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伟：畸变饭圈的治安治理 |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02

【副标题】以网络集群行为为视角

【作者】陈芝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从事治安管理研究）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饭圈”是指人们以喜爱偶像为共同爱好，在特定网络环境下联结而成的亚文化共同体圈子。其作为新兴的亚文化社群，在资本的主导下逐渐发展成熟，并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导致其异化畸变。畸变的饭圈生态扰乱网络秩序，侵犯个人权利，冲击现实治安秩序，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还存在潜在的治安威胁。要有效规制饭圈乱象，首先，应加快制定规范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其次，线上整治应与线下控制相结合；最后，要加强主流媒体叙事，建立情感动员渠道，引导饭圈文化与主流价值观融合。

关键词：饭圈文化；社会秩序；治安治理

目次 一、饭圈现象的产生原因及现状 二、饭圈现象对社会治安秩序的挑战 三、畸变饭圈的治安治理对策 四、结语

近年来，“饭圈”“饭圈女孩”等新兴文化概念逐渐被大众熟知。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传播场域，由资本扶持，以偶像、粉丝组织、粉丝个体为参与者的饭圈亚文化现象正经历从“圈地自萌”的封闭状态到“文化出圈”，与主流文化相碰撞、融合的转变，并在这一过程中显现出饭圈生态的负外部性，对社会治安秩序形成挑战。

2020年2月27日，某明星粉丝因不满一篇同人文章而举报作者，连带将创作平台举报，同时波及多个亚文化社群，因其粉丝的过激反应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肆意使用网络暴力，占用公权力以及公共资源等不当行为而一度遭到全网抵制，这一事件被网友称为“227大团结”。自2019年饭圈这一新型粉丝群体组织方式进入大众视野，到“227大团结”事件，饭圈生态现状可用“畸变”形容，一方面，在资本扶持下，饭圈已逐渐发展成为相对成熟、具有内在组织体系、运行逻辑清晰的亚文化社群，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出圈”，饭圈与其他亚文化圈层、主流文化形成冲突，在冲突过程中不仅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同时对现实治安秩序形成冲击。至此，畸变饭圈生态的负外部性已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迫切治理需求，并引起诸多学者、主流媒体的关注，本研究拟从网络集群行为视角透视饭圈现象，分析其对社会治安秩序的影响，并相应提出对畸变饭圈的治安治理策略。

一

饭圈现象的产生原因及现状

在展开对饭圈现象的系统分析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进一步界定。饭圈有别于互联网发展早期的追星族，其组成个体依然是追星的粉丝，但其组织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改变。饭圈是指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网络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由具备共同兴趣点、身份认同、价值观的粉丝组成，组织体系、运作模式发展成熟，各主体从中各取所需、共同获益的新兴亚文化社群。

（一）饭圈现象产生原因

饭圈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代化以及个人主义的盛行而产生，以2005年火遍全国的“超级女声”为标志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粉丝追星也由开始的个人行为演变为集体行为，并逐渐向组织化方向发展。

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是饭圈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集体主义叙事的退潮，个人主义兴起，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在中国发轫。一般而言，价值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勒庞指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其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变革才会引发人们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转变。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已取得长足发展，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均收入数值早已超过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从理论上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已经出现。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解释，物质主义者重视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而后物质主义者重视自由、个性表现、政治民主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集体主义式微，个人主义盛行的潮流下，用以维系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上下关系断裂，同时缺乏某种嵌入机制，致使社会个体的目标感、认同来源缺失。福山指出，人们不再从曾形塑了社会文化的国家中寻觅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观，而是置身于由志趣相投的人所组成的小型社团，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他们信奉何种价值观。饭圈作为社群，能够为人们提供源自社群的各种好处，如相互认可、归属感、参与感以及身份认同，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另外，青少年群体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性也促进了饭圈现象的产生。其主体主要是90后、00后的青少年，其完全成长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文化土壤中。原子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得这一代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饭圈等亚文化圈层对其具有一定吸引力，能够为其提供归属感、认同感，因此，饭圈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得以产生和流行。

