访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交谈时两人话不投机,胡适扔给刘仁静一句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此后,再次登门拜访胡适时,都被胡适拒绝。但在建党问题上,刘仁静与陈独秀、李大钊却不谋而合,据张国焘回忆说:刘仁静这位书呆子,“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一开始有10名成员,后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四人。据茅盾先生回忆,当时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党内被誉为“北大三杰”。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早期共产党发起组的临时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写信通知各地派2名代表赴上海参会,当信寄到北京时已是学校放暑假期间,刘仁静正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补习英文,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了。

可以说,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就推举张国焘、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

第二、关于刘仁静与中共一大之谜。

1、刘仁静是何时出发、何时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

据刘仁静回忆,他于1921年6月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而后才去上海参加一大的。当时的《少年中国》刊登的“南京大会记略”上写道,“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七月一日起,四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刘仁静……二十三人”。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第二天会议的记录中,有刘仁静的两次发言的记录。在“会员消息”一栏中登有:“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为保密起见,当时以“留沪习德文”为借口,实则是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以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刘本人的回忆,与当时的文字记载相符。据此,可以认定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2、刘仁静担任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并被推举为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成员。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寓所开幕,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因为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所以就由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的翻译,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在7月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各地情况,因为25日、26日休会两天要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随后会议就开始推选几个人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因为张国焘是大会主席,被推选为起草小组成员;李汉俊精通四门外语,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很高,也被推选为起草小组成员;刘仁静有“小马克思”的雅号,而且是北京大学外语系学生,接触、翻译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也被推选为起草小组成员,此外还有李达、董必武二人,起草小组共5人组成。据张国焘回忆,会议的文件先由他起草,然后“再交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董必武的回忆是,“起草大会的宣言,我参加了,李汉俊执笔,刘仁静(有的记录是李达)也参加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7页)由此可见,刘仁静的的确确参加了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任务,而且刘仁静还力主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


◆刘仁静

3、一大上,性格率直的刘仁静是大辩论的主角。

7月27日、28日、29日,中共一大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会议继续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寓所召开,这三次会议主要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19岁的刘仁静表现得异常地活跃,他与当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大牌理论家、31岁的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辩。李汉俊12岁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长达14年之久,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也称赞李汉俊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当时一大的会场成了刘仁静、李汉俊争辩的“战场”,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彼此都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会场里的其他人个个听得瞠目结舌。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说:“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按照李汉俊的说法,最好先派人到俄国、欧洲考察,再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同时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活动。

而以“刘仁静、张国焘为一派,提出向产业工人进军,主张不发展职业工人,说是流氓无产者。(职业工人如理发工人、人力车夫、运输工人及其他手工操作的工人)。”(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6页)他们这一派以刘仁静为首,包括张国焘、包惠僧,被称为“极‘左’派”。“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刘仁静还拿出《共产党宣言》,认为应该“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刘仁静的看法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最后会议“否定李汉俊的改良派思想。”(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第107页)在这里还要提一下,一大结束时,注重做实际工作的一大代表毛泽东与刘仁静分别时,曾嘱咐这位舌战理论家说:“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


◆李汉俊

虽然刘仁静与李汉俊二人争得面红耳赤,但在一大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是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这一票。而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并借此打击李汉俊,所以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这些足见刘仁静性格的直率。

第三、关于刘仁静离开团中央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党的书记陈独秀还在广州没有回到上海,党组织就决定:周佛海留在上海代理书记职务,包惠僧帮助张国焘搞工运,刘仁静协助李达搞宣传。直到1921年12月刘仁静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后来,《先驱》刊物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刘仁静担任团中央书记后,一开始工作热情极高,他和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等人齐心合力,团中央的工作焕然一新。可是不久,刘仁静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团中央为了加强组织建设,颁布了12号通告,通告规定“中央委员不属于所驻之地方,地方及区委员不属地方支部”。结果这条规定被施存统抓住大做文章,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与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共同创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曾当选为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当时在党内很有影响力。在施存统的鼓噪下,“上海团地委立即致函团中央,表示异议”,并向各地团组织发出公函,“要求各地方联合请中央取消该十二号通告,否则请召集全国临时大会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刘仁静。

这种情况迫使团中央重新考虑,并于1923年12月底发出第26号通告,撤回12号及21号通告,这场历时两个半月的风波才得以平息。这场风波过后,刘仁静心中的愤怒始终不能平静,几个月前他曾和施存统进行过一场争论,他最终大获全胜,刘仁静认为这次风波是施存统在对他实施报复,施小题大做、扩大事态,其目的是逼他屈服。于是意气用事的刘仁静,开始四处奔走,找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请教少共国际,了解其他各国的有关规定,刘仁静总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丧失了领导威信,今后无法工作。最后,他自己又觉得自己只是个书生,比较适合于写文章、办报刊,于是在团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上,他提出了辞职请求,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当时,与会者也看出了刘仁静辞职并无充足的理由,只有一股怨气而已,就一再做工作,让他放弃辞职的念头。可是,刘仁静坚持己见,没有丝毫挽回的余地,刘仁静在辞职不成后就请假,颇有一种不离开团中央誓不罢休的劲头。最后,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负气离开了团中央,团中央总书记一职就由任弼时接替,刘仁静想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当时的北大,不论学生是否听课,只要考试合格就发给毕业证书,与刘仁静同时考进北大的罗章龙,就赶上了补考,拿到了毕业证书,而刘仁静却因没有赶上考试,他一生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第四、关于刘仁静退党之谜。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由于受到原配妻子婚变的伤害,在莫斯科留学其间,刘仁静奉行当时在苏联流行的“一杯水”主义,当时许多留学生都接受苏联姑娘的追求,只有刘仁静自居为正派的大丈夫,他始终不涉足此类污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托洛茨基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申请绕道欧洲回国,他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和800美金,还有一张到柏林的火车票。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经过努力刘仁静终于在土耳其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见面后,二人激动的心情都是难以表达。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刘仁静刚刚回国,党组织对他进行考察,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也就没有给他生活费,只是陈独秀对于他宣传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十分感兴趣,就送给他30元钱。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了编辑写评论的本行,其间他还找了一位学习医学的女学生陆慎之为妻子,建立了家庭,陆慎之陪伴刘仁静度过一生。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刘仁静与陆慎之。

刘仁静离开团中央,到由婚变对党产生不满,后被开除出党,这些都是由他的自身的性格所导致的,常言说“性格决定命运”。刘仁静一向性格倔强,而且还不大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加上他少年得志,更使他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甚而目无组织、我行我素,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最早发现刘仁静这一性格特点的人是恽代英,恽代英在日记中曾经记载道:“养初(刘仁静的字),坚决,能自若,惜气不重,未能极意委屈以事天下。多正色叱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恽代英:《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恽代英在日记中还记载道:“养初之向上、力学、忍让、助人,余所见唯一之能预备将来者。惟多争气,虽失不全在养初,然事不贵气,争气恐为将来之累,谏人未能委婉。”(恽代英:《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页)恽代英对刘仁静个性的评价既准确又到位,可以说,刘仁静自身性格是促使他离开党组织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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