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路径 国家财政补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如何积极影响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路径

刘焱 郑孝玲 宋丽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是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对3个省份5个区县的123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调研发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所获得的财政补贴有限，教师工资收入偏低，教育质量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补贴与教育质量有显著正相关；教师工资是财政补贴影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中介变量；幼儿园年收费是财政补贴影响教师工资和教育质量的调节变量，对年收费所得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而言，财政补贴对教师工资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未来，应逐步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助制度，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扶持力度；财政补贴应有效转化为教师工资水平的提升，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保障制度；协同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和收费政策，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创造条件。

关键词：教育质量;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补贴;教师工资;幼儿园收费;

作者简介：刘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孝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宋丽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北京100875）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ZDA337）的研究成果;

原文引用请下载：刘焱,郑孝玲,宋丽芹.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路径[J].教育研究,2021,42(04):25-36.

十年来，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关注和追求高质量的幼儿园教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求。整体提高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质量，缩小公办幼儿园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差异，促进教育公平，是当下及今后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1]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幼儿园生均投入的明显增加。[2]在当前各地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施“限价策略”的背景下，财政补贴与家长缴费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最重要的经费来源。财政补贴不仅体现政府对民办幼儿园经济上的扶持，也被看作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路径，有助于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相关政策，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文献综述

质量既与客体的特性有关，也与主体的需要有关。教育质量观受主体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对幼儿园教育质量的理解反映的是在特定情境之中社会和个体对儿童及其所接受教育的期望。[3]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和评价标准反映了教育价值的选择与认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工具秉持的价值观各有不同。但从评价内容来看，幼儿园教育质量可以分为条件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4]条件质量即结构质量，是指与教师、班级和幼儿园相关的基础条件，包括幼儿园层面（教师工资、收费、物质条件等）、教师层面（教师学历、教师培训等）与班级层面（师幼比、班级规模等）。过程质量，又被称为动态因素，指向于幼儿园内尤其是幼儿园班级内的互动，包括成人、幼儿、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5]结果质量，即儿童学习与发展状况。

本研究认为，幼儿园教育质量由结构质量（物质条件、人员条件）、过程质量（人际关系、师幼互动、教育活动、环境创设）和结果质量（幼儿生活体验、幼儿学习经验和幼儿身心发展）构成。其中，物质条件是幼儿园办园的基本条件，是幼儿在园生活、游戏与学习的必要条件；人员条件包括教职工配备、班级规模和师幼比等因素。结构质量是过程质量的前提与保障，结构质量制约着幼儿园教育过程质量。结构质量和过程质量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幼儿在园生活、学习和发展的质量。过程质量对幼儿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结构质量会通过过程质量间接作用于幼儿的发展。[6]只有当政府对幼儿园进行投资以确保过程质量时，这种投资才能对幼儿的发展产生影响。[7]因此，要办高质量的幼儿园，既要重视结构质量，也要重视过程质量。诸多研究表明，教师工资、学费、师幼比、班级规模、教师受教育程度等结构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幼儿园的教育质量。[8]且幼儿园层面的教师工资和学费对幼儿园教育质量均有较强的预测力。[9]研究结构变量及对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可以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方向提供证据支持。

当前，一些研究开始探讨影响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的结构变量。有学者以山西省26所幼儿园的50个班级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学历、师幼比、班级规模和收费标准是影响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主要结构变量。[10]有学者以浙江省91所幼儿园的162个班级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层面的教师工资和学费，班级层面的教师是否有编制与师幼比是影响幼儿园总体质量的结构变量。[11]有学者在广东省广州市随机抽取60所幼儿园180个班级，分析班级规模、师幼比、教龄和教师工资对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的阈值效应。结果发现，班级规模和教师工资是最重要的两个结构变量。[12]有学者以广东省广州市90所幼儿园的90个班级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工资和师幼比是预测幼儿园总体质量的结构变量。[13]虽然已有文献对中国背景下幼儿园结构变量对教育质量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但受不同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影响，不同研究所得结论略有不同。而且尚未有研究关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一特殊对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途径之一，如何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是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表明，公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显著优于民办幼儿园。[14]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园所性质差异与我国财政投入政策存在密切关系。[15]长期以来，我国有限的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主要投向公办幼儿园尤其是教育部门举办的幼儿园。民办幼儿园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交费[15]，极少获得政府的资助[17]。2010年，《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各级政府积极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因原有基础薄弱，尽管地方政府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投入，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依然偏低。[18]在总体质量、师幼互动质量等方面，仍显著低于公办幼儿园。[19]

