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人口质量红利 助力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不少学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由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特别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红利对此贡献巨大。然而，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自2012年以来不断降低，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担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高新技术不断创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减少了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但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表明，虽然人口数量红利趋向衰减，但“危”中藏“机”，逐渐显现的人口质量红利将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为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人口数量红利正缓慢消失

学术界一般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快、占总人口比重高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称为人口数量红利。人口数量红利不仅带来大规模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还由于抚养比较低而带来了高储蓄率。然而，人口数量红利正随着人口老龄化而缓慢消失。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降低。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5.7亿人（占总人口56.5%）。此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为7.0亿人（占总人口61.8%），2000年为8.1亿人（占总人口65.0%），在2010年更是达到了9.2亿人（占总人口68.7%）。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在2012年出现首次双降，其下降趋势延续至今。即便如此，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然高达8.8亿人（约占总人口的62.4%）。可见，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人口数量红利依然存在，但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速，总抚养比上升。 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一是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198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仅7.7千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仅4.9千万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9亿人，分别增长了244.5%和286.9%。二是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至2020年期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了5.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个百分点。与2000年至2010年期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和2.7个百分点。三是人口抚养比转减为增。1982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与60岁及以上人口数之和比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高达70.2，此后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42.7，反映了劳动力抚养负担的不断下降。但202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提高至57.9。总之，人口老龄化还将进一步加剧，给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压力不可忽视。

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显现

可以预见的是，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走低，人口数量红利终将消失。回顾过去，我国人口红利的经验显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更在于劳动力近似无限供给的特征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提升投资回报率，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存量逐渐减少的未来，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将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正逐渐显现。

第一，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从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规模来看，1990年我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1.6千万人，这一数字在2020年达到了近2.2亿人，规模扩大了近13倍。就相对情况而言，我国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从1990年的1422人猛增至2020年的15467人。同时，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的6.4年提高至2020年的9.9年。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近3.9亿人，占比高达43.8%，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8年，比2010年的9.7年提高了1.1年。劳动年龄人口素质的提升对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弥补，是人口质量红利效应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效应的关键。

第三，文盲率大幅下降。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具体来看，全国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从1982年的2.3亿人大幅减少至2020年的3.8千万人，降幅高达83.6%；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22.8%下降至2020年的2.7%，减少了20.1个百分点。这对于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补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将人才强国置于极其重要和优先的地位，提出党管人才的原则，为激发人口质量红利指明方向，是我国特有的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面对老龄化加速、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充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

首先，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扩张，体现为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有学者估算，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需要提升受教育年限1.3年，而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则要求受教育年限提高4.2年。在过去，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随着义务教育入学率逐渐逼近百分之百，未来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则需要对九年制义务教育进行向前（学前教育阶段）和向后（高中甚至高等教育阶段）的拓展，这对于提高人力资本具有显著效果。另外，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解决人岗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充分就业，为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生力军。

其次，主动培养和引进高层次的领军型人才与创新型人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总体上看，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已有了长足进步，但创新型人才数量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近年来，各级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的战略和政策，包括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引进计划以及各类人才工程等，取得了良好效果。未来，我们应继续加大对本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同时利用好政策优势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回归。

最后，推进积极老龄化，适当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 “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个支柱。从健康来看，我国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3.6千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1.5千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1.6%提高至2020年的2.5%。健康的改善意味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时间得到了进一步延长。目前来看，我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低，这与我国长期实行相对较低的退休年龄规定有关。事实上，我国在退休年龄方面仍有相当大可供挖掘的潜力，这也是我国制定了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原因之一。但可以看到的是，许多预期受该政策影响的职工不乐于接受延迟退休。因此，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不仅需要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和意愿决定，还应当加大“老有所为”观念的舆论宣传。当然，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前提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唯有如此才能消除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后顾之忧。

总之，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转变，未来人口老龄化还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年龄人口将随之减少。从中长期来看，虽然人口数量红利趋向衰减，但由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正在逐渐显现。因此，应以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推进积极老龄化为抓手，充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和聪明才智，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边疆发展研究”（18JJD84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 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