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口买卖究竟有多严重？一张床能换三个丫环

　　明朝小说《金瓶梅》第9回中，西门庆花了16两银子买了1张黑漆欢门的描金拔步床，又花了5两和6两银子，买了两个丫鬟。也就是说1张拔步床值3个丫鬟。小说中看似平常的情节，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人口交易真的是普遍现象吗？

　　其实，不只是明朝，人口买卖有着悠久的历史。

　　《汉书》中记载，秦代公时，“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周礼·地官》称:“质人掌城市之货贿, 人民、车马、兵器、珍异,凡卖债者质剂也。”这里的“人民”说的是奴隶主手中的奴隶。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革禁买人口变通旧例议》一文中说:“朝振兴政治,修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即为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韪, 拟请……革除此习,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等,永禁买卖人口。”清末人口交易依然存在。

　　古代的人口交易可分为“和卖”、“略卖”及“掠卖”等三类。

　　“和卖”是指买卖双方经协商，从事法律允许交易对象的商业行为。

　　“略卖”是指一方采取诱骗手段，买卖平民或其子女的行为。

　　“掠卖”是指通过绑架等强制行为，掠夺人口，转卖牟利的行为。

　　交易对象有男性、女性和幼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交易不但未曾禁绝，反而披着公开合法的外衣，这无疑给根治顽疾增加了难度。

　　古代人口交易现象普遍，很重要一个因素是：贫困

　　贫困促使人口交易屡禁不止。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受到灾害、战乱、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使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遭到沉重打击，生活质量迅速下降，不得不卖妻鬻子，甚至自卖，以求温饱。这一状况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福建等偏僻山区尤为猖獗。

　　南宋时，北方战乱不断，民生凋敝，很多人逃荒到南方，人生地不熟，“致被外人用情诱藏在家,恐嘛以言,或雇卖与人为奴脾,或折勒为娼者甚众”，“或遇荒歉疾疫年分, 径行掠去”。清朝时，贵州“山多田少,民人日用维艰, 妇女不习针黹,以致生计日窘,鬻卖与人。各省拐匪前往伙买,借此渔利。”

　　更有甚者“惟地方当荒欠之余,民不得食,往往轻去其乡,因而奸民用商贾之术, 乘机射利,或诱以借资生理,携往他方,或乘其迫于饥寒, 稍售身价。”贫困外加人贩子的参与，为人口交易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温床。

　　古代的豪门巨贾在人口交易中从中牟利，助推了人口市场长盛不衰

　　在古代，奴婢是财富的象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憧手指千”作为发家致富的途径之一。《汉书音义》解释说: “憧, 奴婢也。古者无空手游日,皆有作务,作务须手指,故曰指,以别马牛蹄角也。”说明卖家通过剥削奴婢积累财富。

　　战国时期，以秦国为例，吕不韦家中“家僮万人”，嫪毐有“家憧数千人”。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子咸阳王禧同样有“奴牌千数”。时至明朝，“关中仕宦之家,(奴婢)有至一二千人者。”明亡清兴，督抚司道等官员上任时,随行“奴婢有多至数百人”。

　　奴婢为豪门巨贾创造了利润，促成人口市场长盛不衰。在古代，男性从事不同程度的体力劳动，充当庸奴、田奴、家奴、工奴和商奴等角色。女性也能当作纺布、织锦、养殖等手工业劳动。唐朝时，“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贩卖幼女,选其俊秀者,调理其肌肤,修饰其衣履……及瓜, 则重价售与宦商富室为妾,或竟入妓院。”通过贩卖女性，中间商可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秦汉之际，100名奴婢创造的财富，能使主人的身价超过“千乘之家”的封建贵族。《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劵,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宫,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劵者,随物所堪,六百文收回,名为散估。”也就是说东晋实行税契制时，征税对象有“奴婢”、“马牛”和“田宅”三类。

　　北朝时，财富刺激了人口市场的繁荣，社会上流行着“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谚语。有鉴于此，国家、权贵、不法分子和奴婢，在交易中各取所需，形成利益共同体，无形中削弱了社会对人口交易危害性的认识。

　　古代法律体系中，对人口贩卖的监察存在严重不足。

　　依照古代法律，人为将社会分为“良”和“贱”两个等级。良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护。奴婢属于低等贱民，在法律上不具备独立人格。为此，古代法律一方面严肃打击非法人口交易，另一方面又将奴婢视为私有财产，良民可以通过合法市场购买奴婢，据为已有。

　　唐朝的《唐律疏议》规定：“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到了明朝，《大明律》重申：“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假以乞养过房为名，买良家子女转卖者，罪亦如之。”唐朝绞刑由明朝流刑所替代，意味着对人贩的纵容。

　　
随着豪绅官僚利用手中权势，插手人口交易，将非法交易洗白为合法交易，使打击非法人口更加困难重重。《南史》记载南朝陈的将领熊昙朗为“豫章南昌人, 世为郡著姓”,此人在镇守荆州时,“劫掠邻县, 缚卖居人”,“山谷之中,最为巨患”。

　　在清朝，有官员成为人贩的保护伞。光绪年间, 参将刁士枢、候补道颜培鼎向人贩“索银两”、“发护票”,局绅道员冷超儒、同知杨训章助纣为虐，“同恶相济, 以致拐案迭出”。在法律和权贵的漠视下，人口交易“正常化”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干预非法人口交易。宋朝要求地方官“验认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 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广东提点刑狱周湛解救“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北宋淳化年间，西部边境人贩将人口贩卖至蕃境，太宗下诏：“颇甚悯侧,特遣使臣与转运使同以物货收赎,各给还父母”。这一做法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相对于数量巨大的人口交易市场，政府的打击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金朝，“至世宗大定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乏诏定制禁之。”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交易已经威胁到了国计民生。

　　然而，社会、法律、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放任人口交易市场的野蛮生长，导致古代的人口交易现象屡禁不止。

　　作者：计白当黑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南史》《唐律疏议》《隋书·食货志》《汉书音义》《革禁买人口变通旧例议》《汉书》《周礼·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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