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刊精选】韦骅峰　季玟希｜“强基计划”热现象下的冷思考——基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06.05

#摘要

“强基计划”作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最新举措，肩负国家赋予的多重使命，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推行、高校的积极配合和学界的普遍肯定，呈现一片“火热”之势。“强基计划”虽然整体上开局良好，但也存在部分试点高校招生“遇冷”的现象，影响制度预期成效。基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分析，“强基计划”部分“遇冷”的原因在于选拔门槛较高，利害性和竞争性尚未凸显，并非相对唯一和排他。为破除“遇冷”现象，政府应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和校考权重；高校需落实培养方案，彰显制度优越性；学生应跳出狭隘功利观，坚定学术职业理想。

“强基计划”；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科举；高考

2020年1月，教育部公布《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宣布以3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试点，招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基础学科方面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方案又被称为“强基计划”。从整体上看，首批“强基计划”开局良好，基本实现了制定时的预期目标。“强基计划”在国家层面被寄予厚望，其制度优越性也得到了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肯定；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却出现了“遇冷”现象，值得深入总结和反思。本研究在总结“强基计划”实施前后“冷热反差”的基础上，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切入，分析部分“遇冷”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并为破解“遇冷”问题以及“强基计划”进一步开展提供意见和参考。

一、“强基计划”实施前后的“冷热反差”

“强基计划”作为国家选拔和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和改革高校录取选拔方式的最新举措，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学界的普遍看好；但以2020年的招生情况看，“强基计划”实施前后出现了 “冷热反差”的现象。

（一）“强基计划”实施前的“热”

高校招生选拔是一年一度的举国大考，也是盛大的社会活动和重大的民生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有关高校招生选拔制度的改革往往谋定后动、慎之又慎。从制度和实施层面，可以看出国家对本次“强基计划”的改革进行了精心筹划，对改革成效寄予厚望；而学界也普遍正面评价其政策优势；“强基计划”的推进呈现一片“火热”之势。

1. 制度层面：国家对“强基计划”寄予厚望。“强基计划”的实施并不是无的放矢，国家对其至少给予了三个方面的厚望。

其一是培养基础学科和关键领域拔尖创新型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就对教育要“坚持创新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而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强调“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为培养面向2035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政策依据。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强基计划”的实施是为了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首先，首批开展“强基计划”招生试点的36所高校，无一例外地是入选2017年“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名单的36所高校，也是目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来源地，“英才教育”的意味深厚。其次，“强基计划”的选拔培养专业既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也包含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部分高校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还加入了医学专业的招生培养。而学生产出方面，“强基计划”指向相对欠发达的，或对未来产业升级发展至关重要的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与云计算、新材料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在国际技术、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和《中国制造2025》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服务中国高端产业和先进制造。因而“强基计划”被认为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巩固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选拔创新拔尖人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是推动高校“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自从2014年《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后，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开始逐步落实。2020年是该意见中实现“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时间节点，“强基计划”在这一时间颁布实施，透露出政府将其视作中国特色现代招生制度重要组成的政策意图。从选拔方式看，“强基计划”的考核标准包括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情况三个部分；其中学生的高考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在85%以上，并对在竞赛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高考成绩放宽至第一批次本科录取分数线。既以高考成绩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为主要依据，又照顾学生的综合素质、特殊才能情况和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兼顾效率与公平，被认为是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

其三是破除“唯分数”，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全面发展。2020年10月公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将破除以“唯分数”为代表的“五唯”顽疾，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任务提上日程。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领域，要求转变“唯分数”的评价标准，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从考核内容和形式看，除高考分数外，“强基计划”的高校综合考核包含笔试、面试和体质测试，主要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质、基本素养、专业兴趣、创新发展潜质等；而综合素质评价则将学生高中阶段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等方面的情况纳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试点高校被明确要求体育加试，体质测试作为考生录取的重要参考，被认为是提升学生体育的新进展。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破除“唯分数”，尤其是“唯智育分数”的顽疾，提升了对学生知识能力、品质素养的多层次要求。

