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变出逃后，毛泽东派人送其孕妻与他团聚，事后发现真高明

陕西省中部的桥山镇有一座陵墓，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的衣冠冢。古往今来，这里一直香火不断，即使战乱年间，也有前来祭奠之人。人们把自己的苦难和希望诉说给黄帝，祈求他保佑他的子孙们平安无事。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几乎每年国民政府都邀延安派代表一同参加黄帝陵祭祀大典。

1938年4月4日，清明祭陵完毕后，一辆小汽车行驶在桥山镇通往西安的道路上。车上后排坐着两人，一人是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身旁一人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高大，浓眉大眼，长相颇为威武，他就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此刻张国焘却两眼茫然地看着外面一望无际的旷野，心情随着崎岖的道路而起伏不定。几个月来，他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却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一种无助的感觉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胸。汽车开进了西安城，蒋鼎文把他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4月7日，又安排他乘火车去了汉口。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这就是我党历史上影响极大的张国焘叛逃事件。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扩大鄂豫皖苏区，创立红四方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担任红军总政委。后因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不过中央仍对其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之职。这么一位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是怎么叛逃的呢？对其个人而言，叛逃会带来好结果吗？

一、恐被王明打入“托派”，瞒着身怀六甲的妻子仓皇出逃

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全力投入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批判张国焘运动也随之结束。中央还对他委以重任，将全国唯一一个共产党力量占据的地区政府交由他来领导。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由于林伯渠还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职务，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所以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这再一次说明，党中央并不准备将张国焘“一棍子打死”，在批判他错误路线的同时，还从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给他提供继续工作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时，与张国焘分别近七年之久的妻子杨子烈也辗转来到延安。久别重逢，张国焘顿觉天地明亮了许多。令张国焘更加兴奋的是，他们的儿子也很快来到延安。一家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团聚在一起，生活虽然比较贫困，但对于常年孑然一身、漂流不定的张国焘来说，其喜悦之情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这是一段难得的悠闲时光，携子同游或与年轻人聊天，参加文艺晚会或坐下来看一场球赛。他常常陪伴妻子散步，细心照料，以至于一些女同志称其为“模范丈夫”，他应该感到很满足了。

起初，张国焘还是很认真工作的。他改组了原边区政府，着手整顿财政，拟制了征收救国公粮法规，使征收公粮有法可依，还为建立政府工作制度、规定政府职能和工作方针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历史上难以弥合的裂痕和已经变异的心理，又与中央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使他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产生了怨恨情绪。他认为，中央处处干涉边区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把他架空成一个有职无权、挂空名的政府主席。而王明的到来，使这种情绪加入了恐惧，最终促成了叛逃。

12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飞抵延安。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会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并大讲要抓紧反对托派，这使张国焘闻之不寒而栗。

事情还要从陈独秀说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便消极地隐居起来。后因组织并参与托派活动，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抗战爆发后，陈独秀面对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向党中央提出愿意回党工作的要求，对此我党是欢迎的。正当此时，王明来到了延安，并指责中央“忽视托派危险”，从而关上了陈独秀回归党内的大门。不仅如此，王明还强调对托派的斗争，甚至夸大中共党内的异己力量，要求不能轻易放过。

这使张国焘心惊肉跳。他虽然不是托派，但却是犯过重大政治错误的人，联共（布）“肃反”的残酷性，他也有所了解。王明这次回来，如果再祭起“肃反”大刀，那他张国焘必然是刀下之鬼。恰在此时，王明还告诉张国焘，李特和黄超（都是张国焘的得力干将），在新疆被列入托派枪决了。

王明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暗自思忖：王明为什么将在新疆杀害李特等人的事告诉我？他是想向我表示什么？难道是恐吓我吗？一个个疑问在他的脑海里形成，越想越感到害怕，他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威胁着他。这个想法越来越刺激着张国焘的神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溜之大吉。终于有一天，他决定利用参加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出逃。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逃往西安的一幕。

而为了保密，这一出逃计划，张国焘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已身怀六甲的妻子杨子烈。丈夫的不告而别，杨子烈虽不解，却没有向任何人打听，或许是被党派去做秘密工作了吧——需要遵守党的相关规定。因此，尽管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她仍然正常工作生活着，没有任何疑虑。一直到5月份，陈云找她谈话，低声告诉她张国焘走了，可以去汉口找他，并转交给她一封信。