当前，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策者的价值偏好等因素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采取了类型多样、力度大小不一的扶持措施。已有研究分析了当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运营、质量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但将财政补贴与教育质量相联系，深入考察其复杂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在当前各地方政府对如何推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仍处于摸索的情况下，了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贴通过哪些结构变量影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在给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补贴的同时，也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施“限价策略”，要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必须执行“政府指导价”，致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限价政策显著降低了幼儿园的总体收入。[20]由于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力度依然较弱，[19]因此，收费仍是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之一。由于收费标准不同，民办幼儿园内部也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异。[22]在研究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路径时，应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模型，深入考察不同收费情况下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教师工资、师幼比、班级规模和教师学历四个显著影响幼儿园教育质量的结构变量，综合分析财政补贴、幼儿园收费对普惠性民办园教育质量的影响路径。（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假设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

是否设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措施的重要内容或区分标志。截至2019年，全国约2/3的省份明确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补助标准。[23]本研究选取广东省、重庆市和江西省作为样本省份。课题组在与当地合作研究单位、教育行政人员沟通后，分别从中各抽取2个典型区（县），在典型区中请当地教育行政人员随机抽取质量等级为好、中、差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这些幼儿园里随机抽取一个班级作为样本。江西省的另一个样本区（县）因所获得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数据过少（N=3）而不得不舍弃。最终的样本地区为上饶A区（N=19）、深圳B区（N=25）、广州E区（N=43）、重庆CD区（N=36，因C区和D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政策类似，在分析数据时，本研究将这两个区视作同一样本地区）。

表1 样本地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与收费标准特征

表1呈现了4个样本地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与收费标准的主要特征。除上饶A区外，其他3个样本地区均建立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在补贴形式上，3个已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制度的样本地区也有差别。例如，深圳B区以班级为单位提供经费补贴，同时另外设置了办园质量等级提升和优质园奖励资金等具有竞争性质的奖励性补贴；重庆CD区提供的是生均公用经费补贴和竞争性质较弱的办园质量奖励（几乎每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均可获得，只是所分档次不同）；广州E区在生均公用经费的基础上，还提供了生均设施设备费和办学质量奖励。在补贴对象上，除上饶A区外，其他3个地区同时为园所和教师提供补贴，深圳B区的补贴对象还包含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家长。在收费标准方面，重庆CD区最为严格，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上限与当地公办幼儿园持平。

以3个省份5个区（县）的127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作为调查对象，本研究通过观察评价法、访谈法和问卷法对样本园进行质量测查和收集财政补贴、收费等信息。课题组共测查了127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127个班级的教育质量，获得127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数据。发放了127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园长问卷，回收125份，剔除2份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123份。为与园长问卷数据匹配，删除未获得园长问卷数据的4所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数据，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样本为123所。

（二）调查内容

本研究采用《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城市版）》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进行现场观察评价，收集样本班级的师幼比、班级规模和教师学历等信息。采用自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举办者/管理者问卷》，结合举办者/管理者访谈收集幼儿园获得的财政补贴、幼儿园收费、教师工资等数据。

1.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的财政补贴

结合访谈，请举办者/管理者填写幼儿园近三年来享有的财政经费支持项目与总额，从而获取园所获得的财政补贴总额。对于政府提供的实物补助，研究者在与举办者/管理者讨论后，会将实物补助折合成具体的金额计入财政补贴总额。在处理该数据时，本研究采用园所近三年财政补贴的平均值来代表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贴数额。

2. 教师工资

教师工资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专任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在指导举办者/管理者填写问卷时，通过询问了解是否有给教师购买五险一金。若购买则将该部分成本也算入工资收入。

3. 幼儿园收费

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举办者/管理者》问卷中，请举办者/管理者填写月保教费标准（生/元）、月伙食费标准（生/元）和在园幼儿数。调研发现，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限价后，大部分幼儿园会通过提高伙食费标准来增加幼儿园收入。幼儿园年收费所得（以下简称幼儿园收费）=（月保教费标准+月伙食费标准）×在园幼儿数×10个月。