2. 实施层面：政府全力推行，高校积极配合。“强基计划”在国家层面得到了高度重视、全力推行和高校层面的积极配合。其一表现在终止了实行十余年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自主招生政策始于2003年，虽然在实行过程中一直伴随“学生论文、竞赛造假”“生源主要来自东部、城市、高收入家庭”等对于招生公平性的质疑，但从人才选拔的质量分析，已有研究发现自主招生入学的学生，其学业成绩显著优于普通招考入学的学生，这表明自主招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高校人才选拔。而在“强基计划”颁布实施的同时，也宣布了确有成效的自主招生计划终止，可见政府推行“强基计划”的力度和决心。其二是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强基计划”仍然得到有计划地坚决执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我国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社会各行业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学校纷纷转为线上授课，教育形式、方法和场域正酝酿着巨大变革。但“强基计划”的招生程序基本上保质保量地按原定计划完成。以2020年上半年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复试为参照，除在疫情暴发前已完成招生工作的高校外，36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复试普遍被推迟到4月到7月间，并且绝大多数试点高校均采用线上视频面试。而在7月底和8月初举行的“强基计划”高校考核，为保证考核质量和落实体质测试，还是有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相当部分高校顶住疫情防控压力，采用线下考核。部分因故采用线上考核的高校，也将综合素质评价中的体质健康评价纳入参考范围。这其中虽有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的因素，但也充分展现了高校对于“强基计划”的密切配合。其三政府和高校紧密联系，共同确保“强基计划”有序实施。作为一项“政府推行、高校实行”的招生改革工作，两者间的沟通协调至关重要。对此教育部通过加强工作培训、强化制度设计的方式，完善“强基计划”的工作部署，增强对录取结果的审核工作；试点高校也主动与教育主管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使整个“强基计划”工作流程逐步完善。

学界普遍也对“强基计划”持肯定态度。除国家政策意图外，学者们还认为“强基计划”：能促进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深层次衔接，创新选拔、培养一体化模式；能真正实现“为国选材”，引导考生间的竞争从为个人利益向国家和民族利益转变；能引领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等等。无论是从国家、高校还是学界层面，“强基计划”在实施前都呈“火热”之势。

（二）“强基计划”实施后的“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强基计划”实施后“遇冷”只是在部分试点高校。从总体上看，正如陈宝生部长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结的：“强基计划”开局良好，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从报名角度看，“强基计划”也延续了火热的势头：2020年36所试点高校共招生6090人；而全国共有28.9万的考生报名参加“强基计划”的选拔。但不可否认的是，“强基计划”确实出现了部分试点高校“遇冷”现象。

其一表现在部分试点高校出现不同程度的补招现象。随着2020年9月新生的陆续入学，相当一部分高校开始在已入学新生中补招“强基计划”学生。通过整理部分试点高校的本科招生或教务处网站公布的数据可知：已公布“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高校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拟招生名额为210人，补招46人，招生率为78.1%；西安交通大学拟招生名额为210人，补招71人，招生率为66.2%；北京理工大学拟招生名额为150人，补招67人，招生率为55.3%；北京师范大学拟招生名额为120人，最后录取64人，招生率为53.3%；兰州大学拟招生名额为120人，补招65人，招生率为45.8%。未公布招生名额的高校中，复旦大学补招124人；山东大学哲学专业补招12人；武汉大学补招87人；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专业补招5人；等等。

其二表现为部分高校考核时出现学生弃考现象。2020年7月底到8月初，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各试点高校依据报名考生的高考分数为参照，按照在各省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一般是3倍到5倍），划定各省入围“强基计划”高校考核的分数线，并开始组织考生复试。但依据部分媒体对参加高校考核的学生采访得知，有不少入围学生放弃参加考核的机会，甚至流出高校考核“教室空荡荡”的说法。这一观点当然是夸大其词，但《光明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也确认了部分高校存在少数入围学生弃考现象。而《光明日报》时评也呼吁社会各界理性看待“强基计划”首年“遇冷”现象，侧面印证了“遇冷”现象部分存在。而这一现象的连锁反应就是“强基计划”招生不足，部分高校需要在新学期开始后补招。

虽然“遇冷”现象仅在部分高校出现，无法影响“强基计划”开局良好的大局。但为了在今后更好地推动和落实“强基计划”，这一现象也理应引起政府和高校方面的重视。

二、基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剖析“遇冷”原因

我国作为科举制度的发源地，自隋唐以来形成了独特的考试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考试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高考制度，延续了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的传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制度，使其逐渐成为最能牵动社会各界关注的年度教育事件之一。考试制度虽然是人为的社会现象，但也有其内在运作规律，其中之一就是对参加考试的客体具有指挥棒效应。正如社会各界时常提及的“高考指挥棒”“科举指挥棒”，由于“强基计划”的选拔考核评价由高考成绩、高校考核成绩和综合素质情况三方面构成，其中高考成绩占85%以上，因而从本质上看，“强基计划”既是人才选拔培养制度，其选拔过程也是一种考试制度，自然受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制约。

