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生：工作过于忙碌造成了许多“弊病”和悲惨

业界有句调侃的话：“再不济，有能操刀剖宫产的外科医生和给力的助产士在，怎么也能完成接生吧。”可是，并非任何时候医生与助产士都能相互理解、配合默契。若是不能积极配合，又有人会辞职离开，而这个人正是分娩手术中不可缺少的助力。
在某地方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工作、拥有15年助产士资历的橘优子女士（化名，50多岁）表示，医生的工作方式对孕妇有巨大影响。
她所在的医疗中心的产科部长同时兼任医院副院长，因此很重视医院效益。换句话说，他喜欢接收那些需要支付较高医疗费用的患者，因为他们缴纳的医疗费用是医院收入的重要来源。高危孕妇在医疗报酬之外，还要加收一笔费用。妇产科原本就是超负荷工作，为了增加收入，医院不断接收这样的孕妇入院。风险当然是有的，也需要医生费更多心思，优子女士不禁觉得“被勒得喘不过气来”。
妇产科住院部已经满床，通常三分之一是即将流产或即将早产的孕妇。由于高危孕妇接踵而至，那些本来应该接受住院治疗但并非重症的患者便被建议出院，只是需要定时来医院检查。有的孕妇在孕期25至28周开始出血，这样下去可能会早产，也可能需要剖宫产，可即便在未来几周内分娩，她们也无法住进医院的NICU。医院只有儿科医生，没有新生儿科医生，无法为早产儿看诊，胎儿预测体重在1 000克以下的，会被送往附近的大学医院。
有的医生靠服用精神镇静剂维持工作状态，忙的时候会口不择言，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已经人格崩溃了。遇到孕妇来做体检，也没耐心好好陪她们聊一聊，因此孕妇们怨声载道。门诊部的气氛很紧张，似乎随时会炸。辅助医生看诊的助产士绝不插嘴，也不给孕妇建议，只是袖手旁观。医院的助产士同样人手不足，要兼顾住院部和门诊部的病人，就算想给孕妇保健指导，也是有心无力，每天都忙于一轮又一轮的诊疗辅助。
人手不足导致工作环节十分不畅，优子女士说：“这时不得不将产下宝宝的母亲和婴儿晾在一旁。”夜班通常会安排两名助产士，因为一旦遇到分娩，产房里至少需要两名助产士，这样一来住院部里的孕妇和新生儿自然无人照料。有时护士铃响了，却没人应答。如果患者因紧急情况按铃，助产士只好暂时离开分娩室，这次轮到产房里面的产妇“遭遇冷落”，用优子女士的话形容便是“进退维谷”。
事实上，当地居民对这家医院的评价并不好，一位女性说：“医院离家和公司都很近，尽管对它没好感当初还是去了，我的两个朋友却因为医生和助产士态度不好，冲他们发了火，后来转去别家医院。”这位女性分娩时，希望丈夫到场陪同，医院以会妨碍医务人员工作为由拒绝。产后她便独自被晾在分娩台上整整两小时。这样的情况在这家医院并不奇怪，主要还是助产士人手不足所致。
由于人手不足而给孕产妇造成的影响还有非必要的剖宫产手术或会阴切开术增加。剖宫产是在产妇难产时，经腹切开子宫取出胎儿的医疗行为。会阴切开是在分娩过程中，为扩大阴道开口所行的外科切开术，通常在胎儿娩出困难时施行，由医生使用医用剪切开会阴，取出胎儿。有的女性会因此产生心理阴影，对下一次分娩十分排斥。
优子女士觉得：“分娩前，多花时间与孕妇沟通，有助于她们顺利分娩。”有的孕妇明明可以顺产，只因无法忍受阵痛，便要求剖宫，家属态度也是如此。在优子女士看来：“不必要的剖宫产手术增多，导致医生完全忙不过来，这种情况是和妇产科医生人手不足同时出现的。”而面对产妇的要求，医生只是机械应对：“这位产妇都40岁了，风险太大，好的，那就剖宫吧。”“胎位不正，剖宫吧。”“是双胞胎，剖宫吧。”犹如在流水线上操作一般进行分娩手术。优子女士不无遗憾地说：“要知道，数年前为止，无论胎位正不正，是不是双胞胎，大家都是自然分娩的。”

而且，一旦分娩开始后，医生认为可能会被因无法忍受疼痛、大叫出声的女性及她们的丈夫、家属投诉，即便没那个必要，也往往选择实施剖宫产。另外，万一生下昏迷状态、身有残疾的婴儿，产妇及其家属会说：“那会儿你为什么不剖宫产，早点取出胎儿？”剖宫产可以防止医生因此而被告上法庭。的确，如果持续难产的状态，胎儿会因缺氧陷入昏迷，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尽早进行剖宫产更能降低昏迷风险。但对此问题，医生们也有各自的考虑，意见并不一致。
