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场青春叙事

「电影面对的是海量的观众，应该放下身段，要让它好看。」在导演徐蓓看来，在当下中国的氛围中，好的创作应该是看上去特别浅显的。

作者｜高海博

采访徐蓓当天正是她导演的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上映的日子。当日的排片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徐蓓的很多朋友给她发来有排片影院的照片，基本都是上午早场，观众了了。

“在我意料之中，心情坦然。”徐蓓告诉《三声》，这部纪录片可以进入商业院线，进入到大众消费市场就足够成功。

事实上，纪录片缺乏商业性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情况。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纪录片类型的创作都是依赖基金会或者宣传部门的支持。

「作为导演，很难说我想做一个题材，自己把所有投资找来，这不是我们的专长。」徐蓓坦言，很多题材属于命题作文。

任职于重庆广电集团的徐蓓近几年的作品也许都可以算作「命题作文」：2015年的抗战纪录片《大后方》是重庆市委宣传部出品，《西南联大》则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出品。

这两部纪录片的豆瓣评分都在9.5分左右，看上去像是「宣传任务」，但是徐蓓对于处理历史题材的角度与方式有自己的认知。「最不明智的宣传方式是把一个明明是立体的、丰富的东西人为的扁平化，空洞的强调好的一方面是特别不聪明的做法。」

到了《九零后》，徐蓓同样如此处理。

01｜同学与校友的视角

在所有历史叙事里，西南联大一直是神坛上的那一个。这所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联合组建，从1938年到1946年仅存续8年的大学都是作为传奇存在。

它是成功大学最显著的代表，在众多关于它的介绍里，有多少位院士、多少元勋、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数字是枯燥的，故事才最有魅力。《九零后》正是一群毕业生对于一所大学的回忆，这样的叙事换回了一种平等的视角，一所正常学校的正常面貌被呈现出来。

就像徐蓓所言，把一个东西扯下神坛是让观众走进它的开始。

其实在《九零后》之前，一部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已经在2018年播出。那是一部总时长250分钟的纪录片，几乎是全方位的展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展现了五组关系：三所学校与各自校长的关系、大师与战乱中国的关系、学生与大学、大学与战争以及大学和云南的关系。但是当到了纪录电影，它的时长与角度是徐蓓需要重现考虑的。

一部120分钟的电影是无法做到把西南联大的历史面面俱到的，面对这个取舍，徐蓓选择将人的故事与细节放在第一位。

「《九零后》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同学、校友的角度。」这样将人物故事前置更符合电影的创作要求，当然也更容易让观众带入。

在《九零后》中，通过许渊冲、杨振宁、巫宁坤、马识途这些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大学生的回忆，把个体叙事与整个时代背景互相穿插。

其中有巫宁坤回忆与汪曾祺泡茶馆的自由散漫，有杨苡与自己爱人的爱情故事，杨振宁与许渊冲关于教学方式的不同看法，甚至，还有作为地下党员的马识途在联大的革命宣传活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与闲笔正是历史的丰富之处，也正是这些细节才得以呈现有为何西南联大才有「学术自由，民主堡垒」称号。

「电影面对的是海量的观众，应该放下身段，要让它好看。」在她看来，在当下中国的氛围中，好的创作应该是看上去特别浅显的，「历史小白看到了可能会说杨振宁怎么了，邓稼先怎么了，但是有历史知识储备的，可能会解读出自己的意思，或者弦外之音。」

02｜被遮蔽的一面

与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相比，《九零后》明显是更轻松的叙事，但是在那些青春、爱情、学术之间，也有着严肃的留白。

在《西南联大》中诗人穆旦是一个重要的讲述对象，而在《九零后》中，穆旦是被同学讲述的「他者」。1942年，穆旦曾经作为远征军的一员深入缅甸作战，并穿越缅北野人山，历经生死，后来他曾经把这一段经历写成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一定程度上，徐蓓在《九零后》上遵循着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是由采访者讲述自身亲历，借以带出更多人物。

穆旦的出现正是因为采访对象“湘黔滇步行团”的一员吴大昌描述过他，吴大昌记得穆旦在徒步过程里喜欢背字典，背完一张撕一张，到了昆明整本字典都撕光了。

纪录片《西南联大》于2018年播出

除此之外，像抗战中牺牲的缪中、缪弘两兄弟的故事，也用同学的口吻讲述。缪中、缪弘两兄弟原本是汉奸缪斌的儿子，兄弟俩隐瞒父亲身份考上了西南联大，随后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缪弘作为翻译官被日军狙击手击中牺牲，那时距离日本投降仅剩半个月，而他也只有19岁。

西南联大因为身处云南，而云南又是滇缅战场重要的前线，这所学校与抗战的关系也更近了许多。根据西南联大校碑所记，共计832人从军，而这832的名字也都镌刻在纪念碑上。在易社强所著的《革命与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中记述，西南联大师生从军者为全国高等学府中数量最多的。

某种程度上，这些留白正是一种「弦外之音」，一所大学的自由包容之处正是体现在既有爱情、学术也可以有家国与革命。

徐蓓在写剧本时曾经保留有物理学家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在抗战初期参与制作炸药的故事，她在上海的海港陵园拍了他们的墓，联系了熊大缜的侄孙要了资料，甚至片段都已剪辑好，但最终还是因为整体情绪和节奏问题而删除了。

历史上的熊大缜并没有随着学校南下，反而参加了冀中游击队，后来他在冀中把炸药研究出来，但是由于1938年的一次肃反被处决了。

「他后来被追认为烈士。」徐蓓解释说，这段历史也许放在这部片子里不合适，但是她会用其他形式展现出来。

如果用上帝视角回看历史，往往一个选择会决定之后的命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名字日后都会成为另一个叙事。

03｜历史的纪录与叙事

作为历史纪录片，文献与影像是互为一体的。

在《九零后》中有一段关于马识途为了躲避特务追查，将马千木改名为马千禾从而考入西南联大的经历。为了还原这一改名经历，徐蓓和她的团队到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调取了原来的名录，将其翻拍为影像。

「历史纪录片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历史真实。」徐蓓说，「如果没有这份档案，我也不会去生造一个道具。」

挖掘新的影像资料，新的历史细节，是历史纪录片的基本要求。从《大后方》到后来的《西南联大》，徐蓓团队看了大量国外的纪录片、图片，买下了诸多版权。这一次做《九零后》还是尽可能的挖掘到了第一手素材。

原本，在此前的纪录片里，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时都是使用图片资料。这一次徐蓓团队给几个国家的电视台写邮件寻求是否有影像素材，后来发现在瑞典电视台存有当时的颁奖影像，「我们赶紧买了三分钟的素材，花了好几万块钱。」

除了影像本身，《九零后》和之前的《西南联大》可以说称得上抢救式记录，多数素材都在2017年拍摄，而当《九零后》播出时，巫宁坤先生的名字已经加上方框，他于2019年去世。

多数西南联大毕业生的身体已经不允许进行二次拍摄了，最后《九零后》对杨苡和许渊冲两位先生进行了二次采访。

其实，这样的拍摄本身就带有「文献价值」。

从「大后方」到「西南联大」再到《九零后》，徐蓓的纪录片选择切口越来越小，人物越来越站到历史前面，她的下一步作品是民国重要的商业人物，民生公司的创办者卢作孚——依然是大历史背景与极具丰富性的人物交织。

「其实这也是宣传部的选题。」徐蓓说，她之前看了很多写卢作孚的作品，「太像好人好事了。」在她看来，故事是可以被讲好的，但作为创作者不能去偷这个懒，只想着去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