杨子烈艰难地走回家里，流着眼泪打开了张国焘的信，只见信上说道：“子烈贤妻吾爱吾妹：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是走？还是留？杨子烈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反复考虑，她最后决定向组织部要求去汉口见张国焘。在没有接到组织部的答复之前，她又找到毛泽东，提出要回家去养孩子。出乎她的意料，毛泽东听到她的要求后，当即给组织部写了一张便笺：”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然后，毛泽东和蔼地对她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

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张海威和自己的妹妹，由延安派人派车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乘火车护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将三人交给张国焘派来的人，使他们一家得以团聚。

张国焘作为长期处在斗争环境中的干将，敏感而果断，一遇风吹草动，立即借机逃离，而且为了保密，连恩爱的妻子都不告知，颇具枭雄本色。只不过失去了我党我军这个平台，枭雄也难以掀起大的风浪了。这个原本在党内排名前三的重要人物的叛逃，顶多不过疥癣之疾罢了，并未对我党我军造成实质性损失，更没有人包括张国焘的老部下跟随他逃离。这充分反映了”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反观被其视为党内主要对手的毛泽东主席，从派人送身怀六甲的张国焘妻子与他团聚，表示随时欢迎她回来，以及后来对四方面军将领许世友等人鲁莽行为的宽容重用，处处显示出胸怀博大、豁达豪爽、包容兼蓄的风格，无疑更能赢得人心、凝聚合力。两人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二、从风光无限到举步维艰，还受昔日手下败将刁难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之初，蒋介石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虽然张国焘原本只想做一个御用宣传家，不想出头露面，但既然已将自己卖身于国民党，就只能听命于蒋介石的安排加入了军统，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中将军衔。这个军衔已经非常高了，因为当时军统局只有戴笠和郑介民两人是中将，其他处长、主任，包括毛人凤也都只是少将。所以，许多一直在军统工作的特务人员，都对张国焘嫉妒得要命，张国焘倒也颇为春风得意。

但是好景不长，张国焘在军统并未如蒋介石、戴笠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巨大作用。比如，张国焘上任后，在共产党控制区内设立了策反站，原以为共产党内像他这样痛恨共产主义、决心叛变的并不在少数，由他这样一个在党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挑起叛党大旗后，虽不能说一呼百应，起码也能拉出一批人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策反方式，都未能收到预想的效果。结果是钱花了，人派出去了，最后没有一个人被策反过来，派出去的人却大多一去不复返。

随着张国焘诸事不成，他的日子从此便难过起来，全然没有了被捧为座上宾时的风光。原来军统对张国焘生活上有许多特殊的照顾，慢慢也降低或取消了。过去张国焘有一辆专用小轿车，主管军统总务的沈醉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变为有事出门需要用车随叫随到。不过，这”随叫“就不一定能”随到“了。

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搞回来几辆崭新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正好碰上张国焘打电话要车，沈醉便故意让值班员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并告诉他说今天小汽车都有事出去了。不料，当沈醉把几辆新车试了一遍，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只见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在三轮车的边斗上进了汽车间来。因为重庆的天气说变就变，恰好让张国焘碰上了倒霉的雨天。张国焘一跳下车，就气呼呼地质问：”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三轮车给我？“ 沈醉却歪着头，故意用一种瞧不起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张主席（中共党内称呼）！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 张国焘闻听此言，立即满面通红，眼泪几乎掉下来。此时，他终于深刻体会到”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张国焘通过同乡的关系，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本想一显身手，干出一番事业，一来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二来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名声添点光彩。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如意，除了缺乏经验、缺乏人脉、缺乏根基之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虽从未与张国焘谋过面，但早已对他恨之入骨。

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活动时，王陵基曾是他的手下败将，并因此而丢了师长一职。没想到事隔十三年之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竟跑到他王陵基主持的这一亩三分地来混饭吃，真是冤家路窄！于是，王陵基利用手中的职权，对张国焘的善后救济工作多方阻挠，使工作举步维艰。就连从来也没有停过水、电的办公楼，也时不时水、电全停，无法办公。不仅如此，王陵基还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当众羞辱张国焘，常使张国焘感到很难堪。就这样，张国焘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已经感到心力交瘁，难以维系，不得不辞职离开江西。

