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不会告你，巴黎和会惨淡收场，还输在中国代表团内讧上

对北洋政府来说，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中国是协约国中的一员，属于胜利的一方，希望能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而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则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终日本成功了，中国成为受辱的战胜国。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而历史则远远比教科书上的内容要复杂得多。

1919年的中国，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广州还有一个军政府。而国际上承认的则是北洋政府。以这样的局面参与巴黎和会，定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他抵达巴黎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国，比如英、法、美都有五个席位，陆徵祥也是按五个席位准备的，结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国只有两个席位。这种冷遇，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国的主张很难会被认真对待。

在巴黎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徵祥终于打听清楚，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但是每次参会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这样他还是可以组建一个五人的代表团。陆徵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广州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为第五代表。

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徐世昌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出现陆徵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广州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在巴黎和会上为国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要费尽心力处理内部矛盾。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王正廷与陆徵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2月初，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徵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广州政府，地位和陆徵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陆徵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神态庄严地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徵祥那侧挤去，陆徵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陆徵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徵祥，其他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徵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

代表团内部的争执，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局面。应该说，几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大多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称，但是却无法结合成一个出色的团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人员更替频繁，很难产生一贯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有趣，有料，有深度

作者｜黄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