优子女士认为：“产妇对是否有必要实行剖宫产并不了解，在分娩中失去冷静时，如果医生说剖宫产比较好，她们自然愿意接受剖宫产。”对此深有体会的不只是助产士。某妇产科医院的院长说：“能操刀分娩手术的医生不多，我们是靠聘请兼职医生完成手术的。如果分娩时间太长，等于变相让兼职医生加班。为了避免这种事情，我们会让医生实行剖宫产手术。”
据厚生劳动省《医疗设施动态调查》显示，剖宫产手术实行率年年升高。比较2002年到2011年的剖宫产手术数据会发现，普通医院从17.9%增长到24.1%，升高6.2个百分点。普通诊所从11.9%增长到13.6%，涨幅不太明显。如今，剖宫产手术的整体实行率为19.2%，即每5名产妇中有1人接受剖宫产手术。伴随高危产妇人数增长，医疗行为的介入越来越多在所难免，但剖宫产手术实行率居高不下，原因似乎不止如此。医生工作量过大，没有充分的时间等在产房；孕妇自身心理准备不充分，对疼痛的忍耐度低，希望实行剖宫产等，都可能将不必要的医疗行为带入手术室。
尽管如此，优子女士等助产士依然希望能做点什么，减轻医生的负担。然而，助产士能帮上忙的只有自然分娩，现实中，高危分娩太多，导致她们无法插手。其实她们希望产妇们都能够自然分娩，以最大限度减轻医生负担，而她们只需要在最后关头出场，对产后撕裂或切开的会阴进行缝合就行。
原主妇会馆诊所的堀口医生指出：“举个例子，假如不实行剖宫产，而选择直接用产钳将胎儿取出，只要技术过硬也不是不能办到，但对处于分娩第一线的医生而言，情况太紧迫了，这种时候能迅速处理应对才是第一要务，哪有机会给后辈示范？然而矛盾的是，医生想要提高技术，只能通过一次次实践积累经验，所以说，有的医生就算有好的技术，也没有机会传授给学生。”
对孕妇、产妇来说，突如其来的剖宫产手术也许会给她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为了让她们积极面对接下来的育儿或妊娠，无论手术中还是手术后，心理看护都显得非常重要。
一位长年工作在围产期医疗现场的医生（70多岁）对年年增多的剖宫产手术与会阴切开术很是忧心，他认为原因是：“上一辈人对于是否有必要实行剖宫产手术，是在分娩现场通过团队的默契配合，逐渐学会判断的。观察经验丰富的前辈在分娩手术中怎么做的，慢慢就明白什么情况会有危险。分娩进行到最后，医生决定在哪个时间点出手，可以说是展现医生绝技的时刻。产科现场能够清晰反映一名医生的技术是否娴熟。
“如今，100名孕妇产妇中只要有1人发生异常情况，都会起诉医生，于是大家为了规避风险，无法积累经验，即使情况不那么危急也会实行剖宫产手术。在大医院进行的分娩手术，年轻医生一般很少需要应对危险情况。而积攒了足够经验自己开业行医的资深医生，技术与大医院有组织性的医生本就不一样，他们考虑的根本不是有无妊娠风险的问题。这样看来，会阴切开或剖宫产的实行率出现变化也是无可厚非的。
“独立行医的资深医生，凭经验可知情况不妙，在危险发生前将产妇转送到3次医疗机构，而那里的医生自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分娩中出现的棘手情况的全过程，无法判断是否危险，长此以往，年轻医生就练不出眼力。可以说，开业医生与3次医疗机构对自然分娩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在东海地区医院工作的助产士坂田珠美女士（化名，50多岁），与前文提及的优子女士一样，对医院里医生们的工作方式感到很困惑。
她所在的医院由特定大学指派医生，相比产科，大学内部更重视妇科。“生殖辅助医疗日益进步，妇科的医生对产科相关常识却一窍不通，能在围产期派上用场的人才也很欠缺。哪怕有一位对产科感兴趣的医生，情况都会不一样。这样看来，他们依然被大学的观念所左右。”珠美女士无奈地说。
这家医院也是一样的做法，当产妇喊疼时，医生会想也不想地实行并非必要的剖宫产手术。若是超过预产期，还没出现阵痛，如珠美女士这样的资深助产士认为，只要胎儿没有过度发育，就可以再等等。而医生会在孕期41周左右机械地采用催产剂，剖宫产手术实行率高达40%，会阴切开术实行率高达90%。医生教育助产士，说这种做法安全可靠，年轻的助产士信以为真地想：“原来是这样吗？”
眼看医生在分娩手术中态度如此不专业，珠美女士感到愤愤不平：“一旦这次轻易实行剖宫产手术，下一次分娩多半重蹈覆辙，真是看得人心疼。无论双胞胎还是胎位不正，一律实行剖宫产，全是些不懂得自然分娩有多重要的医生。难道医生们觉得，只要在这里正常生下小孩就万事大吉了吗？”
