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中央苏区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

□康模生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重要奠基者之一。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

瞿秋白就义前的留影

　　1934年1月，瞿秋白被派往中央苏区，他从上海动身，经过长途跋涉，于2月初经汀州来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等职。

　　瞿秋白上任后，忠于党，忠于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呕心沥血，抱病勤勤恳恳坚持工作，他来中央苏区时间很短，他于1934年2月到达瑞金，第二年2月就被捕了，短短１年时间，却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讲述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时的两则红色故事，表现出瞿秋白无限优秀而崇高的思想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缅怀。

大众文艺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率

　　瞿秋白是大众文艺的倡导者，也是躬身履行大众文艺理论的实践者，是一个真正的大众文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表率。

　　瞿秋白在上海参与领导“左联”期间，写了大量论述大众文艺的理论文章，如《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性问题》《大众文艺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瞿秋白从大众文艺理论上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基础。1934年2月初，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监管艺术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布告规定设立外交、军事、教育等十一个人民委员部，瞿秋白当选为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

　　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瞿秋白全身心地投入他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工作及苏区教育和主编《红色中华》报刊等，工作非常繁忙，他又身患肺病，但是，他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他紧紧抓住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一项一项抓落实。因而，中央苏区的大众文艺掀起了热潮，出现了人民大众文艺的新局面。瞿秋白在中央苏区从一开始就切实而具体地领导制订和颁发了各种文艺章程，以确保苏区大众文艺运动的顺利开展。首先，他加强了对苏区戏剧运动的领导，将“蓝衫剧团”改名为“苏维埃剧团”，并组织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提议戏剧学校以高尔基来命名，他明确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是我们戏剧学院的方向！”剧校先后为地方和红军培养了一千多名艺术人才。

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到1935年1月，《红色中华》报在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图为1934年12月27日苏区出版的第257期《红色中华》

　　接着，瞿秋白领导制订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重订了《俱乐部纲要》，批准了《工农剧社简章》和《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一系列文艺法规。同时附录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制订的《红军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章程。这些法规、章程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各个文艺组织的方针、任务和组织原则，从而使苏区大众文艺运动走上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道路。此外，瞿秋白还十分重视关怀苏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强开展苏区儿童的文化娱乐活动，制定颁布了《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章程。

　　显然，瞿秋白对苏区大众文艺运动，一方面抓大众文艺的组织建设，加强建立和健全各种大众文艺的组织机构，作为开展大众文艺的重要组织保证；另一方面抓大众文艺方针任务的具体实施，也就是解决大众文艺如何从苏区群众的实际出发搞好大众文艺问题。前一个组织建设解决问题后，对后面这个问题，瞿秋白抓得更切实更具体。

　　一是抓大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针任务的实行。瞿秋白认为大众文艺，应认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他强调剧团要“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动士气。进行作战鼓动。”他对工农剧社明确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在瞿秋白的领导和组织下，苏区文艺团体纷纷到前方、到医院、到农村去演出，如中央苏维埃剧团于1934年春耕期间，用了一个多月到梅坑、西江、洛口、庄潭、珠兰埠、会昌、踏岗、武阳等地演出，他们配合春耕运动的表演，获得工农群众的欢迎和好评，推动了苏区的生产和大众的各项工作，真正起到了大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服务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

　　二是抓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瞿秋白要求剧团在为工农兵演出中，文艺工作者要“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体验各种生活，他强调指出：“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就不能产生好的作品。”文艺工作者们带着瞿秋白的叮嘱随军下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生活、劳动、打柴、挑水、晒白薯干、收藏粮食，进行口头宣传。群众去赶集，瞿秋白就编了新戏、新歌、新的舞剧，在赶集的庙会上演出。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果然真有学不完写不尽的东西，如中央苏维埃剧团下乡一个多月，就创作了8个活报剧、3个戏剧，比过去剧社编委会数月创作的作品还多。瞿秋白认为向群众学习，应当学会群众语言。例如他在讨论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时指出：“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是抓培养文艺骨干工作。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因此，他主张高尔基戏剧学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他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意义。同时建议把瑞金云集区工农剧社的社长、长汀县工农剧社社长、中央印刷厂工农剧社社长及各区的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开设地方班，半年毕业。此外，瞿秋白还特别重视培养革命文艺的下一代，所以他亲自培养优秀的儿童演员，亲自制定培养计划，检查训练，培养出了4个“童星”，为他们举行文艺晚会，给他们挂上红领巾和大红花，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儿童演员艺术水平的提高。

　　四是抓大众文艺创作。鉴于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搞创作存在不少困难，瞿秋白从实际与可能的情况出发，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办法帮助文艺创作人员克服困难。如在创作剧本时，瞿秋白启发诱导说：“我不会写剧本，只能供给你们些故事。”于是他自己先写了许多故事提供给他们改编成剧本。同时也要他们先写些故事给他看，然后再编成剧本。他说：“山歌、民歌是很好的东西，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要学着很好的来应用。”大家听从瞿秋白的话，个人和集体都创作出了许多歌剧、儿童剧和山歌、小曲等作品。瞿秋白将话剧《牺牲》《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不要脸》等5个剧本结集一起，并写了序言，取名《号炮集》，油印出版发行了200本到全苏区，这就是中央苏区编印出版的唯一一个剧本集。“火星”等剧团搜集到几百首山歌民歌，这些苏区歌谣是苏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生动反映，又是动员人民的战斗号角，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起了极大的作用。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瞿秋白被留下来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这是一段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些日子里，瞿秋白抱病坚持工作，一如既往地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坚持指导苏区文艺工作，为了适应局势的急剧变化，他将留下来的部分文艺战士，分成“火星”“红旗”“战号”3个剧团，继续进行巡回演出和帮助群众开展战斗的文艺活动。

