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逢其时

北京公交上，一位大妈训斥同车的外地人：“臭外地的，来北京要饭，我是二环内户口，我是满洲正黄旗”

这句“外地人歧视”听上去像是关于地域的事儿，但在我看来，它恰恰与地域无关，大妈语言的背后，是来及阶层的歧视。

水浒里的鲁达替人出头找镇关西麻烦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洒家直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你杀猪卖肉的郑屠也配叫做镇关西？”

虽说是为了行侠仗义，但这句话还是有点阶层歧视的意思。

当一个人打算对另一个人进行阶层歧视，却又没办法迅速证明自己的阶层更优越时，就只有使用最低级的“地域歧视”，比如公交大妈这种：“我是本地人。”

大妈也许真的是因为体弱需要有人给自己让座，才出言不逊。而口中的“我是本地人”也是慌忙中随意捡起的武器。至于搬出“正黄旗”的身份，则更像是对祖上曾经的辉煌进行怀念。

有人说这是北京人不友好的证据，也有人说这是老人变坏的表现。但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里，那些整日感叹生不逢时，想要挤进大城市生活的“外地人”们给大妈带来的错觉。

衡水中学的同学在演讲里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的白菜”，完整的演讲视频我看了，非常的振奋人心。为了离开乡下，挤进大城市拼尽全力学习的模样也让人佩服。

但那位同学和公交大妈可能都不记得，中国近代史上，还有过一群主动离开大城市，前往别人避之不及的地方实现抱负的年轻人。

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后来的“到抗日的前线去”，每个时代都有一群青年放弃别人眼里的舒适，到“没前途”的地方将理想付诸于实践。

几十年前，有人为了留在城市工作找尽关系，也有人被迫下乡感叹生不逢时。但在那些主动前往农村工作的年轻人们看来，广阔天地的农村里，有让自己大有可为的空间。

去湖南偏远农校教书的袁隆平，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把心血全部放在了提升粮食产量的研究中。

一辈子钻研一件事，取得的成就让十几亿国人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89岁还能获得中国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

有人会在乎他是“本地人”又或是“外地人”吗？在他眼里，又会把人分成“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吗？

显然都不会，当追求站上了足够高的角度时，不仅没人能用原本就不存在的“阶级歧视”来打击自己，自己也会忽视那些物质上的差异。

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当每个青年都能为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所骄傲，并奋发向上时，就不会有人慨叹生不逢时选择“躺平”，也不会有人甘愿平凡，守着不存在的“优越感”随波逐流。

金庸笔下的韦爵爷，靠溜须拍马一路升迁，当得知封疆大吏吴三桂是扬州郊县高邮人时，立刻在心里得意洋洋的骂道：“辣块妈妈，老子以为你多大本事呢，原来是高邮咸鸭蛋。”

尽管自己只是扬州市丽春院的“本地人”，但韦爵爷还是觉得自己比较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