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我国每年需完成绿色转化的存量债券必须超过3.63万亿元

金融业通过全面参与和介入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金融体系自身的绿色低碳转型，进而建成与绿色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容

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通过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实现经济全链条绿色发展要求，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从而真正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坚持系统观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加快建设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具体目标是，到2025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对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从“十四五”开始，我国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为全面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打基础的起步阶段。从“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具体指标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5个约束性指标包括：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5%；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87.5%；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1%，这些指标都与碳达峰、碳中和直接相关。此外，纲要还明确提出，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写进2021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2021年要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由此看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高质量发展经济体系的既定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转变。这要求经济全面、系统性向低碳、零碳和负碳转型。

金融是实现市场化绿色低碳转型的抓手。由于几乎每一笔金融资产或负债都对应了市场主体的某个行为，每一笔投融资活动都可能与实体经济的碳排放相关，我们可以通过金融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活动，从而引导市场主体更多地选择低碳、零碳和负碳活动和行为，发挥“加速器”和“杠杆”的作用，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通过把更多的增量金融资源投放给新绿色低碳项目，满足不断新增的、巨大的绿色低碳投融资需求，进而实现金融资源增量的绿色低碳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对存量金融资产负债的调整、重组和置换，促进和推动正在运行的含碳、高碳项目进行技术更新，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完成存量金融资源的绿色低碳化转化。通过全面参与和介入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金融体系自身的绿色低碳转型，进而建成与绿色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所产生的规模巨大而迫切的绿色投资需求给金融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压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巨量的绿色、低碳投资。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计，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个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元。《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种情景构想，其中实现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累计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预计，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2030-2060年，需每年投入3.9万亿元。清华大学《重庆碳中和目标和绿色金融路线图》课题报告估算，如果重庆市（GDP规模占全国比重约1/40）要在未来三十年内实现碳中和，累计需要低碳投资（不包括与减排无关的环保类等绿色投资）超过8万亿元。

基于这些估算，未来三十年内，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绿色低碳投资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因此将为绿色金融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满足碳达峰、碳中和所需要的巨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资金需求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通过金融体系提供融资来实现。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所产生的如此规模的绿色投资需求，将为有准备的金融机构提供绿色金融业务快速成长的机遇。

然而，就目前投入绿色低碳项目的融资而言，无论是规模、方向和产品，都还远远满足不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需的要求。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21年3月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3.03万亿元，这是最大的绿色金融产品，但仅占总额的7.17%，而且这些贷款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等有限的几个领域，不是完全投向碳减排项目，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6.47万亿元和2.29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3%。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绿色债券和少量绿色基金。

为了满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融资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大绿色低碳融资的规模，增加投放的领域和方向，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按照相关研究，可以加快发力的几个典型的产品领域如下：第一，商业银行。可以创新适合于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项目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开展绿色建筑融资创新试点，围绕星级建筑、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绿色建材等领域，探索贴标融资产品创新；积极发展能效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探索服务小微企业、消费者和农业绿色化的产品和模式；探索支持能源和工业等行业绿色和低碳转型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转型贷款。第二，绿色债券。可以发行政府绿色专项债、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气候债券、蓝色债券以及转型债券等创新绿债产品；改善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吸引境外绿色投资者购买和持有相关债券产品。第三，绿色股票市场。可以简化绿色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审核或备案程序，探索建立绿色企业的绿色通道机制。对一些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较好的绿色企业，支持优先参与转板试点。第四，环境权益市场和融资。包括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探索碳金融和碳衍生产品。第五，绿色保险。包括大力开发和推广气候（巨灾）保险、绿色建筑保险、可再生能源保险、新能源汽车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第六，绿色基金。鼓励设立绿色基金和转型基金，支持绿色低碳产业的股权投资，满足能源和工业行业的转型融资需求。第七，私募股权投资。鼓励创投基金孵化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开展绿色项目或企业并购重组。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合作，为绿色资产（企业）挂牌转让提供条件。第八，碳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和参与范围，尽快将控排范围扩展到其他主要高耗能工业行业以及交通和建筑领域等，同时将农林行业作为自愿减排和碳汇开发的重点领域。建立碳金融衍生品市场。

三、碳达峰、碳中和要求我们对现有金融资源存量进行全面绿色化改造

碳达峰和碳中和倒逼经济向低碳、零碳甚至负碳转型，除了会产生大量的新增绿色投融资需求，还要求完成现有高碳及含碳资产负债的绿色化改造。

假设2030年碳达峰符合绿色金融要求的融资至少要达到50%的比例，2060年碳中和则意味着全部金融业务都要完成绿色化转化，也意味着从2031年开始，在融资结构中符合绿色金融要求的融资比例将不断提高，直到完成全部绿色化。而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20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73.7万亿元；企业和政府两项债券余额为73.68万亿元，而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约为6.9%；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占全部企业和政府债券余额的比例约为1.09%，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按照最宽松的假设，所有绿色贷款项目都具有低碳、零碳和减碳的作用，那么，要在10年内把比例从6.9%提高到50%，每年的增长比例必须达到4.3%，也就是说每年必须完成7.45万亿元贷款存量的绿色化转化。如果按照同样的假设，则在10年内要把绿色债券的比例从1.09%提高到50%，每年的增长比例必须达到4.89%，也就是说每年需要完成3.6万亿元的存量债券绿色化转化。除此之外还有37.45万亿元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承兑汇票和股票融资同样需要在10年内完成50%的绿色化调整。