　　1935年2月上旬，瞿秋白即将离开苏区前夕，还将3个剧团集中在于都小密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从汇演中反映出在瞿秋白精心指导下的苏区大众文艺，取得了非常可喜的丰硕成果。演出结束后，瞿秋白当场给演员们发了奖。但是，大家都没想到这次与秋白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汀州试院里瞿秋白被关押的囚室

　　如果说瞿秋白在上海主要是解决大众文艺理论问题，那么他在中央苏区则是主要解决大众文艺的实践问题，也就是大众文艺理论在苏区现实生活斗争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短短一年中领导苏区大众文艺运动的实践表明，他所积极倡导和实践的大众文艺理论，不仅符合中央苏区大众文艺运动的斗争实际，而且对指导开展中央苏区的大众文艺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最后的日子里

　　1935年6月18日，从一大早开始，汀州全城戒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气氛异乎寻常的紧张。

　　10时许，从中山公园奔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手里端着枪，一出大门，立刻分成左右两列往前开路。

　　行走在中间的人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使人感到奇特的是，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毕恭毕敬地跟在一个“特别囚犯”的后面。

　　这个“特别囚犯”名副其实的特别，这时虽然是押赴刑场，但是既没有手铐脚镣，也没有五花大绑，更没有插毙招。他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脸上戴了一副近视眼镜，身穿黛色布中式对襟衫，洁白抵膝布短裤，脚穿一双黑线袜和黑布鞋，走起路来步履镇定从容，顾盼自若，手指上还夹了一根香烟，时而抽上一口，缓步往西门外走去。行至一条巷口，瞥见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怔怔而立，顿时他若有所感，一曲雄浑、激越的歌声回响在街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做最后的斗争！……”

　　他歌罢《国际歌》，又唱《红军歌》。街上的群众越来越多，大家目睹了这种悲壮场面，流下了悲愤同情的眼泪，许多人义愤填膺，对国民党军警射出了愤怒的目光。

瞿秋白就义处

　　到了刑场——罗汉岭，他透过近视眼镜环视了一下四周，岭上青松挺拔，岭下有一块芳草茵茵的草坪，他昂首向草坪走去，盘膝坐在草坪边上，笑对刽子手们道：“此地甚好!”言毕，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饮弹洒血，壮烈牺牲，时年36岁。

　　这个“特别囚犯”是谁呢？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学家瞿秋白。

　　瞿秋白是1935年2月中下旬，因肺病严重，从瑞金出发，前往香港、上海治病，途经长汀水口乡小迳村时，不幸被捕的。起初，他被关在上杭监狱，遭受了严刑拷问，未曾暴露身份，他正当瞒住敌人，致信上海鲁迅先生，帮他寻求铺保，设法脱身时，敌人对他产生了怀疑，将他押送汀州国民党36师师部，审讯时，敌指使叛徒郑大鹏出面指认，瞿秋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国民党中央获悉瞿秋白被捕后，立即派遣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中统特务陈建中从南京前往汀州对秋白进行劝降。

　　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还亲自召见王杰夫，说：“你如能说降瞿秋白自首，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及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抵汀州后，多次到狱中找秋白谈话，开始想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秋白，然而秋白一针见血戳穿其阴谋，并毫不动摇地说：“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一次，王杰夫问红军北上的目的，秋白答：“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是抗日”。他还说：“我相信红军一定能够渡过长江天险，北上抗日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当王杰夫、陈建中探问秋白去香港、上海打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后，江西等地潜伏计划如何等问题时。秋白怒形于色，拒不回答。

　　王杰夫劝秋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他效法叛徒顾顺章等人。秋白厉声回答道：“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一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尽管敌人费尽心机，耍尽花招，结果都无法从秋白身上揩到一星半点油水。敌人劝降失败了!于是，便对秋白下毒手，蒋介石向36师发出“就地枪决，照相验呈”的电令。

　　6月18日晨，秋白正在窗前铺纸写诗，36师特务连连长走进狱中，向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秋白毫无惧色，神态自若，挥毫疾书：“云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末署“瞿秋白绝笔”。秋白镇定从容、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大大出乎特务连长意料之外，使得特务连长既吃惊又敬佩。

　　少顷，在敌人押送下，秋白从敌36师师部来到中山公园一座八角亭里。这时，敌人已在亭里的小圆桌上摆下了刑餐：美酒一瓮，佳肴四碟。

　　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酌，酒至半酣，悠然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真快乐，与世长辞为大快乐！”并立于八角亭前，泰然自若，让摄影师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吃罢刑餐，秋白在士兵押送下步出公园，出现了故事开头令人终生难忘的那一幕！

　　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鲁迅先生抱病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被杀掉了，作品是不能被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作者系原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