（二）饭圈生态现状

1.娱乐资本主导

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提及偶像、明星，首先就是明星粉丝经济，偶像、明星代表着较强的商业号召力，这在偶像、明星对电视电影票房收入以及商品推销量的促进作用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娱乐资本迎合商业变现模式的转变，通过打造各类综艺选秀节目并包装、打造、推出拥有各种完美人设的偶像明星，同时引导饭圈发展，将粉丝群体所具有的统一价值观、强大行动力、极高行动热情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商业价值，迅速为其获取经济利益。当前偶像产业，娱乐资本的主导地位已毋庸置疑，其决定着明星粉丝经济的发展。自2018年以来，“养成系”偶像综艺节目逐渐成为娱乐资本推出流量明星的主要方式，其通过节目的议程设置、以人气、流量为准的选秀、多样化的营销策略等方式获利的同时，助推了粉丝群体的组织化、集资的公开化以及文化产业的泛娱乐化。

2.粉丝群体组织化

有赖于通信工具和社交网络的发展，网络的超距离性使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但具有相同喜好的人聚集，曾经受地域限制各自经营的粉丝群体借助互联网联结为整体，其规模与组织化程度也相应地不断发展。以偶像和粉丝为经营对象的娱乐资本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不断推动粉丝群体的组织化进程。饭圈内一个偶像的成熟粉丝群体，根据与偶像距离的远近程度，可分为四个层次：顶层是拥有最高话语权的“站姐”“粉头”，也就是有渠道能够直接接触到明星本人的人。其次是能够和官方经纪人或工作室互动的站务、粉丝管理小组的组长，他们负责所有粉丝的舆论总体控制。再次是资源、翻译、视频、美工、外务等粉丝群工作人员，其负责制作偶像的宣传材料，并通过多渠道进行发布。最后是在站务的运营下，经营粉丝群的群管，负责带领粉丝进行各种具体活动，例如举报黑料、控制评论、刷销量刷数据等。而在最底层的是各个粉丝群中的粉丝个体。总体来看，饭圈群体组织架构相对松散，但结构完整，并且无单一核心组织，表现为以各个粉丝群为中心的多中心组织形式。从其发起的活动的规模、行动速度、造成影响等多方面表征可以发现粉丝组织协调行动能力较强并且高度依赖移动互联网。

3.粉丝群体有限理性

尽管粉丝群体具有等级分明的组织，进行相应活动时目标明确且规划周密，但其作为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带有群体所特有的属性。群体情绪具有多变性，并且易受暗示和轻信，同时群体的推理能力也较低，其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不是由媒介直接传递给受众，是经过意见领袖再次传递才被受众接受，当网络充斥着海量混杂信息，大众还是更倾向于追随他们认定的意见领袖。粉丝在融入群体后，其有意识的人格被群体无意识人格所取代，偶像作为公众人物实际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粉丝的思想和感情受其引导，在相互传染作用下呈现出多变性。饭圈互撕、狂热追星、网络暴力等现象即是粉丝群体有限理性表现。

4.交往互动符号化

饭圈本质上是一种亚文化社群，其以独特的饭圈用语等语言符号以及情绪反应、行为方式等非语言符号作为与其他圈层、主流文化相区别的标志。粉丝间交往与互动的符号化一方面降低了粉丝群体内部的交流成本，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增添趣味性，拉进彼此间的距离，另一方面粉丝群体通过使用专有符号来标榜自身身份，强化自身认同，构筑起饭圈与其他群体的“边界”，饭圈内交往互动的独特文化符号在某些情况下成为粉丝用以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工具。

二

饭圈现象对社会治安秩序的挑战

有学者认为，网络集群行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网络集群行为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发生、发展与终结的集群行为，广义的网络集群行为是指集群行为主要在网络空间发生，但发展过程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演化一种现实的网络集群行为，消亡或终结需要社会控制机制的参与。根据饭圈具有网络互动性、互动符号化、参与超功利性、现实影响性等特征，将其视为一种网络集群行为也相应地具备合理性，从网络集群行为视角分析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剖析饭圈现象。