按照今年一季度末的数据，绿色贷款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3%，那么12万亿元的绿色贷款余额中符合碳中和要求的贷款约为8.0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为4.64%，那么，要在10年内把比例从4.64%提高到50%，每年的增长比例必须达到4.54%，每年必须完成的绿色化转化贷款存量7.89万亿元；如果我们按同样的结构比例对绿色债券进行测算，那么8000亿元绿色债券余额中具备低碳、零碳及减碳作用的项目占比只有0.73%，在10年内把比例提高到50%，每年的增长比例必须达到4.93%，每年需要完成绿色化转化的存量债券必须超过3.63万亿元。可见金融向绿色低碳转型以满足碳达峰的工作量有多大，任务有多艰巨。

从金融机构和行业层面看，2020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负债为321.17万亿元，如果不考虑增量，那么金融机构到2030年需要完成176.6万亿元的资产和160.6万亿元负债的绿色化转化，每年需要绿色化的资产和负债平均达17.66万亿元和16.06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负债为293.11万亿元，每年需要绿色化的资产和负债平均达16万亿元和14.66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负债为7.51万亿元，每年需要绿色化的资产和负债平均达5075亿元和3755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负债为20.55万亿元，每年需要绿色化的资产和负债平均达1.17万亿元和1.03万亿元。

以上还只是按照现有金融数据进行的一个简单测算，还没有考虑每年社会融资及金融业资产负债增量部分的绿色化。如果要考虑到每年按同样比例增加绿色化融资，则存量增量加在一起的社融绿色化转型规模将更大。同时，如果考虑到这些庞大金融资源后面所对应的每一个具体项目，考虑到每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及其低碳、零碳或减碳技术进行替换的可能性和可得性，则实际的绿色化转型要复杂得多。

四、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是实现金融业升级的突破口

无论是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新的金融资源，还是对现有金融资源存量进行绿色低碳化转型，都需要金融体系具备足够的能力，我们可以把金融体系的这种能力称之为绿色金融能力。只有我们不断建立、培育和壮大这方面的能力，并达到足够充分的程度，金融业的绿色低碳升级才可能实现突破。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绿色金融能力：

第一，是做好绿色金融的规划设计工作。金融管理部门和各地方都要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研究制定绿色金融发展路线图，明确碳减排时间表和施工图，按照增量减排项目和存量转化项目合理调度配置相应的金融资源，逐步实现金融资源的绿色化配置功能，避免金融资源错配于高碳或增碳项目。

第二，明确金融产品的碳属性，加强含碳资产、含碳负债、含碳金融产品的含碳风险定价的研究。将金融产品与其所支持项目的碳排放量挂钩赋予其碳属性，按照金融资产、负债及产品和服务的碳属性不同分为基准零碳产品、负碳产品、低碳产品和高碳产品，分别进行风险定价，确定其碳风险溢价及转换模型。同时对金融业进行碳基础改造，把碳属性评估嵌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成为其运行流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做好统计、评估和监督等工作。目前人民银行在2015年、2018年分别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今年4月公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版）》不再将煤炭等化石能源项目纳入支持范围。需要把绿色金融标准拓展到所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完善并统筹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推进标准国际趋同。开始着手建设以碳中和为目标的绿色化/减排金融体系，最终实现建立以碳中和为基准的国家绿色金融体系。

第四，完善金融机构监管。对金融机构增加碳风险评价，其资产风险权重、信用/碳风险评级、监管资本及计提等均可与其相关联。要求金融机构把环境与社会风险合规要求纳入投融资全流程管理，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定期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

第五，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要求金融机构对社会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目前金融机构需要披露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报告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可以建立强制披露制度，统一披露标准，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信息共享，推动加强信息披露方面的国际协调。

第六，构建激励机制。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评级、存款保险费率、宏观审慎评估等渠道加大对绿色金融和碳减排的支持力度。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

第七，发挥好碳市场的定价作用。运营好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扩大碳排放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推动碳价格充分反映风险，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开发碳风险产品，为金融活动提供碳风险溢价管理。

五、防范化解转型风险是实现金融业升级的关键

在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政策、技术和市场认知的变化，会对特定产业和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并由此转化为财务与金融风险。其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

有研究表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80%是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据测算，到2060年，化石燃料占比将不足20%。在各国采取政策措施推动能源绿色化的过程中，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产业以及仍然使用高碳技术的石化、钢铁、水泥、铝等制造业的需求会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为了落实《巴黎协定》，许多国家的碳市场价格将大幅上升，使得大量高碳企业必须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购买碳配额；最后，由于技术进步，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的成本快速下降，对化石能源会产生替代作用，并逼迫化石能源价格持续下降。导致这些产业和项目都有可能出现严重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亏损，乃至倒闭。

有研究表明，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我国煤电企业贷款的违约率在10年内可能会上升到20%以上。其他高碳行业的贷款违约率也可能大幅上升。对于持有这些高碳资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说，绿色转型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风险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如果持有此类高碳资产的数量和比例较高，则会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如果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斥着此类高碳资产，则会严重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出现系统性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因此，一方面控制好金融机构对高碳金融资产的持有规模和比例，做好含碳资产的集中度管理，开展含碳资产的交易业务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业务，尽可能增加化解风险的方法和途径。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要协调控制好转型的节奏，避免多个产业和行业集中转型所造成的风险叠加效应。只有顺利规避了这些风险，金融业的绿色低碳升级才能够实现。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