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高敬亭，叶挺军长讲话态度诚恳、简单诚挚，至今读来耐人寻味

毛主席于1937年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在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因为没有按时归队，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序列中已没有他的位置，即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原红四方面军没有参加西路军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但毛主席仍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陈昌浩确实有回来拉队伍的打算。在延安“批张”时，许世友等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的确准备重回鄂豫皖，拉队伍再干革命……

董必武来后向高敬亭和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到会同志包括高敬亭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对叛逃的张国焘，高敬亭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张国焘历史上领导过鄂豫皖苏区，难道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会随着这个叛徒叛党？

高敬亭和广西军有联系，不能算错。广西军即当时的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机构，高敬亭作为属下当然和它有联系。但和它不可能关系很密切。高敬亭和他领导下的四支队是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和鄂豫皖人民血肉相连，在大别山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广西军统治这块地区，他朝思暮想的是要把四支队赶走。现在他利用新四军和四支队的内部矛盾，正好借刀杀人，达到自己独占大别山的目的。高敬亭又怎么会和他们勾结呢？

有许多战友揭发他的错误如“肃反”和生活作风的问题。红二十八军不少干部战士在内心敬佩高敬亭，但却不满他残酷地“肃反”。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倾向和作风上的错误外，对其他问题始终不服。高敬亭被扣，丧失了指挥部队的权力，也就丢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就像一个击剑手，不能自由地挥手，辗转腾挪，他能跟波诡云谲的命运抗争吗？任人陈词，一顶顶帽子往他的头上扣来……开始，高敬亭的脸色激动得燃烧起来，他辩白的态度也愈来愈愤激，后来，干脆不说了。

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本来是生死同命的战友，由于观点的不同，瞬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把那患难与共和肝胆相照的岁月，抛到九霄云外。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的老战士以后慨叹：这期间既经历了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队伍内部的生死斗争，既在“外斗”中结识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也由于“内斗”而对“同志关系”有着难以言状的特殊理解。崇高的革命队伍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其中有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直谏的脊梁和风骨。

面对组织者的声势和同志们的误解，高敬亭百感交集，仰天长叹……

批斗会在青龙厂褚家圩子后面的树林里进行了三天。跟随叶挺过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写了一篇文章《第三天》，后来刊登在江南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报纸《抗敌报》上。我们按照这篇文章的叙述来看看高敬亭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天。

6月23日，这是公审高敬亭的第三天了。“记得那是一个酷暑天的清晨，太阳尚未射出平地，只是朝霞半天，光辉夺目。一群群的乌鸦喳喳沙沙地叫着，从一个村庄前后的大树林里向田野乱飞觅食。许多武装同志从四面八方向着这个庄后大栗树林内集中，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工夫就踊跃地来了七八百人，这些人的职务和阶级都是不同的。其中有高级首长、战斗员和马夫、伙夫、印刷工友、机械工友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形形色色，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人物，大家都觅好了地位，一个个席地而坐，默不作声，只是仰着头注视着首长们的住所。这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每次开会前，各单位总是相互竞赛唱歌，声入云霄，唱完一个又一个，会场中充满着活泼英勇的空气，充满着澜沧盈耳的歌声，不到主席宣布开会前不会静肃下来的这个作风的。”

“这时，忽然掌声如雷，大家看到叶军长、邓副主任、张参谋长及其他几位首长，一同在村庄门口的拱桥上出现了，勇猛的叶军长面带着愉快的笑容，很悠闲地走着，邓副主任则有左顾右盼若无其事的态度，张指挥跟在后面低着头好像是在深思熟虑什么事情似的。他们就这样地在鼓掌声中走入会场。”

高敬亭被两个看押人员推搡着，从褚家圩子最后一进，穿过前后五进褚家大屋的通廊，出了朝西向的大门，一种决绝悲壮的激愤之情犹如泉涌。

跨过门口吊桥，沿着护圩的壕沟边的路往右拐，在这段路往东拐的左边有口大水塘，塘水清且亮，高敬亭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位坚持大别山的游击英雄，一个叱咤风云的高级指挥员，会受到如此的屈辱，在拐弯时便纵身跳入大水塘中。叶挺警卫班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高敬亭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