（一）扰乱网络秩序，侵犯个人权利

2020年初发生的“肖战事件”因其所表现出的典型性、全面性、复杂性而极具代表性，可用作分析饭圈乱象的典型样本。事件发生过程中，各大主流媒体相继发文点名批评粉丝不良行为，呼吁尽快治理饭圈生态，7月13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要大力整治明星话题、热门帖文的互动评论环境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对立、互撕谩骂、人肉搜索等行为。饭圈群体之间互撕、粉丝群体对单个网民进行网络暴力等现象对正常的网络空间秩序造成严重侵扰，在相互冲突中粉丝网民肆意使用污言秽语，攻击诋毁与自己观点不合、负面评价偶像的对象，甚至对其进行人肉搜索，将其具体的姓名籍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在网上曝光，这些行为业已触犯相关法律，对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合法权利造成侵犯。同时，饭圈中滋生的“黑粉”和“私生饭”对明星本人造成侵害，前者是专职造谣、诋毁、挖掘明星黑料以抹黑偶像的粉丝，后者是指私下时刻跟踪、偷窥明星，侵犯明星隐私的粉丝，这些粉丝扰乱明星的个人生活，也侵犯了其相关权利。另外，粉丝在进行报复行动时除了使用网络暴力，还会采用举报、封号等占用公权力、公共资源的方式。“肖战事件”中从粉丝大规模向国家网信办的举报平台举报AO3网站，最终导致其被封禁，到4月27日大量对肖战及其粉丝表达不满的微博博主账号被举报封禁。网络举报投诉制度作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参与网络监督的主要方式，具有直接、快速、公开、互动等优越性，正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维护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的便捷而有效的途径和手段，而在饭圈互撕等现象中却成为粉丝攻击、报复的工具，其非理性行为占用了大量国家公共资源，扰乱了国家正常的互联网监管秩序。

（二）对现实治安秩序的冲击

饭圈乱象也对现实治安秩序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粉丝聚集对治安秩序的冲击上。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接机、接车等粉丝自发接站行为，因为通过其他方式追星在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购买活动门票，如果偶像人气较高，票价也相应较高，而跟随明星行程前往机场、车站接机、接站既可省去票价，又能见到偶像。粉丝在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大规模聚集不仅扰乱了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同时易发生安全事故。例如2015年，TFBOYS在杭州被大量粉丝接机，萧山机场的玻璃防护栏杆被挤碎，造成人员受伤。以及2019年4月20日，某艺人团体出入上海虹桥机场，粉丝将通道玻璃护栏挤碎。二是粉丝见面会、生日会、明星线下商业活动等有组织饭圈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粉丝非法聚集、乱涂乱画、呼喊口号等现象屡见不鲜。2020年10月5日，某明星粉丝未经审批、不顾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于四川美术学院前聚集近千人为其庆生，并对学院建筑物肆意涂鸦，对学校学生正常学习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由于未经公安机关审批，缺乏监管以及现场秩序维护，同时粉丝情绪激动，在这种情况下粉丝群体的大规模聚集极易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或造成安全事故，产生恶劣影响。另外，粉丝群体在线上进行的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蔓延到线下，对当事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某知名教授因在微博中对某明星粉丝强行“安利”偶像的行为表示不耐烦，随后其所在院校及毕业院校就收到了举报其学术不端的信件。

