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期间，这个问题为何引发了代表们的激烈争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了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根据会议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部分“一大”代表的回忆，在讨论党的纲领时，曾发生激烈的争论。中共一大为何围绕党纲出现争论？代表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而争论的结果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探究发生在中共一大上的这次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定位自己的组织、如何约束自己的成员等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党员可不可以当官”

据董必武回忆，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围绕党纲辩论的一个焦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争论的双方分别是谁？根据李达的回忆，主要是李汉俊和刘仁静。“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

“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的问题背后，实则是“左”“右”两条路线的重大分歧，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的不同认识所引发的根本冲突。倾向“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倾向“右”的，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

李汉俊在发言中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他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刘仁静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

“当官”问题背后折射的“主义之争”

围绕党纲而起的争论，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自身的复杂情况，更折射出“当官”问题背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这一时期，在中国有着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曾经一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争取并携手合作的盟友。之所以要积极争取合作，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早地来到中国，并且同样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对大批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到，“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

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然而，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由此就不难理解，李汉俊为何在中共一大讨论党纲时提出“中央不可任意发号施令”“对于党员不可限制太严”“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等意见和主张了。

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在反对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反对任何组织纪律，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绝对平等，因此，很快就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论争和交锋。

1921年初，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用俄共以六十万党员“建设一个赤色国家”的生动事例，说明“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的重要性。他直言，民国以来的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而最近产生的几个小团体，也“只是章程定妥之后，就算完事。其中亦是学生居多。”李大钊大声呼吁“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同年6月，施存统在《共产党》第五号发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明确提出，凡是共产主义者，一定是互相监督的。
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能够“附托中国彻底的大变革”的“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就必须把各地的早期党组织统一起来，把全国的党员集中地组织起来。1921年7月初，马林致信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说到“我和伊尔库茨克来的我们的同志与几名中国同志一道正在筹备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约在7月举行”，而这次大会“将要讨论实际办法并开始集中组织工作”。几乎与此同时，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了准备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的计划。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而在7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围绕党纲展开的激烈争论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分道扬镳的那一天为期不远了。

中共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之缘起

综上所述，当中共一大围绕党纲和组织纪律的相关规定展开热烈的讨论乃至激烈的争论之时，代表们所触及的，绝不仅仅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这样的“小”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究竟要不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应不应实行“铁的纪律”、该不该与无政府主义展开坚决斗争等至关重要的“大”原则。

围绕党纲的争论以明确实行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严格的纪律而结局，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这次争论的发生和发展，正是中共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之缘起。这个正确的纲领，不仅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也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选择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组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不仅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和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和纪律建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更新，进而确立正确的前进和发展方向，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可能。

（作者为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原题为《中共一大召开期间，这个问题为何引发了代表们的激烈争论？》）

来源：徐明/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