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1200余人，踏入这块“死地”...

　　《西山风云》回忆录

　　女游击队员在河阳“医院”

　　作者：马士琴 王碧玉

　　越南河阳是一个烟瘴地方，白天热得如蒸笼，午夜后冷得像冰箱。1948 年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1200多人马误入这块“死地”，被恶性疟病夺去了许多战友的生命，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当时称之为去“整训”，但一下子就有85%的人员害病，“整训”被迫中断，救护病员成为第一位的紧急任务。

　　在“自救军”中只有杨治平是唯一的云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病员增到五六百人，纵队领导立即任命杨治平为临时组建的“河阳医院”院长，把全军100多名政工人员调入医院当“医护士”，其中有女战士18人（全军仅有的18人），她们是：兰玲(后牺牲)、王平、王如玉、兰明、黄晓、张锐、陈俊、陈恒、马丽、陈次华、李韵、祝平、徐坚、陈婉文、吴大姐、唐姐姐、王碧玉、马士琴。

　　我们成为杨院长的得力助手，输液、打针、自制针水、抢救伤员，抬担架、埋尸体，样样都干。女同志中有两位是“纵队”首长的夫人，可她们从不露声色，一样给伤病员喂饭、洗脚。我们这批女同志没有一个学过医。杨治平给我们讲救护、注射、药物等医疗护理知识，他一面讲，一面做示范给我们看。形势逼人，不几天我们都成了“医生”。

　　“河阳医院”是法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盖的一座天主教堂，在抗法战争中已被法国飞机轰炸得倒墙破壁。没病床就自己用木板搭“朗敞铺”，垫上竹席就是“床”(无被盖)，一个挨着一个睡在一起。医疗设备只有几个听诊器和针管，一支针头煮了又用，用了又煮，说不清用了多少次。

　　随着病号的逐日增多，医院容量有限，轻病号即在连队治疗。杨治平每天带领我们到各连排查治病人，给轻病号和干部战士讲防疫知识，号召大家吃生大蒜防痢疾，用热水加盐巴烫脚消肿，不睡潮湿地防风湿，等等。

　　药品非常缺乏，奎宁丸、黄连素、阿士匹林即属贵重药品，要留给重病号用。有时一粒奎宁丸要切成4块分给4个同志服用，这都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用奎宁丸、黄连素片自制成针水多注射几人。后来，干部、战士纷纷献出自己的“秘方”，如癞蛤蟆叶(车前草)、鱼眼草臭灵丹、马蹄香、苦马菜、锁眼草等煮大锅药吃。

　　最见效的是火烧竹子汁，两节竹子可烧出半怀水汁，味很苦，白天喝下，午夜就退烧。还有两种较原始的治疗方法，一种叫“刮沙”，一种是揉肚子。病号不论头疼肚子痛，常要我们给他们“刮沙”，用枚铜钱在他们的手腕、脑门、脖子、胸膛、肚子上不断地从上往下刮，一直刮到见肉皮下显出像沙粒一样的红斑，乃至见皮下乌血。

　　患恶性疟病，开始发病时是高烧，烧到40多度，有些同志就是在高烧中死去。

　　烧退了，第二、三、四天是连续不断地返复，烧得病人黄皮寡瘦，肚子肿胀，十分痛苦。记得龙介仁肚子胀了请我给他揉。那时我们全军战士都是相依为命，但我毕竟是个女娃娃，怎么好意思给他揉肚子。他提出叫我用脚给他踩，我两手扶在墙上，两脚踏在他的肚子上踩来踩去，果然肚子慢慢回软了，他觉得舒服了。这些办法说不清是什么道理，但确实管用，当时普遍都使用。

　　后来越共领导通过粤桂部队给我们送来一些药品、 器材，解决不少问题， 抢救了一些同志，但终归有限，死亡剧增。为什么死亡那么大，原因是我军几个月的行军打仗，风餐露宿，饱一顿饿一顿，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身体疲惫虚弱，一旦染上恶性疟疾就无力抵抗，只有等待死亡。

　　说实在话，那时我们十几个女同志，表面看每天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实际多数都患有妇科病，有的月经不来，开始还被冤枉怀疑为怀孕，后来才明白这是严重缺乏营养、生活过度紧张所致。

　　我们眼望着活蹦蹦的战士病亡异国他乡，心情特别沉重。真惨啊！连太阳光也失了色。

　　1948年10月3日，“自救军”接到中共华南分局指示，决定打回云南。消息传来，住院病员纷纷要求随军行动，表示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深秋的一个中午，召开“打回云南去消灭反动派”的誓师大会。会后我们打扫了住地卫生，检查了群众纪律，整理行装，告别了重病留下的同志，踏上了征途。

　　1994年1月29日

　　来源/《西山风云》书籍

　　总编/孔令勇值班编辑/孔德云编辑排版/邱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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