（三）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

如前所述，饭圈群体的主体为90后与00后的青少年，他们正处于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三观养成的关键时期。2020年发生的“肖战事件”，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检察日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主流媒体相继刊发文章批评饭圈文化现象。从其他亚文化群体、社会大众、主流媒体的反映可以发现饭圈文化已显现出负外部性，其中部分内容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冲突，对青少年价值观形塑具有不良导向。饭圈现象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饭圈用语亟须整治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网络的深入普及，以及娱乐产业的大众化，饭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其中有相当部分用语丑化和贬损意义明显，饭圈网络言论失范的问题严重，这些非理性、极端化且带有攻击性质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戾气，削弱了网民理性。在饭圈内部，以青少年为主的年轻群体，其社会辨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饭圈不良用语的影响。饭圈用语以词语的拼音首字母简写为标志，例如pyq表示朋友圈、dbq代表对不起、 xswl意指笑死我了等，还包括诸多自创、引入、改造的词语，例如：C位、唯粉、CP粉、打榜、为爱发电、白嫖党等。粉丝间常用语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引导性，其中部分词语具有强烈的戏谑性质，带有一定的贬损性、侮辱性，对正处于价值观形塑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群体形成较大不良影响。

2.偶像的不良价值引导

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其自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偶像的熏陶。偶像对粉丝群体具有价值引导作用，而偶像则受背后娱乐资本的控制与包装，根据剧场效应，偶像展示在粉丝面前的是预先设计的“人设”。由于资本具有的逐利属性，偶像往往被赋予不同属性，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达到吸引粉丝的目的，随后传输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以促使粉丝通过“氪金”“打榜”“刷销量”等方式为其获利。在饭圈内部言论不理性传播过程中，青少年粉丝对社会的认知不断刷新和误导，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冲淡和屏蔽，引领力和凝聚力被不断弱化。

3.粉丝组织的负面影响

在饭圈运作中，以包括制造流量明星的平台、艺人经纪公司在内的娱乐资本为获取经济利益，通过粉丝组织的核心层人员（站姐、粉头等）对粉丝进行引导、煽动甚至道德绑架，要求其购买明星专辑、杂志或代言的产品等。2020年4月25日，某明星新歌《光点》发布，仅仅一天就创下了单曲销量最高纪录，事后有粉丝晒出粉丝群及明星超话中的截图，其中各色言论令人震惊，例如“学生党，一支口红钱都舍不得拿出来吗？”“已经工作的人，1000起步吧！”“量力而行就是让你尽最大努力！能买100张就咬咬牙买300张”等。一方面大粉丝会利用自身的话语权，通过道德绑架要求粉丝购买超出正常承受范围的专辑量；另一方面饭圈内部也会形成相应鄙视链，为偶像花费多的粉丝鄙视花费少的与不花钱的粉丝，甚至将其踢出群体，“开除粉籍”。最大化追逐经济利益的资本以及粉丝组织管理层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迫切需要监管与规制。

（四）潜在的治安威胁

畸变的饭圈生态除了存在上述诸多业已显现出的危害，其潜在的治安威胁更值得引起关注并提高警惕。笔者认为，当前缺乏监管约束的饭圈生态存在两方面潜在的威胁：

1.饭圈思维模式的泛化威胁

饭圈思维模式具有典型的政治性，即区分“我们”与“他们”、是敌是友。如前所述，粉丝通过符号化的交往互动方式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构建起群体间的边界。群体明确划分后，饭圈思维表现为：如果不是同一阵营的个人或群体，就属于“敌人”，随后从思想上、语言上、行为上表达出不满或发起攻击。随着饭圈“文化出圈”，这种极端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存在扩散、传染的风险，容易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生产机制，继而批量输出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个体，他们对规则、法律、他人的认识模糊，因此存在严重的潜在风险。

2.被反动势力渗透利用的风险较大

由于饭圈生态监管缺位，相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与此同时粉丝组织逐渐成熟，粉丝群体力量愈发强大，加之其具有群体特性，逻辑推理能力较弱，容易不加考虑地接受现成的价值观。在此情况下，饭圈容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所渗透、利用。强大而有特色的饭圈文化能产生出高度的内部团结和协同行动的能力，粉丝群体在这样的文化中得以社会化，并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在饭圈生态中，粉丝群体的价值观被轻易塑造，并且很快对偶像达到宗教化的狂热程度，如果被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所渗透，将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较大危害。