一个叛逃之人，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相助、也没有人会看得起。仕途上屡遭挫折，张国焘深感压抑，他终于觉得不是自己无能力，而是因为自己是”来归“之人。他曾对与他同病相怜的张之楚说：”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没有什么出路。“

三、遭人厌走投无路，炒黄金败光身家，耄耋年流落他乡

三大战役之后，眼看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待不下去了，高官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携带家小逃往台湾。张国焘做梦都没有想到，国民党执政20多年，竟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无奈之下也准备带领全家去台北。

据沈醉回忆，张国焘在到台北之前，毛人凤曾亲自在家设便宴招待他，由沈醉作陪。毛人凤表示，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不要走，并说明这不只是他本人的意见，而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还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害他，而他留下来，国民党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要大得多。张国焘听后，低头沉思良久，他知道毛人凤的话虽不是命令，但不好推脱。然而他心里更明白，无论如何不能留下来。张国焘鼓足勇气，用很低沉的声音对毛人凤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说到这里，他特别提到过去在共产党内受到批斗时的情况，说：”批斗我倒习惯了，如果见到一些老朋友不是批斗我而是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不好受。“毛人凤见劝不动张国焘，便在话里话外向他示意，如果他不愿留下，台湾也是不欢迎他去的。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道：”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果然，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未过问他的生活。张国焘只好靠自己来安顿全家人的生活，并租了一栋房子。正当张国焘准备将房子修缮一番时，有一天忽然来了两个自称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告诉他这座房子他们早就租赁了，命令立即停工。张国焘本想以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来压一压来人，不想这两个人并不吃这一套，反而态度强硬地说：”不管你是不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要定了！“栖身之所被政府占去，这件事对张国焘的刺激很大。国民党对张国焘的冷落和瞧不起，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照国民党政府的意思，不是国民党对不起张国焘，而是张国焘有负国民党对他的重望。张国焘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咎由自取。张国焘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好迁往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快速上涨。这时候正在香港的张国焘，见许多人靠炒黄金发了财，便也动了心，在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一开始还真赚了不少，于是便孤注一掷，将全部家财用来买涨。不料，朝鲜战争很快结束，国际金价大幅跌落。没有把握好时机的张国焘不仅将所赚的钱赔光，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倾家荡产，生活越发困窘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大陆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国焘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看到大陆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人民生活日益向好，再看看自己日益穷困潦倒，便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他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金尧如带一封信给中央，表达自己愿意重新接受党的领导的意愿。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内容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很快就回话表达了欢迎态度：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态度是非常包容的，是张国焘一次改变终身命运的重大机遇。可惜，或许是张国焘顾虑与中央的历史分歧难以弥合，或许是面对老战友的不自在和犹豫，这一次机遇被张国焘搁置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就波及到了香港。1968年，以香港进步工人、学生为主体，发动了一场爱国群众运动，一时声势浩大，在港的台湾国民党机构纷纷撤离。这让张国焘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背着一个”叛徒“的名声，会在这场运动中遭遇什么样的灾难。为了保险起见，他又一次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加拿大。

此时，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二儿子张湘楚则远在纽约当医生。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每日里孙儿孙女绕膝，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了张国焘孤苦的心灵，使他享受到了难得的天伦之乐。

但收入来源的不足，使得一家人的生活比较拮据。为了节省开支，张国焘和杨子烈搬出大儿子家，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到1976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的张国焘因中风而右半身瘫痪，造成生活不能自理。此时，妻子杨子烈已年逾七十，加之腿有残疾，也无力照料张国焘。为此，张国焘又申请住进了一家官办的老人病院。位于多伦多市郊，属于官办的慈善机构，条件比较差，房间只有六平方米，而且与另一位老人同住，还不得不与老妻分居，心里难免辛酸孤苦。

日子在郁闷中一天天挨过，张国焘心里明白，他现在只有等死了。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这家老人病院内，终年八十二岁。

回顾张国焘坎坷的一生，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其实不止如此，还有死后灵魂流落异乡，且背负了一世的骂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道路选择非常关键。张国焘如果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能够与党中央同心同德，或许能够名列元勋，荣耀一生，流芳百世；如果在延安能够深刻检讨，改过自新，依然能在革命事业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党内地位也不会低；如果在与中央沟通后能从香港回归，痛改前非，估计至少也能在祖国安度晚年。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没有假设，更没有后悔药，选择了就是选择了，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