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医随军侵华6个月,一枪未开却用余生赎罪,在中国活到了102岁

“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如何赎罪？我经常从广播中听到有个叫毛主席，一直在说“要为人民服务”，想必只要我“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也就算是赎罪了吧！

这是作为一个曾经随军当了6个月侵华日军的日本人，在不满日军的侵华之举，选择了当一名逃兵，选择了在中国定居后，余生都在遵循，可称之为其“信仰”的一种人生态度。即便是在岁月已经吞噬了他记忆，到了晚年甚至都记不清“为人民服务”这话到底是谁所说，他依旧会时不时用着坚定的语气，重复这句话。

他叫山崎宏，1908年11月，出生在日本盛产葡萄的冈山县。早在刚进入30年代，就听闻日本有计划去到一个叫中国的国家，“开拓”更多的领土，给予日本民众生活。他也和很多日本人一样，很早就接受了“中国的丰富资源本就属于日本”的概念。所以，当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打响，需要更多兵力支援时，作为家中还未结婚的第二儿子，听从天皇号召穿上了军装，以一名军医的身份随军开赴中国。

在“天皇绝对正确”，和“军国主义”的昭示下，当时的日军普遍认为他们的侵华没有任何过错，但时年19岁的山崎宏却并不如此认为。从随军踏上中国领土，第一次见到了日军在中国的杀伤抢掠开始，山崎宏就觉得那是在破坏别人的生活。于是每次战斗，他都只是装装样子，从来没有真正将手中的枪和刺刀对向中国人。可尽管如此，他依旧无法在这样的队伍中待下去。所以在纠结了6个月之后，他选择了在一个黑夜里逃离军队。

原本就知道山东半岛的最东边是离日本最近的地方的他，便打算从天津一路向东。然而这条路远比他想象的要难走，从他随军离开日本那一刻起，直到他第一次回去，中间足足跨越了39个春夏秋冬。

不过这中间也是他自己放缓了脚步，在走到了山东济南时，他直接停了下来。因为人生地不熟的他，从天津到济南的一路上，是中国人帮助了他，给他指路，给他饭吃，给他水喝。所以，他带着赎罪的心理在济南开了一家小诊所，一辈子就没有再挪过窝。

慢慢地，这个以前从未学过中文的日本逃兵，就能说得上一口流利的济南方言。也在街坊邻居的张罗下，娶了一位带着女儿从唐山一路逃难到济南的女人为妻。从此过上了一家三口，三餐四季的生活。他还给继女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山雍蕴。

“为人民服务”是山崎宏一生都在追寻的信仰，于是在本着赎罪心理的他，所开的诊所在给穷人看病时都是无偿劳动，尽管他那点儿微薄收入一度连小小一家三口的生计都难以维持，他依旧不收穷苦人家一份钱。大家也亲切地称呼他一声：山大夫。

其实很多人起初都是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更别说他的逃兵身份了。就连他的妻子，都是在嫁给他差不多30年后，看了新闻报道才知道的。但不管周遭人是否知晓他的来历，他依旧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算后来当上了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他依旧如此。几十年来他的工资都是83.6元，不是卫生院介于他的日本国籍不给他涨，而是他每次都主动把机会让给了更需要的人。

1976年，距离抗日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31年，从卢沟桥事变后就随军带来中国，阔别了家乡近40年的山崎宏，终于第一次回了家。看着自己的“灵位”和“墓碑”，山崎宏心中满是对家人的亏欠。但是比起他心中对于中国人民的亏欠，那些好像都不算什么。于是他拒绝了家人给他在日本医院找的一份月薪30万日元的工作，非常坚定地说：“我要回中国！”

山崎宏回中国时，他的大包小包行李中，除了给家中带了一台别人舍弃的旧彩电外，装的是一个心电图仪，和他自费买的科技图书，并且将这些全部无偿捐给了当地图书馆和医院。

在日本恢复了对抗战老兵的“恩给”制度后，山崎宏同其他侵华日军一样，每年都会收到日本政府所发的养老金，折合一万多元人民币。这在过去必然是笔可观的收入，可是山崎宏从来没有自己花过，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捐出去，在捐款之前还从不和家人商量，久而久之家人们也就习惯了。

2008年夏天是中华人民永远难忘的，北京奥运会让中国被全世界刮目相看，而此前的汶川地震也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痛。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灾难来临后举国上下的团结一心是令他国震惊的，山崎宏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也同样很积极。

在灾难带领第二天，街道办都还没组织捐款，他就去到了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还号召女儿也要捐。后来街道办开始筹备集体捐款时，他又拿出了1000块。可见，尽管他从始至终都是日本国籍，但他却早已把中国同胞当成了亲人。

“上前为人民服务，死后总不能只剩一把灰吧？”于是当山崎宏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时，坚定的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0年12月1日中午，山崎宏突然浑身无力，开始频繁咳嗽，家人不顾他的反对拨打了120电话。然而他并没有等到救护车，就永久地闭上了眼睛，享年102岁。

翌日上午，简单的遗体交接仪式后，当地红十字会接手了山崎宏老人的遗体，完成了这位余生都在为“赎罪”而活的山大夫最后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