4.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

研究采用的《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城市版）》由五个子量表构成：环境的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人际互动。该量表已被验证具有良好信效度。[13]本次收集的数据结果也显示该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与建构效度。各子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0～0.916，均大于0.7的可接受值。各个子量表的组合信度（CR）为0.91～0.95，大于0.9的可接受标准，总量表“教育质量”的组合信度达到了0.97。这说明，由五个子量表组成的总量表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五个子量表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Variance Extracted,AVE）为0.70～0.86，大于0.5的可接受标准。[25]这说明，子量表对各项目均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在进行教育质量测评时，现场收集样本班级的师幼比、班级规模及被观察教师的学历等信息。师幼比的计算公式为：注册幼儿数/在场教师数；班级规模为该班级的注册幼儿数；采用受教育年限代表教师的最后学历：9=初中，12=高中，15=专科，16=本科，19=研究生。

已有研究表明，教育质量、教师工资、师幼比、班级规模和教师学历等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26]为消除本研究中样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对教育质量、教师工资、师幼比、班级规模和教师学历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样本地区的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方法

将施测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并分类，检查无效问卷后，再逐一进行问卷登录与编码，最后将回收数据运用SPSS22.0和SPSS PROCESS3.2进行统计处理分析。PROCESS程序由Hayes开发。该工具基于回归的思路，可分析中介模型、调节模型以及中介与调节的组合模型，为研究者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及效应大小提供了便捷。[27]本研究采用该程序中的Model4和Model8(1)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探讨财政补贴、幼儿园收费、教师工资、师幼比、班级规模和教师学历等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现状分析

1.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研究依据《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城市版）》的等级划分方法，将幼儿园教育质量等级分为不及格（1～1.99分）、基本（2～2.99分）、一般（3～3.99分）、良好（4～4.99分）、优秀（5分）。研究显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均分为2.41，总体处于基本水平。从五个子量表得分来看，人际互动得分最高，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次之，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得分最低。从总体质量的等级分布的情况看，59.30%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处于基本质量，25.20%处于不及格水平，15.40%处于一般质量，没有园所达到良好质量。（见表2)

表2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总体现状（N=123)

图2呈现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总体及各子量表质量不及格等级占比情况。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人际互动质量子量表上表现最好，仅4.10%的幼儿园处于不及格水平；一日生活组织与保育次之，有22.00%的幼儿园处于不及格水平。环境的创设与利用、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以及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等三个子量表的情况较差，特别是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质量最差，高达51.20%的幼儿园处于不及格水平。大多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室内空间较小，幼儿园内区域游戏材料缺乏、教师对幼儿游戏的观察与指导能力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图2 总体及各子量表质量不及格等级占比

2.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财政补贴有限

123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的财政补贴平均值为45.87万元/年，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09.75万元/年。生均财政补贴均值为0.13万元/年，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57/万元/年。采用政府扶持比例了解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政府扶持比例的计算公式为“园所获得年财政补贴/（园所年收费所得+年财政补贴）”，比例越大说明政府的扶持力度越强。结果发现，财政补贴占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仅为10.35%，扶持比例最大值仅为32.00%。政府扶持比例分布显示，有50.40%的样本园（62所）政府扶持比例在10.00%以下，政府扶持比例在20.00%以上的幼儿园仅12所（9.80%）。

3.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平均工资偏低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收入平均值仅为4.45万元/年，最小值仅为2万元/年，最大值为7.63万元/年。与我国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相比，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仅为全国平均水平（9.05万元）的49.17%，为教育行业平均工资（9.77万元）的45.55%。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平均工资收入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低于平均值的样本园高达64所，占52.00%。

4.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学历以专科为主

被观察的123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以专科学历为主。最后学历为专科的教师人数为84，占比68.30%；有16位教师获得本科学历，占比13.00%。

5.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班级规模和师幼比基本符合国家标准

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样本班级的班级规模来看，其均值为31.63,35人以上的班级占比为33.30%。部分地区因学位紧张，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允许幼儿园的班级规模在国家标准基础上上浮5人，大班可达40人/班，中班可达35人/班，小班可达30人/班。以40人/班为界限进行统计，依然有5.70%的班级规模大于40人。从师幼比的情况看，师幼比平均值为15.90。以最大限度的15∶1的比例为参照，超过一半（54.50%）的样本班级师幼比大于该比例。

（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皮尔森相关分析有如下发现。第一，自变量财政补贴与因变量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46**）。第二，除教师学历外，自变量财政补贴与其他中介变量（幼儿园收费、教师平均工资、班级规模、师幼比）存在显著正相关。第三，除教师学历外，调节变量与其他中介变量（教师工资、班级规模、教师学历、师幼比）存在显著正相关。第四，所有中介变量均与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控制变量中，地区人均GDP与其他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见表3)

