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的兴盛，是元朝科考取士的结果，还是遭元朝科考冷落所致？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时代性是非常鲜明的。

比如说，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这其中的元曲，以其对现实揭露的深刻性、题材的广泛性、语言的通俗性、手法的多变性，可谓集歌、赋、诗、词之大成，在文学艺苑中熠熠生辉，从而与汉赋、唐诗、宋词一起被誉为“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四颗璀璨的明珠”。

这里有一个问题：元朝国祚不过百年之间，来去匆匆，倏忽如风，而且内讧频起，并没有多少年消停，这元曲，为什么就如在一夜之间，在元帝国的土壤上兴盛起来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明清许多学者提供出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答案，说这是元廷科考“以曲取士”的必然结果。

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把这一问题讲得相当清楚。

他说：“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其中得画外趣者登髙第，以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

与沈德符同时期的曲选家臧懋循深憾明代没有沿袭“以曲取士”这一做法，在《元曲选》的两篇序中都有谈到元代“以曲取士”的操作，说：“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

除了沈德符和臧懋循之外，像孟称舜、程羽文、吴梅村、吴伯成、汪上薇、沈宠绥、毛奇龄、许登寿、李调元、姚變等等名流文士，也都认为是“元以曲取士”的结果。

的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元统治者既然以元曲来挑选人才，当然就会有大批人才投入到元曲创作中去了，这样一来，元曲不兴盛才怪呢。

但是，查《元史．选举志》，在元廷选举制度里，根本就没有“以曲取士”的记载。

人家只说：“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

那么，这“以曲取士”的说法很可能就是沈德符等人根据宋徽宗“以画取士”的做法，想当然编造出来的。

还有，臧懋循所说“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中的“十有二科”，说的是元曲中按神仙道化、隐居乐道、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君臣杂剧、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逐臣孤子、钹刀赶棒、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神头鬼面分成的十二种科目，但这种分法，元代并不存在，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在著作《太和正音谱》时，根据杂剧主题分类出来的。

所以，清朝的梁廷枏、梦遴生等人是对所谓“元以曲取士”说法持怀疑态度的。

实际上，钦定四库全书在收录沈德符《顾曲杂言》时，四库馆臣就赫然评点：“此书专论杂剧、南曲、北曲之别。其论元人未灭南宋以前，以杂剧试士，核以《元史选举志》，绝无影响，乃委巷之鄙谈。”

即“元以曲取士”之说，纯属“委巷之鄙谈”，并不存在。

那么，元曲的兴盛，应该与科举考试是没关系的喽？

不，有关系。

清末史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大有关系。

不过，他的观点是有些相反，即元曲的兴盛，并非元廷“以曲取士”所致，而是冷落元曲所致。

他的解释是：因为元廷不重视科举，甚至废除了科举，使得大批文士一腔才情无处安放，只得尽数倾泻于元曲创作上，才使元曲“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于词曲发之。”

王国维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想法呢？

盖因清代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162有记：“蒙古旧法，分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即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已与乞丐同列了。

王国维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元廷废除了科举考试，迫得读书人没有出路，只能形同于乞丐。

徐乾学没说，别人翻遍元代法律文献也没有查到。只在某些文人记载里提到：“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即，这应该是俳优的戏言，并非事实。

我们来看一些相对可靠点的记载。

元人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卷9记述有元朝设置儒户以及对士人的优待：“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户，杂泛差役并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祐元年设科取士，儒风大振。其明年再诏，隶籍在学儒人毋得非礼科役烦扰。是后有司奉行，不至儒者杂于编户。”

瞧，元廷为了保证了读书人的温饱与尊严，专门开设了儒户，免除儒户的各种杂税务以及差役，而且，“延祐元年设科取士”后，“儒风大振”。

另外，查钟嗣成《录鬼簿》中所记录元代前期杂剧作家的生平，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有名的元曲作家，并不是沦落到与乞丐为伍的文人：关汉卿为太医院尹、白朴为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马致远为江浙省务提举、高文秀为东平府生员、史九散仙为武昌万户、庾天锡为中山府判、张国宾为喜时营教坊勾管、梁进之为大兴府判、李子中为知事除县尹、李宽甫为刑部令史除庐州合淝县尹、李时中为工部主事、李进取为官医大夫、李文尉为江州路瑞昌县尹、尚仲贤为浙江省务提举、张时起为东平府生员、顾仲清为清泉场司令、张寿卿为浙江省掾吏、赵天锡为镇江府判、赵公辅为儒学提举……

所以，王国维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对，元朝初年是停顿了科举考试，但并不代表元廷统治者不想举行科考，而是条件不允许。

事实上，据《元史．选举志》所载：在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秋就举行了开科取士，史称“戊戌选试”，后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了。但窝阔台也在设立儒户之前，明令以“儒通吏事”与“吏通经术”为录用条件，从各地选拔政府官员。即在停废科举期间，许多士人都加入到了胥吏的队伍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有提到：“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即元朝的官员很多是从胥吏中拔擢的。

忽必烈平灭南宋，要求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从而催进大批学校兴建，读书人越来越多。

宋末元初的大词人刘辰翁感叹说：“科举废而学校兴，学校兴而人材出。故学校又为天地心之心也。”

元至治元年进士吴师道甚至认为，科举虽然停废，但由于政府重视学校建设，并不影响读书人走向仕途，他说：“科举、学校相表里者也、内儒而仕者，不为进士则为教官。科举废而学校存，柄国者岂不以学校为至重哉。”

当然，对于要不要恢复科举考试，忽必烈还是多次在朝廷上与群臣展开了讨论，其中，至元二十一年就明确确定了要实行科举制。后因忽必烈去世，科举考试搁置到了元仁宗黄庆二年才正式设科取士。这之后，一直到元末，共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

所以，回到问题本身，元曲的兴盛，不一定是“以曲取士”积极引导的结果，也未必是停废科考的消极发泄所致。

近代戏曲家孙楷第说得比较合理，主要是元朝宫廷喜欢，群众也对这一文艺形式趋之若鹜，最终促进才人与俳优更加密切合作，元曲发展因此达到了一个巅峰。

是的，元曲发展巅峰的到来，就是九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结果。

不是吗？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传奇小说、话本小说，以及讲唱文学的发展日趋成熟，当它们最终结合在一起，必然会焕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