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引领了中国文化风气的走向。一般情况之下，大家都认为，上海的男人，都没有什么男子气概，唯唯诺诺，虽然有点偏见，可是万事都有因，这种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鸦片战争之后，此时的上海，只是一个人口不过7万的小城镇。通商口岸开通之后，外国人看中了上海这块宝地，纷纷在这里安营扎寨，从这个时候开始，上海逐渐的繁荣，商号店铺越来越多，仅仅过了20多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巨埠。
急速的发展，让上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外来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些违背常理的家庭结构。
在当时，外出谋生的自然以男子居多，商旅客商也以男性居多。
根据1878年法租界的人口统计：
15岁以上的居民，女性男性的比例是一比三，一些来上海谋生的男性，在老家一般都有家庭，来上海只是谋生，自然不能按传统的方式组建家庭。从正常家庭数量与人口的比列，极其的不协调。
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一些违背婚姻家庭伦理的现象。
比如，男女私下相会的“台基”，非婚同居的“姘居”，一些妇女“弃夫”的行为出现。
所谓的“台基”，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为私情男女提供约会的场所。
在当时，开“台基”店的老板，一般都是中老年妇女，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租借一些房屋，招徕、撮合一些男女，从而赚取一些租金。
“台基”一般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男女本来就相识，只是找个幽会的场所。
第二种男方看中了女方，然后让店主想办法引诱招致，这个时候店主就扮演“王婆”的角色，这种女子一般出于半自愿的良家妇女，为了生活可能会委屈自己，答应这个要求。
第三种，就是台基老板，将一些自愿的女子，推荐给男方。
在当时，有为数不少的良家妇女，出于自愿或者半自愿，参见这种私会、奸宿，逐渐的形成一种流行风气。
在这种潮流之下，一些家庭妇女，以图新奇愉悦，开始追求这种婚外私情。
之所以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外来文化的极度冲击，外来人口数量逐渐的增多，人口流动量大，封建的礼教束缚力逐渐的减弱。家族氏群居生活减少，家族礼教的监督能力也相应的减弱，从而导致家庭的伦理观念，贞操观念，也逐渐的淡薄。
时间一长，
成为一种习惯
，形成一种畸形的观念“夫男不觉，事不败露，而寡廉鲜耻之事，渐视为熟径矣。”
1882年2月4日《申报》，就报道了一个事件：
一个马夫和一个女人，到一家台基店。马夫答应用一块大洋，作为台基之资。可是这个女人，好吃，大快朵颐之后，房租就不够了。
可是这个时候，马夫也不愿意在多出钱，完事之后，偷偷的跑了。
没有付房租，台基老板自然不愿意，于是针对此事，与这个女人公然出手，向其索要房钱，两人在大街上吵闹了起来。
围观的人群，一眼就认出，这个女子是一个粥铺老板的老婆，素来蛮横无理，老婆驾驭不了，只能任其所为。
在这个事件上，就可以看出，台基之事，双方并不忌讳，即使在大街上吵闹，也司空见惯。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也看见了当时上海“小男人”的风气。
关于姘居现象，在1871年10月5日《上海新报》，有这样一番的评述：
当时的上海，不仅无夫之夫，甚至有妇之夫，开始公然与多金男子，公然过姘居生活。邻居假装不知，亲族也佯作不知，逐渐成为一种风气，见怪不怪。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弃夫”现象屡见不鲜。
女子进城之后，开始学习打扮、卖弄风情，家乡的夫君寻来，相比较之下，自然自惭形秽。和与妻姘居的男子比较之下，更是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
另外城市的贫民家庭，如果丈夫无力供养家庭，也会公然与经济条件好的男子姘居，一旦姘居男子经济能力减弱，女子也会立即寻找更强的姘居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逐渐的出现了“夫纲不振”的现象，男子装作不知，“委曲求全”下，“小男人”影响逐渐被加深。
从中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无论是“台基”，还是“姘居”，还有在潮流中沦为“弃夫”的男人，都不可以在对女性，随意施展“大男子主义”。
为了保住现有的女子，就必须收一收脾气，在家中多做一些事情，来讨女人喜欢，不让其生厌。因此，受到威胁的男子，在性格上不得不做出改变，低调、听话、柔和，从而坚定了“小男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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