（三）路径分析

在明确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SPSSPROCESS3.2程序对各变量影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路径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教师工资是财政补贴影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中介变量，幼儿园收费是财政补贴影响教师工资和教育质量的调节变量。

1. 教师工资是财政补贴影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中介变量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之前，本研究使用SPSS22.0对各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5（最大值为2.71），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根据温忠麟等人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分析。[28]使用SPSS22.0分别以教育质量、教师工资、班级规模、师幼比和教师学历为因变量，财政补贴、教师工资、班级规模、师幼比和教师学历为自变量，以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得到6个回归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中只有教师工资和教师学历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三个条件：一是自变量（财政补贴）对因变量（教育质量）的预测显著（β=0.37,t=3.42**）；二是自变量（财政补贴）对中介变量（教师工资）预测显著（β=0.44,t=5.18***），自变量（财政补贴）对其余中介变量（班级规模、师幼比、教师学历）预测不显著；三是中介变量（教师工资）对因变量（教育质量）的预测显著（β=0.67,t=6.77***），中介变量（教师学历）对因变量（教育质量）的预测显著（β=0.21,t=3.01**），其余中介变量（班级规模、师幼比）对因变量（教育质量）预测不显著。（见表4)

表3 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P<0.05(双侧)，**P<0.01（双侧）。

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重复取样5 000次）对教师工资和教师学历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教师工资产生的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00%置信区间为[0.184,0.491]，区间不包括0，说明在财政补贴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间教师工资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相对效应值为81.37%）。但教师学历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00%置信区间包含0[-0.041,0.047]，说明教师学历在财政补贴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不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2. 幼儿园收费调节财政补贴对教师工资和教育质量的影响

采用SPSS PROCESS3.2中Model8(Model8假设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及直接路径受到调节），在控制人均GDP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将幼儿园收费放入模型后，财政补贴与幼儿园收费的乘积项对教师工资和教育质量的预测作用显著（教师工资：β=-0.27,t=-4.28***；教育质量：β=-0.19,t=-2.13*）。幼儿园收费不仅能在财政补贴对教育质量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且能调节财政补贴对教师工资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幼儿园收费所得如何调节财政补贴与教师工资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对于收费所得较高的幼儿园（Z=1），随着财政补贴的增加，教师年平均工资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β=0.32,t=3.80***）；对于收费所得较低的幼儿园（Z=-1），随着财政补贴的增加，教师年平均工资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β=0.87,t=4.94***）。说明，财政补贴能显著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与年收费所得较高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相比，财政补贴更有助于提高年收费所得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见表5、见图3)

表4 中介模型检验

注：*P<0.05,**P<0.01,***P<0.001，均为双侧；β为标准化系数；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P<0.05,**P<0.01,***P<0.001，均为双侧；β为标准化系数。

图3 幼儿园收费对财政补贴与教师工资关系的调节作用

绘制简单斜率图，分析幼儿园收费如何调节财政补贴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对于收费所得较高的幼儿园（Z=1），财政补贴的增加对教育质量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β=0.125,t=1.081）；对于收费所得较低的幼儿园（Z=-1），财政补贴的增加对教育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β=0.501,t=2.014*）。

这表明，在幼儿园收费所得较低的情况下，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其教育质量的提升。（见图4)

图4 幼儿园收费对财政补贴与教育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 下载原图

四、讨论

财政补贴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教师工资是政府财政补贴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之间的中介变量，幼儿园收费会调节财政补贴对教师工资和教育质量的影响。

（一）财政补贴的正向预测作用

在政府大力扶持普惠性幼儿园的背景下，财政补贴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起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其教育质量相对较高。近年来，各地政府为促进民办幼儿园为公众提供质优价廉的普惠性服务，逐步建立了财政补助制度，但随之而来的是较为严格的“限价政策”，这就使得财政补贴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运行经费中的重要性凸显。学前教育成本—质量的分析模型发现，教育质量与成本呈显著正相关，高质量需要高成本。由此可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必要的财政投入为基础。

目前，我国大部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与财政投入均处于较低水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总体处于“基本有质量”水平（M=2.31，满分5分），近1/3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质量等级分布上处于“不合格”水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较低，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扶持力度总体也较弱。总体来看，政府、家庭、社会三方合理分担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成本的机制尚未建立。

