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里，
王朝不断在更迭，
英雄人物在辈出，新品种食物在引进，
工艺技术在増多，
而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
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那么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
资深历史编辑谌旭彬在新书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中认为，
是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
此后的历代王朝就依着这条路径，
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
无论历史怎样向前，
秉持秦制的统治者们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
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
这也是两千年秦制帝国的常态。
作者介绍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作家，资深历史编辑，十年原创经验，原为腾讯历史频道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颇有心得，现为“腾讯新闻·短史记”主编，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历史类文章。出版书籍《汉朝——被掩盖的真相》《权力脸谱》等，主张回归常识，寻找历史真相。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力作，选取了16个历史横断面，着重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
作者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理念“外儒内法”，将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化、规律化，探索帝国运转的内在理路，揭示其延绵长达两千余年的奥秘；深入每一个截点，解读信史文献，用严密的逻辑掲开王朝治世的面纱，也颠覆了世人许多想当然的认知。
这些历史横断面关联起来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的视角。
秦制两千年
唐长安城的畸形繁华
· 精 彩 样 章 ·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
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
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里坊制度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所谓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大栅栏”的地名则流传至今。
夜禁制度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
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
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
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
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
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拆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宦官软禁那位）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说，向街开门的太多，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晨钟敲过，天色未明，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故遭遇此劫。
但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城市的灵魂——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二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市中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唐长安城的官僚、贵族在置办住宅时，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二市营业时间短，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二市远了，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坊，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
为皇室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事实上，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作者 / 谌旭彬
淘口令 / ￥CehPXhncc3G￥
浙江人民出版社| 创造有价值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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