前文提到的堀口医生认为，为了提高对自然分娩的重视度，对不必要的医疗介入行为应持批判态度。

“在医生眼里，重要的是是否存在科学依据，而对于20万至30万年前起延续至今的分娩，目前的医学界并未钻研透彻。分娩过程中即便设有监测仪器，出现任何变化如阵痛加剧、胎儿下坠，胎心率曲线一般都会相应产生变化。有时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变化和对分娩进程的预测，少安毋躁地等上一等。我希望，即便被产妇或其家属追问：‘要是有个万一，那可怎么办呢？’高级医疗机构的医生都能自信地说：‘请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妥当处理。’”
珠美女士所在的医院约有15位助产士，每年处理1 200台分娩手术，有时一位助产士需要同时应对6至7台手术。在那期间，有产妇实行剖宫产手术，也有孕妇、产妇入院出院。助产士人手十分紧张。如果需要让助产士耐心守在产房里，协助产妇自然分娩，那就必须增加助产士的人数。据说医院暂时没有能力为高危孕妇看诊，只能将其转送到其他医院，因此正计划开设围产期中心。珠美女士曾说：“今后医院不多招聘一些助产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医生却冷淡地拒绝道：“有护士在就行。”
围绕围产期中心的开设构想，医生们展开了讨论，助产士却没有发言权。助产士认为，孕妇身心得到放松后有利于分娩，为此希望在围产期中心设置限制较少的榻榻米病房，医生却只考虑是否方便在病房内实行医疗措施。每当助产士对医生提出建议，医生都会轻蔑地说：“助产士不就是听命行事的医务人员吗？我可不想被区区一个医务人员指手画脚。”这样的态度岂止是让助产士无法发挥自己的所长，连团队协作也变得相当困难。
珠美女士介意的不仅是分娩，她还发现孕妇体检时，医生只会照本宣科地严厉要求超重的孕妇控制体重，身形纤瘦的孕妇因此增加，然而，与此同时，出生时体重不足2 500克的新生儿也增多了。有经验的助产士或产科医生直接抚摸孕妇的腹部，大致能判断孕期，而医院里的医生每次都不会这样做，习惯以B超结果判断，要是不借助医疗器械，他们对孕妇的身体状况就一无所知，更不会对孕妇做系统检查。
而且，医生十分关注是否有异常情况出现，若在早期通过B超发现胎儿异常，往往提议人工流产。当发现胎儿异常，母亲本人对这种事实很难接受，面对犹豫不决的孕妇，医生会事务性地说：“胎儿出现畸形，现在时间还早，流掉是来得及的。”这样反而影响了孕妇的情绪。
前文提到的堀口医生在强调助产士的存在意义时说：“我们必须秉持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视角看待问题。产科与妇科理应分开对待，不是吗？妇科旨在发现身体以及精神疾病的病源，并展开治疗；而产科针对的是围绕怀孕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变化，孕妇是正常生活的人而非病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遇意外，因此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有足够的觉悟，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二者具有本质差异，如今合并为一个科，忙碌的妇产科医生只得有侧重点地为产妇诊疗，而持续观察与看护则需要靠助产士来实现。”
但是，如今的环境却让助产士难以发挥自身的能力。
原田京子女士（化名，46岁）曾辗转于地区和东京都市中心医院的各大分娩现场，让她感触很深的一点是，“无论在哪儿工作，情况都很悲惨”。
她作为助产士的第一份工作始于东北地区的国立大学医院。夜班次数和工作时间等劳动条件还算不错，但她表示，自己曾因“医生的心血来潮，被迫介入过医疗行为”。京子女士始终无法忘记20多岁在这家医院工作时有过的可怕经历。那一次，她正在产房内辅助产妇分娩，妇产科医生也在现场，却根本不顾及情况是否允许，直接强硬地要求：“你来做会阴切开，如何？”
按现行法律，除非临时应急，否则由助产士实行会阴切开与缝合都是违法行为。然而，在这家医院，医生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医务人员毫无拒绝的余地。
