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上承认信托制度的国家所建立的信托制度，在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受托人应当履行信义义务等基本原理和精髓要义上是共通的。
但在细枝末节上并非都是拿来主义，有的进行了创新发展，有的将某些内容作了移植，有的结合本国传统作了改动。
可以说，世界各国的信托原理虽然相通，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对信托的相互引进和借鉴，在具体规则上并没有统一的理解和统一的模式，在某一具体信托品种的设计上，甚至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我国的信托原理与实践，也是结合我国国情和成文法特点，对信托制度的又一次借鉴和发展。
信托目的不尽相同
境外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多种多样，如帮助委托人实现其财产的合理规划、风险隔离、税收递沿、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等，应用场景非常广阔。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家杨崇森教授指出：“信托最主要特色为具有较大弹性，可用于实现法律上利益所难于达成的许多目的，其弹性之强、应用之广、效果之大，诚令大陆法系的法律家为之惊叹！”
我国目前开展的信托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
未来，随着我国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信托活动的开展，这一状况或将迎来大的改观。
委托人保留的权利不同
从信托收益由受益人而非委托人享有的角度出发，委托人自信托设立之后，如果自己不是受益人之一，即从信托关系中脱离出来。
因此，境外在信托生效后，如果信托文件中未保留权利方面的有关条款，委托人即对信托财产失去了任何权利。
如果委托人要享受权利，则须在设立信托时成为受益人之一，而此时委托人的身份已发生变化，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他以受益人的身份而非委托人的身份享有权利。
我国《信托法》在起草过程中，对是否要赋予委托人专门的权利有争议。
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多数人认为委托人将自有财产交付信托后即失去相关权利，不符合东方人的习惯，也让人难以接受。
故我国《信托法》专门设了一节（第20-23条），对委托人的权利作了专门规定。
受托人的主体不同
境外的受托人主体比较宽泛，既可以是金融机构，也可以是非金融机构，甚至律师也可以作受托人。
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这是一般性的规定，主要适用于民事信托。
对于营业信托和慈善信托，则在一般性规定基础上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关于营业信托的受托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公布执行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1〕101号）：“未经人民银行、证监会批准，任何法人机构一律不得以各种形式从事营业性信托活动，任何自然人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事各种形式的营业性信托活动。”
因此我国营业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理解为仅限于金融机构，目前主要是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
关于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我国《慈善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由委托人确定其信赖的慈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担任。”
受托人的职责分工不同
境外的受托人通常不承担资产管理职能，即主要从事服务信托活动。
例如境外的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其受托人通常不承担投资管理职能，主要提供受托保管服务；其投资管理职能，由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承担。
我国从境外借鉴引进的企业年金、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沿袭了境外的惯常做法，其受托人与投资管理人、贷款服务机构分设。
而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的受托人与投资管理人合二为一。我国《信托法》第三十条规定：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只有在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有不得已事由时，才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实践中，我国的信托公司往往需要培育专业管理能力，对信托财产实施主动管理。
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方式不同
如前所述，境外的受托人通常不亲自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但不管由谁实施管理处分，境外的信托财产均极少用于非标投资，即主要开展标准化金融产品投资。究其主要原因，据笔者赴境外作信托考察时了解，是受托人进行非标投资时难以证明自己尽职。
而我国的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通过私募方式募集资金，按照“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主要通过贷款等方式进行非标投资。这一做法境外并无先例，属于我国首创。
它极像日本的贷款信托，但日本的信托银行发放信托贷款，一是保本，二是纳入存款保险范畴，实质上属于银行业务。
由于融资类信托业务对投资者来说收益与风险不对等，产品风险没有形成闭环管理，且其发展受市场利率的波动而存在周期性，不能成为信托公司长效发展的业务模式。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信托公司的定位仍将是主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但其主业将由融资类信托业务，转型为非融资类信托业务。信托公司应当坚守受托人定位，做高品质的受托人。
其他方面差异
一是信托的定义不同。境外明确委托人设立信托，应当将其财产或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而我国《信托法》规定的是“委托给”。
二是设立信托的方式不同。我国《信托法》规定，设立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而境外通常还可以采取非书面形式，例如宣言信托。
三是信托期限不同。境外不允许永久信托，如英国规定以受益人终生受益为目的的信托，一般在该受益人有生之年持续有效，如果未指明受益人“终生”受益，则一般在该受益人死后一定年限内有效，通常是21年；未明确规定期限的，最长为80年。而我国《信托法》没有信托有效存续期限的限制。
四是信托财产的种类不同。境外设立信托的财产类型，包括资金和非资金。据资料显示，日本的财产权信托的规模，超过了资金信托的规模（6:4）。而我国目前以资金信托为主，未来我国的信托财产类型，将以股权和不动产为主。
五是信托财产登记的现状不同。境外基本上建立了具体可行的信托财产登记的配套制度，而我国仅在《信托法》第十条作了原则规定，现实中目前还无法操作。
六是与信托税收的关联度不同。境外设立的信托，大多与税收的合理筹划有关，而我国目前关于信托税收方面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所开展的信托活动极少考量税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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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律师，连续九年（2013-2021）被世界著名评级机构钱伯斯 (Chambers and Partners) 评为中国地区“最佳财富管理和财产规划律师”。且荣获国际财产和信托法律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state and Trust Law）中国大陆区唯一院士会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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