三

畸变饭圈的治安治理对策

饭圈的不良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并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但当前对畸变饭圈生态的治理暴露出治理机制缺位、治理能力不足、治理体系滞后等问题。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如何保证饭圈中各主体在明星粉丝经济中获利，在追星中收获满足的同时，避免以秩序、安全、社会繁荣与和谐的损害为代价，进而形成与社会环境的良性循环，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哈耶克在其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指出，以正式法律表现出来的国家权力，对于人类合作的拓展秩序而言总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对于饭圈这一新兴亚文化群体的治理，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主体间职责不明，尚未构建起完善的监管体系等问题。

1.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首先应当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我国规范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以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为基础法律，但对网络集群行为合法与否的界定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罚存在困难，同时出于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当前缺乏惩治饭圈等亚文化社群的危害行为的具体规定。当前规制饭圈乱象的政府规章是由国家网信办于2019年12月15日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由于该规章的效力位阶较低、缺乏惩罚措施，难以对畸变的饭圈生态形成有效规制，需要进一步推进相关立法，出台相应法律法规。网络空间立法应当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为立法的目标。在立法层面确定责任主体，厘清并加强互联网平台、娱乐资本公司、偶像明星的主体责任，加大惩罚力度，提升震慑作用。

2.在政策层面建立协同治理机制

当前我国对网络空间的治理体制为多部门共同管理，包括国家网信办、公安机关、新闻出版部门、宣传部门等，各部门之间缺乏协同联动机制，难以形成治理合力，限制了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效能的发挥。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应由各级网信部门牵头，会同各部门，建立包括信息共享、通报协商、联合整治与执法、信息公开、宣传引导等机制在内的综合工作机制。同时，监管部门应与互联网公司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优势，构建一定范围内的情报沟通与跟踪协查机制，以净化网络空间环境，建立健康良性的网络空间生态，有效管理各种网络乱象。

（二）线上整治与线下控制相结合

从网络集群行为视角来看饭圈，可以发现其集体行为绝大部分都发端于网络，其中相当部分也终止、消亡于网络，只有少部分影响到现实秩序，或者说其对现实治安秩序造成的不良影响程度较轻。结合饭圈集体行为的特征，对其进行治安规制的思路应为：网上网下双线并进，线上整治与线下控制相结合。

1.线上整治

（1）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将流量平台、娱乐资本公司作为归责主体，督促其建立内部监管机制，对流量造假、不良内容、网络暴力、恶意营销等现象及行为进行处理，同时构建外部监督机制，包括定期巡查与不定期检查等监督活动，加强举报受理，充分动员网民参与监督。这也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的体现。

（2）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对一段时间内出现或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门打击，组织专门力量加强网络巡查，对不良信息内容及时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并及时宣传工作措施、进度及成果，确保专项整治活动收效显著。

2.线下控制

主要是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处置违法行为与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学校、社区等社会主体应注意青少年价值观的引导，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创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以更吸引青少年群体的方式帮助其形成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对侮辱、诽谤、造谣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置，同时严格落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审批程序规定，对于参加人数超过一千人的饭圈活动，例如明星演唱会、粉丝见面会、偶像生日会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并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工作，防止群体性事件以及其他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主流媒体叙事，建立情感动员渠道，引导饭圈文化与主流价值观融合

网络集群行为本身无好坏，并不包含感情色彩，其影响与其追求的目的有关。如果网络集群行为是由正当合理的诉求为前提且网民是以一个公正理性的态度聚集而形成的，便会对社会产生正向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饭圈集体行为也存在诸多具有正外部性的良性行为，例如2019年8月，饭圈女孩联合帝吧网友在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平台声援香港警察、抨击“港独”势力，维护“阿中哥”（即中国）。再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饭圈组织为疫情防控贡献出巨大力量，截至2020年2月29日来自“FUNJI粉丝团抗疫公益行动记录”的数据，粉丝团体已为疫情捐款超8百万元，一次性手套超3百万双，口罩超1百万只以及其他医用物资及生理用品。由此可见，饭圈群体如果引导正确，就可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参与到社会公益性活动中，一方面能够通过社会参与为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转变大众对饭圈的固有印象，展现并塑造粉丝群体的良性形象。为了促进饭圈生态的良性发展，有效引导其向正外部性转变我们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