警卫人员将高敬亭捞起来换了衣服，再押上会场，他坐在一把竹靠椅上，继续接受批斗。

邓子恢主席宣布正式开会了，并要求大家今天还可继续发表意见，会议的气氛已不容高敬亭辩解，有个枪械厂工人鲁师傅还上去动手打了他几耳光，因为他在“肃反”时挨过整。高敬亭就骂他是“流氓”。高敬亭过去喜欢用忠诚鲁钝的人替他审讯和行刑，这次审讯他的人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高敬亭从这位粗暴的拳打者的眼里，看到了沸腾着的灼烫之火和饮血夺命的鲁莽劲！鲁师傅继续说：“记得我有次病了又挨你的打，还罚抬轿子三天。我痛得难受，病得难受，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又叫人打我，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可恶极了。”

批斗会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午后二时继续开会。下午的主席团是由邓子恢、张云逸、罗炳辉、戴季英、郭述申和几个士兵组成的。举手要求发言的又如春笋一般，于是这一个情词恳切地发表一篇伟论，那一个慷慨激昂地说出许多新的证据。会场中掌声与吼声并响，热情与正气交流，只觉得整个会场都为热烈团结的气氛所笼罩。这样滔滔不绝的议论，所费时间已超过主席所允许的两倍多了，于是邓子恢主席宣布讨论结束。请叶挺军长讲话。

叶军长即席以诚恳的态度，纯挚的词句发表这样简单的一段话：“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中央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即就军部讲，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当我来的时候，我和项英、国平两同志商量关于你的问题，顶好以尽到教育责任，把你挽救过来。大家对你都抱着坦白成全的态度。我会对你郑重警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保持你过去光荣的历史，服从中共中央，服从军部革命的道路。一条路与这相反的。谁也不愿意你这样自陷绝境的。可是你竟至死不悟，余亦爱莫能助，只好遵守我的职责，昨日已请示委员长按照军纪国法给你应有的处罚。”“这段话完毕时，掌声震耳历时数分钟不绝。”

“短小精干目光灼灼”的张云逸也大声做了发言，“立时会场激昂慷慨的空气紧张万倍了”。张云逸是好人，大家都叫他“张善人”，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也不全是他的主意，也不是他能主宰得了的。

“继之，邓副主任做总结，共指出……高敬亭七大罪状”最后宣布中共中央和军部来电开除高敬亭的党籍和军籍。邓副主任以谨严诚挚的态度，接受三日来全体同志对高敬亭批评的意见，并把中央及军首长对高敬亭处置的指示容纳一起，做了一个历时三小时的热烈正确的结论。”

“这时已是西山日落，黄昏已久，乌鸦归林的时候。只是树林下点燃雪亮的汽灯，白光与绿叶相映，人们觉得有些美丽悦目。乌鸦吓得绕林高飞，喳喳叫喊不敢近巢。恰当我们开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接到蒋委员长电令枪毙高敬亭，以正国法，以肃军纪的命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早就对第四支队不满，多次向第五战区和新四军军部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现在廖磊当即将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报告给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又上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在重庆的白崇禧又转报蒋介石。可以想象，蒋介石接到这样一个可借以消灭宿敌劲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是大喜过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视高敬亭为眼中钉、肉中刺，曾悬赏重金要高敬亭首级而不可得，如今有人请处以枪刑，求之不得，焉有不照准之理，当即复电同意。

白崇禧回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也是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由于具体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人，来自各个方面，背景比较复杂，想法估计也比较难以揣测，在中共中央电示尚未到达时，在青龙厂，以项英、叶挺名义签署的死刑判决布告已贴出去了。对待共产党的大将，军部积极执行了蒋介石的军令，在青龙厂组织批高的负责人自然有了执行的理由。如果以国民党将领和蒋介石的意见为准，那共产党方面将领岂不是被杀光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悲又费解的事件。

不过，新四军四支队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理应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可惜的是这个电报来迟了，距离高敬亭将军被杀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对自己将要被执行死刑，高敬亭是知道的。凡是一个人遇到重大打击所应产生的强烈反应他都没有。没有捶胸顿足宣泄内心的愤怒，没有歇斯底里的颓然倾倒的情态。高敬亭性格内向，有着超常的坚韧，即使在迅雷般的打击下，也能竭力自持。

窗外，农历五月十五的月亮高悬空中，夏风刮过，枝条摇曳。在高敬亭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点着灯，可是他有一会儿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了，耳畔轰响着下午批判会上开除他党籍军籍的决定，还有死刑判决，回响着一些战友大声批判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