（一）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机理

纵观千年科举和当今高考指挥棒效应的作用效果，可以发现其具备广泛性、显著性、强制性和变化性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就广泛性而言，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对绝大部分参与考试或有考试意愿的考生及学校具有引导作用。“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科举时代考试形式、内容和偏好，会影响绝大部分应试举子复习和备考的方向。而新高考改革的动向，也与改革试点范围内的高中和学生息息相关，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其二，就显著性而言，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的影响巨大而显著，将很大程度引导学校和考生一段时间内的行为逻辑和学习方向，甚至对社会文化领域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唐代以诗赋取士，则唐代诗文冠绝各朝；宋代逐步改为经义取士，则在宋代诗赋逐渐衰落，理学日渐占据主导地位；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则士人“屏六经、左、国、史、汉于不观，惟程文之是习”。可见科举考试的内容不仅对士人和学校的教学内容产生显著影响，甚至对各朝的文风也产生间接的引导作用。其三，就强制性而言，基于考试制度的竞争性、利害性和唯一性，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可能会使考生和学校被动做出与自己意愿不相符的选择。2019年河北等八省实行新高考选考科目“3+1+2”改革后，即便是对物理和历史都不感兴趣的学生，为了适应新高考政策的变化，也必须选择其一。其四，就变化性而言，随着考试制度依据实际情况变化调整，上述三种基本特征会通过变化性得以彰显。

但是，并非所有的考试制度都能产生大规模、显著的指挥棒效应，而必须具备上述四种基本特征的形成条件。纵观我国的考试历史，在各级各类、大大小小的考试中，仅有科举和高考的指挥棒效应较为突出。通过比较科举与高考的历史和特征可以发现，考试若要具备广泛性，则需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全国性考试，具备严密的考试程序和相对稳定的考试制度，并且对考生的报考要求尽量放宽。若要具备显著性和强制性，则考试需与考生利益高度相关、竞争激烈，具备高利害性和高竞争性；并且通过这一考试是实现考生目标相对唯一的途径，具备相对唯一性和排他性。并且考试制度要依据现实发展动态调整，使上述三种基本特性具备作用条件。这四种基本特征的形成机理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做展开。

（二）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剖析“强基计划”“遇冷”原因

科举和高考都具备大规模、显著的指挥棒效应。“强基计划”虽然有85%以上的成绩源于高考，但由于有一套独立的选拔录取方式，因而其指挥棒效应并不等同于高考，需要重新进行分析。

1. 就广泛性而言，“强基计划”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的、面向全国高中生的基础学科创新人才选拔计划，在选拔的地域范围上具有广泛性；“强基计划”在制度上由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在实施过程中政府统一部署、层层推进、管理监督，高校积极配合、狠抓落实，保证了整个选拔程序公开严密、真实有效，兼顾效率和公平，有利于扩大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但是，由于2020年是“强基计划”开局之年，尚处在试点开展中，各项制度都有随着具体实施效果进行调整修正的可能性，尚未成为相对稳定的选拔制度；并且“强基计划”对于考生选拔和培养的优越性，也需假以时日才能得以彰显，因而部分考生和家长对“强基计划”存在迟疑和观望，也就不难理解。此外，“强基计划”虽然是面向全国高中生，但要选拔的是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因而选拔“门槛”较高。以科举和高考做对比，清代除出身倡优皂隶之家和守丧期间的士子，其余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高考仅要求考生具备高中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此外无论男女老少都可参加。由此可见科举和高考的报考门槛较低，其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也较强。而“强基计划”不仅要求考生的高考分数在第一批次本科录取分数线以上，部分学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标准，要求“高于同科类50分”“数学成绩达到满分的85%及以上”、在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获“全国一、二等奖”等，选拔条件较为严格；并且限制只能报名一所高校，考生选择机会不多；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参加“强基计划”考生的规模和数量，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不强，自然不会像科举和高考那样成为全体士子和考生的强烈目标。

2. 就显著性和强制性而言，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的显著性和强制性，需要通过考试的高利害性和高竞争性，以及相对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得以彰显。从“强基计划”的利害性和竞争性分析：

首先，入围“强基计划”高校考核的分数线较高。首批试点的3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代表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这点对考生而言是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但由于选拔门槛较高以及高校另行提高选拔要求，事实上部分学校“强基计划”的校考分数线已经和普通招考相差不大，甚至还出现了部分高校在部分地区的校考分数线远超普通招考分数线的情况，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强基计划”的利害性和竞争性。如补招人数较多的兰州大学在甘肃普通招考的理科最低分数线为554分，入围“数学与应用数学”校考的最低分数线为593分，高出39分；文科最低分数线为579分，入围“历史学”校考的最低分数线为601分，高出22分。武汉大学入围“物理学”校考的最低分数，在湖北比普招最低分数高出23分。除去高考综合改革和没有具体数据的省份外，中山大学入围理工类校考的最低分，比在其他21省市的普招最低分平均高出11.67分，最高的云南和广东分别高出43分和42分，仅在三个省市低于当地普招分数。这一方面说明试点高校确实以选拔拔尖创新人才为目的，做到“优中选优”，另一方面较高的标准也使得考生通过“强基计划”进入名校的难度较高考更甚，从而降低了其利害性和竞争性。

