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线下举行：提质关系，聚焦热点

2021年6月7日，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在重庆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菲律宾外长洛钦共同主持，东盟其他成员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出席。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此次特别外长会相关活动，这是王毅继新年出访东南亚国家、4月邀请东南亚四国外长先后访华之后同东盟各国外长之间的又一次互动。在两天时间里，双方先后密集举行超过10场双边会见会谈，以及包括“澜湄合作外长会”等在内的多场多边活动。
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当下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在美国拜登政府加紧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推行其“印太战略”以及“四国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此次线下高层互动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整体关系或将升级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提升，王毅在特别外长会发言时强调，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在双边层面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可探讨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展现团结合作的意愿和决心，显示双方关系的前瞻性，树立中国—东盟合作的新标杆。
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10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等媒体采访时指出，双方召开此次特别外长会，重申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共同应对挑战，并重点讨论规划下步具体合作，释放了中国—东盟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积极信号，坚定了地区国家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南华早报》8日也评论称，中方有意将与东盟的整体关系提升到受到普遍认可的“最高外交水平”，进而加强影响。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国勇9日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特别外长会上，各国强调了东盟—中国关系对地区的战略性意义以及双方关系对促进每一个国家发展的作用。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和东盟当前都把对方作为外交首要方向。从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到2001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共同体，再到如今提出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签署，中国东盟关系每十年就有大的提升，有一种水到渠成的趋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刘畅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中国—东盟探讨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客观反映了双方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将为下一步增进双边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二元对立”格局是否会出现？
在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之下，中国同东盟的合作却“逆势上扬”。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3363.4亿美元，增长39.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8%。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1854.6亿美元，增长39.3%；中国自东盟进口1508.8亿美元，增长38.9%。
双方抗疫合作也取得最新进展，邓锡军大使10日介绍道，中国已率先完成支持东盟抗疫基金的100万美元捐资程序，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划拨500万美元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支持东盟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区域协调和应对能力。
不过即便有经贸、抗疫合作等“内生性动力”的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还受到一些客观存在的外部因素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在亚太地区的议程。当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逐步推进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拜登政府治下得到延续，先后举行了外长乃至领导人级别的磋商，这一机制丝毫不掩饰希望在亚太地区“围堵”中国。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员坎贝尔8日在智库发言时就宣称，已经有其他国家对于加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表达兴趣，这个平台在今年下半年还会举行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深化合作。
早在此前的奥巴马时代，东南亚地区一直就有“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倒向美国”的二元架构。《南华早报》8日报道称，当前许多东盟成员国，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同美国保持着近距离的安全合作关系，2019年东盟国家曼谷会晤上，东盟成员国也首次就“印太构想”发表共同文件，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为应对中国所作的努力。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不断深化以及美国“印太战略”与“四国机制”的推进，东南亚地区是否会再次出现某种程度的“二元对立”格局？对此，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刘畅认为，“二元对立”的态势不会形成，中国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是一贯的，并没有因为美国搞伪多边主义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除了美国搞起来的‘小圈子’之外，几乎所有地区国家都反对美国再绕开东盟另起炉灶，破坏地区现有合作机制和现有格局，因为这既不符合地区合作的根本宗旨，更损害了东盟中心地位，故遭到东盟国家几乎一致的反对。”此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表态，地区国家不会参与一个排斥中国的机制。
不过，郭延军则指出，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无法排除亚太地区出现“二元对立”格局的风险，事实上各方都担心形成某种“两极化”的格局，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双方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积极推动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与多极化进程。而东盟作为本地区的核心关键力量，在塑造本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中方需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使东盟成为本地区的一个制度性权力中心，缓解大国博弈，或者说避免“二元对立”的局面。
特别外长会聚焦热点问题
事实上，在此次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期间，各方除了关心中国东盟关系的制度性、机制性领域外，也将目光投射到了具体的热点问题之中。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6月8日消息，王毅在重庆会见了来华工作访问的缅甸外长温纳貌伦。温纳貌伦介绍了缅甸国内局势，表示缅方致力于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赞赏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和解进程，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沟通。
这是今年缅甸局势突变后，中国、缅甸以及东盟其他成员国外长首次公开出现在线下的同一场合。王毅表示，缅甸是东盟大家庭一员，中方支持东盟为妥善处理缅国内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在东盟框架下逐步落实“五点共识”。
对此，印尼《雅加达邮报》8日报道称，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非常感谢中国在特别外长会上再次明确表达对“五点共识”的支持，“因为这将有助于东盟和平解决缅甸问题的努力”。
此外，南海问题也受到多方关注。据新加坡《海峡时报》8日报道，有外交消息人士披露称，关于南海问题的内容表述成了此次特别外长会共同主席声明的谈判重点和难点。当前东盟计划同中国恢复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不过这些磋商或仍然采用在线的方式进行。
中国外交部网站在9日刊发的共同主席声明中写道，“我们（编者注：指与会各国）重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了各方依照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互信和信心的集体承诺。”
对此，郭延军认为，中国同东盟关系的整体提升会有助于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前疫情导致双方无法面对面进行“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期待此次重庆特别外长会后双方也可通过线下方式对此进行深入磋商。
刘畅分析指出，尽管“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受疫情影响较大是客观事实，但主观上各国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意愿仍然在逐步上升，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各方都有好处。“因此，我相信一旦‘南海行为准则’恢复磋商，会取得较积极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整体关系进展可为磋商提供良好互动氛围。南海问题最终要靠中国和相关国家直接谈判解决，中国与东盟可以通过积极合作，进一步管控南海形势，为双边谈判提供稳定的区域环境。”刘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