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鼠疫不力，英印殖民当局终尝苦果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1896年9月23日，在英属印度，孟买的一名医生确定该市的粮仓工人患上鼠疫。谁也没有想到，它标志着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打乱了这座城市，甚至整个印度的发展进程。

剑桥大学1992年出版的《流行病和思想》一书认为，这场始于1896年的鼠疫在印度肆虐近20年，造成至少800万人死亡。那时在印度陆军担任上尉的科顿于1900年在他的《孟买瘟疫》中描述说：“从1896年9月到1897年1月，大约有40万人逃离这座城市”“2月，孟买人口已减少了一半……公司瘫痪、政府关闭、道路禁行”。

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不少印度媒体都翻出这桩陈年旧事，将其与印度当前面临的疫情挑战相提并论。《印度快报》称，在1896年鼠疫大流行之初，英属印度政府以“轻描淡写”的姿态表示疫情已得到控制，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预防措施，目的是保证作为印度西海岸重要港口的孟买能维持开放运转，结果导致疫情在英属印度全境迅速传播。

《铸币报》称，英属印度当局起初将疫情归咎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和卫生条件。为此，孟买政府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清洁运动——用海水和盐酸的混合液冲洗排水沟和下水道，排查全市数十家粮店和谷仓，在小巷和社区铺撒消毒粉等。在此过程中，有数百个贫民窟被捣毁，成千上万的穷人流离失所。

当地政府很快发现这些措施效果有限，而且疫情蔓延的速度超乎想象，甚至远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也发现感染者。在此背景下，当时印度总督埃尔金在几乎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于疫情暴发后的次年草率出台《流行病法》。该法规定，政府有权检查任何船只或乘船人、有权拘留和隔离任何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并销毁其认为遭到污染的所有个人物品、有权立即拆除任何被认为可能存在疫情的房屋等。正是因为这样措辞模棱两可的“特殊措施”，导致出现军警随意闯入私人住宅“抓人”的乱象，很多未经确诊的疑似感染者被直接被送到医院，但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死亡的命运。

英属印度政府如此防疫必然招致反弹。1897年6月22日晚，孟买临近的浦那市防疫专员沃尔特·查尔斯·兰德正坐在回家的马车上，突然，从路边的黑暗角落里冲出三名刺客，他们每人都是一手持枪一手握剑，合力将兰德毙于枪下。据称，兰德之所以遇刺，与他粗暴的防疫手段有关。“兰德以不计后果地粗暴执行防疫政策而臭名昭著，他手下人挨家挨户地搜查，与抢劫没有什么不同”。更过分的是，他让男女老幼全都扒光衣服接受“检查”，有时候这种“检查”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这些以防疫为名的行为，显然已经违背了基本的伦常。

美国“连线”网站在题为“印度的动荡历史、宗教和公共卫生政策”的文章中说，19世纪初期，欧洲和美洲也乐于将霍乱称为“亚洲霍乱”或“印度霍乱”——当时的这一幕与现在某些媒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包括此次新冠疫情蔓延期间流传的各种谣言以及似是而非的阴谋论，也都曾在1896年的印度鼠疫大流行中反复上演，这表明人们似乎并未从上百年的社会发展中吸取教训。报道认为，如果民众一开始就对当局的防疫政策充满抵触或不信任，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防控。英国统治者在疫情暴发之初如能率先寻求当地社区有威望的“长老”介入并参与制定相关政策，那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这场鼠疫的死亡高峰出现在1907年，直到20世纪10年代才逐渐消退。英属印度政府此时终于意识到最初的应对措施有些过激，而且没什么实际效果，“既没能阻止鼠疫蔓延，也没能挽救生命”。但恐慌和暴力已经给人们心理上留下创伤。旁遮普省和孟买的卫生官员都不约而同地用了“冷漠”一词形容民众，人们对瘟疫和暴力已经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

如果将这场鼠疫放在印度近代独立运动的历史河流中，疫情防控行动最终似乎演变成了印度人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对抗。加上1905年开始的“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的全印度电报行业大罢工，鼠疫引发的乱象更像是一剂催化剂，让印度独立运动变得更加热闹，这场燎原之火最终荡平英国人对印度长达190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