其次，“强基计划”主要针对“冷门专业”，对部分考生的吸引力不强。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具备强有力的指挥棒效应，很大程度源于参与考试所要经历的激烈竞争，和通过考试后得到的丰厚回报。无论是科举时代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还是当今高考所谓的“一考定终身”，都在凸显考试的高利害性和高竞争性。“高标准、严要求”产生的较高分数线，并不是“强基计划”“遇冷”的唯一原因。北京理工大学在20省的理工类校考分数线比当地普通招考分数线平均低4.95分，但仍有近一半的名额需要补招。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强基计划”主要针对物理、化学、历史、哲学等基础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理论和研究导向比较突出，要做到熟练运用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培养周期较长，一般需要继续攻读硕、博士，因而对于本科就业的“实用性”不高。这点在各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平均收入情况可以看出。以2019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为例，全国本科的平均收入为5440元，而“强基计划”涉及的历史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化学类、生物科学类、物理学类等专业的平均收入分别为4575元、5050元、5059元、5094元、5182元，皆低于全国本科的平均水平；仅有数学类的5576元高出。因而这些专业就成了考生眼中的“冷门”，直观体现为高考专业录取分数相对较低。以厦门大学为例，其理科2019年在福建省招生平均分最高的是会计学639分，远远超出数学的617分、物理和化学的614分，以及生物的607分；文科的人文科学试验班（包含中文、历史、哲学等专业），其招生分数也低于管理、经济、法学、新闻等“热门”专业。甚至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荣以文科676分的高分报考所谓“冷门”的北大考古专业，一时间竟引来众多讨论和不解。可见社会上对于“冷门”和“热门”专业的认识较为僵化，对考生专业选择产生的影响也较大。

最后，“强基计划”是首届招生，其独特的拔尖人才选拔、培养一体化模式成效未显。“强基计划”着力培养国家关键领域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因而政府和高校方面给予了特殊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如清华大学成立了行健、探微、未央、日新、致理等五大书院，为“强基计划”学生配备一流的师资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设立荣誉学位项目，引导学生发现学术兴趣和树立学术目标；并在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和国际交流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山东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也提出建立“3+1+X”的本硕博衔接培养模式，设计相应的衔接模块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并打破院系界限，着重培养学生的科创能力和交叉融合创新能力等。这些措施是打通本硕博培养阶段，形成一流的培养环境和学术氛围，培养多学科交叉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有利探索。但由于是首届招生，这些政策的优越性还未能通过培养出优质毕业生得以验证，因而考生和家长难免对这一选拔培养计划产生疑虑。加之通过“强基计划”入学后，一般不允许调换专业，且退出“强基计划”的学生原则上不能再转专业和免试攻读研究生，这在规避部分考生以“强基计划”作为进入名校的跳板的同时，也使对自己学习方向尚不明确的考生难以下定决心。

从上述三点可以发现，“强基计划”对于考生的利害性和竞争性并没有科举和高考那样强烈，并且有高考作为主要的录取途径，“强基计划”也不是考生进入高校相对唯一和排他的方式，不具备科举时代和当今高校招生，分别以科举和高考作为主要选拔途径的地位。刘海峰将许多入围“强基计划”校考的高分考生，转为报考更为“热门”的高校、专业而主动放弃，作为部分高校“遇冷”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也表示，参加“强基计划”校考的主要是高考分数“贴边”，和有志于基础学科、对未来规划明确的这两类考生。

综合分析“强基计划”的报名条件、利害性、竞争性、相对唯一性和排他性，其指挥棒效应对于考生的广泛性、显著性和强制性不足，是部分高校招生遇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强基计划”招生“遇冷”的突破路径

2021年4月，试点高校新一轮的“强基计划”招生简章陆续公布，在选拔方式和标准上基本沿用了去年的方案，2021年是否还会出现部分高校招生“遇冷”现象，值得持续跟进和观察。虽然2020年“强基计划”的实施开局良好，部分“遇冷”不影响选拔培养大局；但从理论上分析，“强基计划”能更大范围地吸引更多优质和有潜力的学生报名参加，才更有机会选拔出适合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拔尖人才，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基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效应，可以从政府、高校、学生三个层面对“遇冷”问题进行突破。