当时的京子女士尚且年轻，只好按照医生的吩咐，切开那位产妇的会阴。“把剪刀伸进人体内的恐怖感让我至今没法忘记。”然后，她又被命令缝合因分娩撕裂的会阴。如今她已成为一名资深助产士，依然不无感慨地说：“看护人员与医生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那种事不该让看护人员来做。”
之后，她转去都内某民营医院妇产科工作，每月10次夜班是理所当然的。一旦遇上分娩手术，连小睡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困得一边揉搓产妇的腰部，一边打盹。考虑到过劳状态下的分娩辅助十分危险，自己身体也吃不消，她打算转去没有夜班的医院。
不久，都内某医院刚好开设不孕治疗的专科门诊，正进行人员招聘。她以兼职助产士的身份被录用，然而由于其他科室人手不足，她被分配到了癌症患者的门诊，持有助产士资格证的她却在完全不相关的科室里，做着与助产无关的工作，成为“院内潜在助产士”。
过了不久，她被调到检验科，每天忙于为患者采血，这让她十分焦虑：“我原本想做助产士的工作，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在产科门诊她遇到一位前来咨询母乳喂养方法的产妇。医生冷淡地打发了她：“觉得麻烦就用牛奶喂吧。”京子女士留意到产妇仍想用母乳喂养，便在诊疗结束后追出去，轻言细语地给出自己的建议。那一刻，她决心要做“能够真正支援母乳喂养的工作”，于是再次换了工作，去到一家据说乐于为孕妇产妇提供指导的诊所。

这是家私人诊所，作为临时助产士，她的时薪是1 600日元。预产期前一个月，产妇与助产士会实际在分娩台上进行一对一的分娩模拟练习，类似这种孕妇班课程较丰富，京子女士觉得这份工作也许能够长久做下去。然而，她非常介意的一点是，对于诊所没有能力诊治的高危孕妇，这里的医生依然不愿放手。
对诊所来说，不管助产士在孕期为孕妇提供多么周到的看护服务，大头收入依然来自分娩费用。这笔费用最终会支付给产妇实际产下婴儿时所在的机构。因此为了增加收益，诊所往往不愿意在分娩结束前将产妇送到别的医疗机构，这就导致时常发生母体转院延误的情况。事实上，京子女士在这家诊所确实遇见过类似情况，诊所不肯将风险产妇交给2次、3次医疗机构，直到分娩发生危险，才不情不愿地把人送过去。
京子女士在诊所工作的3个月里，有7次在分娩手术中遇到意外，然后亲自陪产妇搭乘救护车去别的医疗机构。其中有一次，京子女士上车后，救护人员指责道：“你家怎么总是发生这种事情，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闹出人命。”京子女士听得有了危机感，于是再次辞职。
身心俱疲之下，她每个月只接几次值班和夜班的临时工作。不少医院急切需要能值夜班的医务人员，雇用专门值夜班的看护人员的医院也很多。
只是这样一来，每晚能有一小时用来睡觉休息已经很好了，京子女士基本是抱着不眠不休的觉悟在值班。深夜的住院部里不少状况都让她感到不安。
比如某家医院，深夜值班的只有一位医生加两名助产士或护士。若两人都是医务人员，通常由一个人辅助孕妇分娩，另一个人照看住院部的16位孕妇。要是不巧遇见多人一起分娩的情况，助产士一个人辅助3个产妇也不奇怪。又比如某家医院全是单间，两个人值夜班，轮流休息。有一回对方说：“全是单间，哪有那么多耐心一间一间查房。”于是没查完房就偷懒休息去了。有的病房里婴儿可能在哭闹，但因为房间隔音效果很好，京子女士每次不得不站在房门口侧耳倾听。
有家诊所夜班只安排一名助产士，实行两班倒的制度，晚班是从下午4点到翌日早上9点，原则上说是17个小时，但其实加班很多，经常工作到翌日中午。京子女士空下来想小睡片刻却找不到地方，因为诊所根本没有为看护人员提供休息室或睡觉的地方。没办法，她只好在门诊室的病床上躺一躺，或是在住院部的空床上休息。
诊所离所长的家很近，所长表面上说：“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叫我。”实际上，在产妇分娩时，京子女士觉得是时候让所长过来了，便给他打了电话，他却迟迟不现身。情况紧急，京子女士只能一只手保护产妇的会阴，另一只手握着话筒叫医生。直到胎儿快出生，医生才施施然来到产房，将婴儿取出，揽过全部功劳，似乎助产士之前所做的都是白费力气。
【本文节选自《不让生育的社会》，作者小林美希，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