（二）教师工资的中介作用

教师工资是财政补贴影响教育质量的中介变量，教师学历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其在财政补贴对教育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财政补贴对教师工资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即教师工资水平随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的财政补贴增加而上升。财政补贴之所以能够对幼儿教师工资产生影响，一方面，源于财政补贴带来的直接效应，如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贴部分直接用于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另一方面，源于财政补贴带来的间接调控效应，如通过补偿幼儿园的办园成本保障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福利作为获得财政补贴的条件等。

幼儿教师工资能显著正向预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总体质量，即幼儿园教育质量随教师工资增加而提高。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工资收入是决定幼儿教师职业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教师工资与择业互动的供给理论模型表明，若要吸引优秀人才从教，需要提高教师工资。[29]教师工资偏低会导致教师流动性的增加，继而影响幼儿园的教育质量。[30]较高的流动率意味着幼儿教师无法为幼儿提供安全的依恋关系，容易加剧幼儿的焦虑情绪，不利于幼儿的发展。[31]此外，幼儿教师的流动会增加幼儿园对教师的投入成本。其他行业的研究估计，由于人员流动，更换和培训一名新员工的相关成本约占该职位相关收入的20%。[32]在幼儿园教师高流动的状态下，部分幼儿园为节约办园成本，将会减少对教师培训的投入力度，无法保障教师质量。

研究发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水平偏低，深圳B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江西A区、重庆CD区与广州E区。这一情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时也与当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助政策密切相关。例如，深圳市明确规定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工资应达到最低工资标准，还通过发放从教津贴以及对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给予一定的奖励等方式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水平。

（三）幼儿园收费的调节作用

幼儿园收费在财政补贴与教师工资、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于收费所得较高的幼儿园，财政补贴的增加能显著提高教师工资；对于收费所得较低的幼儿园，财政补贴的作用更加明显，教师工资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也就是说，财政补贴在幼儿园收费所得较低的情况下对教师工资的影响更大。当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所得较低、财政补贴也较低时，教师平均工资最低。当财政补贴较低，但幼儿园收费所得较高的时候，教师平均工资显著高于“双低”（财政补贴低和幼儿园收费所得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收费还会调节财政补贴对教育质量的直接影响路径。当幼儿园年收费所得较低时，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年收费所得较高的幼儿园而言，财政补贴对教育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似乎与当前财政补贴力度依然较弱有关。教育质量的提高必须有足够的教育投入保障。目前，地方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普遍采取限价政策，且收费标准常常会保持10年不变，缺少动态调整机制。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办园成本的增加，若财政补助水平不做相应调整，势必会影响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从补助政策来看，样本地区中，深圳市的生均补助标准最高（5万元/班/年，约为1 667元/生/年）；补助内容也更为丰富，除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专项补助外，还有针对教师的从教津贴。广州市E区的生均补助标准与深圳B区相差不大，且另外设置了生均设施设备费。重庆市尽管建立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但标准过低，仅为500元/生/年。上饶市还未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若一直保持低收费标准和低补助水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改善，甚至可能会更糟。

班级规模和师幼比对教育质量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与我国目前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与管理政策有关。从各省份出台的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标准看，班级规模和教师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最低准入门槛，这也是地方政府最易监管的两项结构变量。因此，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班级规模和师幼比开始趋向一致，对教育质量预测作用不显著。

五、政策建议

（一）健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助制度

一方面，应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扶持力度，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质量提升提供经济基础与保障。另一方面，应逐步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助制度，建立合理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成本分担机制，确保财政投入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经费投入中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二）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保障制度

为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应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在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的同时，更应关注如何将补助有效转化为教师工资，通过提高教师工资水平来有效改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

（三）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和收费政策

应进一步完善当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和收费政策，根据幼儿园教育质量、办园成本等灵活调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及财政补贴标准，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补助与收费标准的联动机制，确保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正常运营和质量提升。

虽然在选择样本地区时充分考虑了区县政策的典型性，在抽取样本幼儿园时也考虑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不同质量等级，但受教育质量数据收集方式的影响，本研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开展调研时，教育质量的收集需要两名研究人员同时进班观察一整天。

与问卷调查等方式相比，本研究资料的收集更易受人手与时间的限制，致使样本量偏少。未来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研究，增加案例研究以验证量化结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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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该模型假设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和直接路径会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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