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血案”为我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敲响了一记重重的警钟

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当休矣

文|胡乐乐

近日，在中央巡视组已经进驻的我国顶尖名校复旦大学，发生一起非常令人震惊的刑事血案——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学院青年教师姜文华在其办公室当场割喉死亡。案发具体原因尚待警方调查。网上传言，姜文华在“非升即走”制度下不能升上去，被王永珍代表学院宣布解聘。在多年积怨之下，姜文华心理与精神崩溃。根据警方抓捕视频可知他行凶后情绪稳定，而非激情杀人。

“非升即走”制度在我国高校是一个十足的舶来品——它源于美国一些高校。近年来，一些“985大学”和少数普通大学对新入职青年教师实行这种人事制度。这一被青年教师痛斥为“把人变成鬼”的残酷无情制度，视青年教师为“科研农民工”。高校如收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压榨青年教师。一旦青年教师没完成合同任务，就被高校弃之如敝履。因此，高校人士、尚未入职高校的博士与博士生、学术研究人员对其议论纷纷。

支持者认为它有利于充分激发青年教师的科研动力，创造更多优秀科研成果，对教师本人、学院、学校、国家都有利；而反对者则认为它太功利、太短视、太残忍——要求青年教师须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在指定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科研论文，获得省部级、国家级科研与教学研究项目与奖励，入选省部级人才项目，并承担一定课时的教学任务，升不到长聘副教授就被解聘。

“非升即走”制度为何在美国高校争议不大，而在我国高校却争议很大？概而言之，因为水土不服。《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正好是一种形象解释。时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2014年7月31日撰文认为我国高校实行“非升即走”制度不具备客观条件。时任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研究员、现任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2016年1月23日撰文预测，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实行几年后，“要么教师矛盾突出，要么这个制度会进行‘改良’”。

近年来，“非升即走”制度在实践中发生几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全国性新闻，使其面临巨大非议。第一次新闻是2014年清华大学方艳华事件（最终校方用“非升即转”和平解决），第二次是2016年郭某诉江南大学（郭某败诉，被解聘），第三次是2016年中山大学李思涯事件（李思涯当众掌掴院长甘阳，被解聘），第四次是2018年武汉大学事件（解聘率高达97%），第五次是此次的复旦大学事件……若再不改革调整，估计还会有第六次、第七次。

从法律上来讲，我国公立高校“非升即走”制度违法。在我国，公立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际上现在仍然没有完全确立，依旧附属于主管的政府部门。因此，我国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美国公立高校教师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截然不同。更何况，“非升即走”在美国多是私立高校施行，而我国则都是公立高校。所以，我国一些大学简单、粗暴地照搬照抄美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实际上在我国是讲不通的。

进一步来说，“非升即走”签订的合同确实也与我国的《合同法》《劳动法》《教师法》等法律的精神与条款不符。仅《教师法》而言，高校教师立德树人是首要职责，而非科研。故而，高校解聘一位教师，如果其师德、教学、科研没有实质性的问题，那么仅用科研数量与级别作为解聘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此外，我国公立高校是事业单位，因此解聘教师须符合国务院2014年4月25日发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只有当员工具三种情形之一时，事业单位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

从人人都能看明白的平等的角度而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人平等，那么一所高校只对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而不对其他教师实行，更不对党、团、行政管理人员实行，明显违法。在一个组织单位里，制度应该是人人都实行的，而不应该只针对少数人实行。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并不是高校对新入职青年教师实行歧视性的、奴役性的、非法性的“非升即走”制度的合理说辞。

更何况，高校与青年教师之间签署的“非升即走”合同，核心内容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霸王条款”。在经济学中，“霸王条款”是一些经营者和组织单位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等。青年教师与高校在“非升即走”合同中是不平等的——高校是条款制定的强势一方，青年教师是被迫接受的弱势一方；在聘期内，青年教师一旦解约就要支付赔偿；聘期内青年教师完成合同中规定工作量的85%，解聘后，校方依然收获青年教师已经完成的85%工作。而国家《合同法》《劳动法》等法律明确禁止“霸王条款”。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法治国。教育部多次强调高校要依法治校。高校没有自我立法权。因此，高校的人事制度必须在国家法律、国务院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下运作；“非升即走”必须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高校不能自成“独立王国”，更不能完全由具体的学院和一些领导说了算。在校内，高校要建立配套的申诉与处理制度，不能让领导以个人喜好、利益、私怨等砸青年教师的饭碗——解聘。

与此同时，教育部、人社部、省级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要对高校“非升即走”制度作出必要的规定和司法解释，限制高校“非升即走”违法行为，确保大学的人事权力在国家法律法规之下健康运行，促进高校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进一步推动高校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校要切实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教政法〔2020〕8号）和《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教政法厅〔2021〕1号）。

博士青年教师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而非普通劳动力。因此，高校理应善待他们，包括给他们适当的、体面的退路，让他们能有一个过度的安排，让他们生计有保障，而不是毫无人文关怀地将他们冷冰冰地逼上绝路。因此，高校用冠冕堂皇的“非升即走”制度残酷压迫青年教师，榨取他们的科研价值，最后无情解聘，于法、于理、于情都太过。

总而言之，“非升即走”不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良方，“复旦血案”为我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敲响了一记重重的警钟。希望实行该制度的高校慎重解聘教师，既要避免法律诉讼，更要防止刑事血案。校方可用低聘（降低专业技术岗位）和转岗替代解聘，以代表作替代数成果数量评价制度，切实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高校“破五唯”的要求。

尤为重要的是，高校须知，虽然在“双一流”建设下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但是教师既不是无生命的科研机器，也不是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他们的第一位工作职责是教书育人，而非科研。希望此次血淋淋的“复旦血案”能够真得警醒正在实行和意欲实行“非升即走”制度高校，并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限制“非升即走”制度，以让广大高校青年教师真的能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安心于立德树人，而不再成天疲于科研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