（一）政府层面：总结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和校考权重

作为国家培养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2021年2月5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名单》，两批共计有60所高校的199个基础学科入选拔尖学生培养基地；3月8日，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了《2021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计划建设75个基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均可参与申报。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于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需求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表明，除3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外，其他高校的部分优势学科也有能力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若要增强“强基计划”的指挥棒效应、增加对考生的吸引力，则需扩大其广泛性，降低报考门槛以吸引更多潜在的拔尖创新人才报名。在不降低人才选拔质量的前提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逐步总结试点高校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制定详细的规划部署，依托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的优势学科，逐步扩大“强基计划”的试点范围。当前试点高校存在一定学科需求匹配错位、招生专业非本校强势学科的情况。此举不仅将高考分数尚达不到试点高校、但又具备基础学科学术研究潜力的学生纳入选拔培养的范围中，增强“强基计划”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还可以使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同时，针对校考入围分数和普招分数相差不大，导致“强基计划”利害性和竞争性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在总结试点高校招生经验和加强全过程监管的基础上，适当提升高校招生自主权，增加校考成绩所占比重。如此在增加利害性、竞争性、相对唯一性和排他性，提升指挥棒效应显著性和强制性的同时，还给予高校更多考查学生学科潜力和综合素质的空间，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的有益尝试。

（二）高校层面：落实培养方案，彰显制度优越性

破解部分高校招生“遇冷”问题，目的在于吸引更多有潜力的学生报名，以便更好地选拔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产业升级和科技提升贡献力量。而除了选拔环节外，实现这一目的的最终落脚点还在高校的培养环节。“强基计划”的制度优越性，已经有众多学者在理论上分析论证，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随着首批“强基生”入学，高校需充分落实既定的培养方案，通过实践彰显这一选拔培养模式改革的制度优越性。部分高校“强基计划”“遇冷”的原因：在于首年招生，没有先前的成功案例作为支撑，削弱了利害性和竞争性；因而部分高分考生对于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主动放弃，以及部分家长和考生心存疑虑，未曾报名。而这部分高分考生和未报名考生（说明他们大概率可以通过普招进入试点高校，无需通过“强基计划”再做尝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强基计划”所要选拔的具备基础学科拔尖创新潜力的学生。因而试点高校应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强基计划”培养方案，配备一流的师资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打造本硕博一体化、个性化培养体系以及通识、专业、跨学科和国际化教育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在奖学金、国际交流、创新实践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以此保障和提升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强基计划”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预期成效，彰显这一制度相较普通培养方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由此凸显“强基计划”的利害性、竞争性，和在培养环节具备的相对唯一性和排他性，增强其指挥棒效应的显著性和强制性。这一方面方能使高分考生和更多有志于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放下顾虑，坚定报考决心；另一方面吸引更多优质生源加入，保障入选学生具备更高的学术潜力，更有利于提升培养成效，验证制度优越性，实现良性循环。

（三）学生层面：跳出狭隘功利观，坚定学术职业理想

“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之所以能指引考生和学校的行动方向，源于考试背后具备的高利害性、高竞争性、相对唯一性和排他性，以及人性中蕴含的趋利避害心理。因而部分报考和入选“强基计划”的考生，其实对基础学科并不十分感兴趣，而是抱着功利心态将其视为进入名校的捷径。部分放弃“强基计划”的高分考生，也出于功利考虑能去所谓更为“热门”的学校和专业，放弃相对“冷门”的基础学科。如此短期内看似获得了较高收益，但不利于长期的个人成长和终身发展。钟芳荣高分选择和坚持“冷门”专业，给即将进入高校的学生们展现了一个正面案例。对学生而言，一方面在高中阶段就应初步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学科基本内容和技能素养要求，对不同专业毕业后主要从事的职业方向有大致的了解；初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明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业方向。而不应怀着功利心态，局限于所谓“热门”和“冷门”专业的僵化认识，违背自己的学术和职业兴趣去选择“热门”专业；也不应为了进入名校，勉强自己接受不愿从事的“冷门”专业。另一方面，在明确自身发展和学术志趣的基础上，如确实有志于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应坚定报考“强基计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广大青年学子应将个人的理想同国家的前途、个人的人生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强基计划”服务于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具备突出的制度优越性，是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统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有力方式。对具备基础学科研究潜力和致力于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应跳出狭隘功利观的局限，积极参与“强基计划”的选拔培养，勇于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和使命。

【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20JZD050)的研究成果】

#作者

韦骅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58

季玟希，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6期“高考改革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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