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制动摇、人口流动，租庸调制在唐朝为何会被"强制"改成两税制？

在中国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变迁。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朝代，身处什么时间，任何一种制度的变迁，从根本上说起来，都是因为相关利益主体在经过了权衡利弊之后，看到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深刻关系，才进行选择的最终结果。

唐中叶时期的制度下，基本以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这是一种改进，也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正确的看待了各自的成本和收益，才做出的选择。

又因为当时的两税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并且采取了强制性的要求的制度变迁，所以在两税法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关于租庸调制之所以被两税制的取代的原因，我们将进一步的思考。

一、租庸调制已经不能够满足需求

具体来说，租庸调制是唐初实行的一项税收政策。这一制度主要是基于从下层收集谷物、布料和其他特定物品，或基于政府的服务。

这是一个基于实施土地均等化的税收和服务体系。租庸调制对此做出了规定，但凡是属于普通农场的所有家庭都不考虑给予他们的土地数量，也不考虑基数。他们根据人口数量直接缴纳固定数额的税，并且他们还提议采取徭役。然而，租庸调制完全需要土地均等化的协调和陪衬。

换句话说，一旦土地的均等化被破坏，租佃制的法则将不可避免地失败。

二、赋税制度是需要随着朝代更换的

武周以后，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土地的不断兼并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就导致了公家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持土地均等化制度的延续。因此，那个时候的男人应该得到的土地的范围和数量是不够的。同时，他们还必须按照租金和调整制度的规定缴纳固定和固定的税款。

农民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许多人选择逃跑并开始了他们的逃亡生活。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急剧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和租佃制的失败。

唐德宗年间，政府决定改变税制，采用杨炎的两税制进行管理，开始征收货币而不是特定项目。这个政策的提出，对于基层的民众和政府的官员，都是非常有利的。

隋朝以来，上层的领导人依旧沿用了北魏时期的租调制，但是这个租调数量比之北周来说，是更加的轻松的，农民在服役的时间上也有所减少。再后来，又提出了“民年五十，免役收庸”的政策，也就是可以缴纳一定的绢，以此来代替服役。

在很大程度上，这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增加了税收。唐朝在隋朝政策的基础上，以“轻税”为最基本的理念，对税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实行了租税制。到了唐代，租佃制度开始解除以前的年龄限制。唐朝初年，租佃制度刚刚实施，操作非常方便，效果非常好。

那时，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收入非常稳定。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内乱后，户口年久失修和生产遭到破坏等问题导致国家支出大幅增加。最终结果是租金和调整制度的不合时宜的调整。这个国家迫切需要新的政策改革来保护经济。因此，这两种税制自然取代了租金和调整制度。

三、两税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更加有利

1. 均田制的动摇，再加上两税制弹性更大

租庸调制是基于均田制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政策，一旦均田制不再适合，或者受到了破坏，租庸调制就必将受到影响。租庸调制从根本上来讲，是需要配合和迁就均田制的，而在国家的逐渐发展当中，均田制被破坏了，且不能够再适应一个国家的需求，租庸调制自然而然就不再能够继续实行下去了。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唐中叶后，土地兼并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严重了。在均田制的规定和约束之下，虽然是严令禁止了买卖土地的，但是如果经过了政府的允许，土地还是可以转让的，这就使得很多的课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然而，失去了土地的课户仍然还是需要交纳租庸调，这就逐渐的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负担，也没有生存的来源了。大量课户的逃亡和逃避，就使得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征税的对象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税收也就锐减了。

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租庸调的破坏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而两税制完全不需要再重复其道路。

人口大量的流动，就导致了户籍的散失。租庸调制完完全全是依照着户籍来征收赋税的，但是人民的逃亡，导致了恶性循环的逃亡潮，使得朝廷不得不放弃租庸调改用两税制。

而国家没有办法再以男丁作为征收的对象，于是两税制的好处得以体现——弹性更加的大，以田亩作为征收的对象，很好的确定了收入的来源。

2. 各级政府权衡利弊之后的主动选择

租庸调制是唐朝沿袭了隋朝的宗旨制度，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一种税收制度，而这样过于古板，失去了弹性的制度，在均田制破坏和人丁逃亡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继续实行的。相反的，两税制则是在征收和分配的程序上更加的细致和具备弹力。

先是由朝廷方面计算出中央政府总共所需要支出的数额，然后再将这笔数额分别按照人口、土地多少这样来进行分配征收。

两税制的征收主体，是按照户税和地税作为基础的，这样就把租庸调制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税收一同包含在内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说两税制是按照“量出以制人”的原则来进行的。

相比之下，租庸调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完完全全固定了的，多余的部分上缴，不足的部分则是由中央政府进行了补助，这样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在税收的努力程度上面是很差劲的。而这就导致了如果中央政府需要提高其努力程度，就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监督，人力和物力的耗费十分巨大。

而两税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就同其努力程度有关，地方政府在上缴给了中央政府以固定的税额之后，就会拥有剩下的税额的处理权力，于是多出来的部分就被地方政府占据了，更加的具备激励作用。

而中央正度虽然税收的额度是固定的，收入不足的时候需要自身调剂来完成补缺，但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修改税额的方式来弥补不足之处。因此，两税制实际上就是政府主动的选择。

3. 政府成本得到了很大的节约

租庸调制之下，对于中央政府来说，监督力度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们需要及时的了解地方的情况，也需要对于地方政府的收税努力程度进行监督。从根本上来看，地方政府掌握着国家税收的各种信息，税收也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进行征收，然后再进行上缴到中央政府。

很多时候，因为税收信息和经济情况在中央的掌握不充分的现象，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不够，假如中央政府想要详细的去掌握，就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然而，在两税制之下，因为每年上缴到中央政府的税额都是固定的，所以中央政府就不再需要花费精力去监督地方政府进行征收工作了，因为无论是收入多少，只要达到了要求就好，多余的部分也是和中央政府没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很大一部分的谈判成本。租庸调制下的征收情况，是统收统支的，而地方征收和中央的财政支出是完全分开的。地方政府在建设过程中，就会在和中央政府的周旋中力求降低收入指标。

而两税制之下，政策具备了稳定性，地方政府也不需要每年和中央政府就关于税额的问题进行周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节约了谈判的时间和成本的。

四、租庸调制被两税制取代是有理由的

在我们看来，制度的变更是有理由的，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收益同成本的权衡利弊之后发生的。两税制之所以能够取代租庸调制，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的主动选择，他们是在进行了衡量其成本和收益，以及会产生的优势和弊端之后，才进行的理性的选择。

而两税制又是一中由上至下的变迁，在强制性的要求之下，唐朝将地方政府的需求也考虑到了，平民百姓的压力也大大减小，所以这一个政策在推广和实行上是很顺利的。

用两税制代替了租庸调制，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得到了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收入并没有损失，因此，利弊还是比较的显而易见。

相比之下，同租庸调制的压迫下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比较，两税制的实行是顺应了民生的，也是当时的唐朝发展更为需要的一种政策，所以租庸调制会被两税制所取代，也是很显然的了。

参考文献

《旧唐书》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