1.加强主流媒体叙事

借助承载饭圈等亚文化群体的网络平台积极进行主流价值观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健康、和谐、包容的文化氛围，促进饭圈文化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此外还需加强偶像的正面引导，通过发表正面言论、积极参与公益性活动等方式树立偶像正能量形象，引导青少年粉丝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赢得大众认可。

2.建立情感动员渠道，促进其与主流文化的适应性转变

由于饭圈群体不同于正式组织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清晰的组织架构以及成员上下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无法建立制度化动员模式，同时诸多饭圈动员案例实际上践行着情感动员的逻辑，情感动员模式显现出适应性与优势性。有学者通过对网络慈善事件的研究，提出网络慈善事件的框架，其中包括情感动员、集体演出与意义构建三要素，这一分析框架对构建饭圈情感动员模型具有借鉴意义。饭圈意见领袖可借由某一具体事件，在粉丝群体中唤起并强化某种崇高情感（如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社会正义感等），建构集体行动的意义并使粉丝个体的行为在与集体的互动中得到认可与强化，最终使粉丝参与到“集体表演”中。通过情感动员，饭圈文化能够以非冲突性的方式与主流文化相融合，这对于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融合、降低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四

结 语

饭圈中有粉丝为偶像接机而围堵机场导致秩序混乱等粉丝狂热且不理智现象，也存在热衷于公益性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利他行为；有保守力量要求封闭自洽，也有激进势力为饭圈文化扩张而努力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饭圈亚文化社群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随着亚文化的发展与扩张，在与主流文化的碰撞、冲突中逐渐融入其中是每一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将饭圈的“文化出圈”视作正在兴起、扩张的亚文化社群与主流文化相接触的开端，规制饭圈乱象应当秉持政治性思维，谨防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这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利时机。亨廷顿认为，在政治上先进的社会里，人们对那些和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社团的忠诚不仅从属于，而且融化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中。如何在满足各主体需求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以及构建有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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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目录

【经济犯罪侦查】

1.经济犯罪数据分析研判方法研究

涂敏、吕志军（5）

2.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侦查研究

唐淑臣、刘英才、于龙（11）

【刑事侦查】

3.Web3.0时代“杀猪盘”电信诈骗的刑法应对

童云峰、宋梓源（19）

4.“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研究

周孟辞（28）

5.手机信息在吸毒人员识别中的应用分析

李少盈、王康宁（34）

【治安管理】

6.县域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以J省X县为例

邹俊（40）

7.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耦合机理与对策研究

——以社会燃烧理论为视角

金佳雯（45）

8.畸变饭圈的治安治理

——以网络集群行为为视角

陈芝伟（51）

【刑法理论】

9.论行为无价值及其对我国刑法学犯罪论基本问题的诠释

荣晓红（58）

10.民族习惯法在刑事案件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陈梅（66）

11.刑事政策视域下目的解释适用规则建构

袁玉杰（75）

【个罪研究】

12.套路贷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陈小彪、黄培钦（86）

13.“两头骗”行为定性分析

——以租车诈骗为例

刘天宏（95）

【刑事诉讼法学】

14.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的辩护困境与优化路径

黄新伟、徐朝（102）

15.刑事诉讼宣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以庭审实质化为视角的考察

余沁（108）

16.性侵儿童犯罪治理中刑事诉讼制度的检讨与改造

孙宇、李百福（115）

【学人论苑】

17.历史与未来：对公安院校实战化教学的回顾与思考

周忠伟、周煜川（124）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创刊于1986年，是由江西省公安厅主管、江西警察学院主办的面向全国发行的公安类学术期刊，2001年获全国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奖，2002年、2006年、2010年、2014年连续四次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又连续四次荣获江西省“优秀期刊奖”，2013年荣获“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其中，“经济犯罪侦查”栏目2012年、2016年荣获“江西省优秀期刊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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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陈楠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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