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剧与天津

　　京剧传入天津，约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1)，当时此剧种的名称还未被称作“京剧”（现今从源流上称作京剧，纯属是为了叙述上的便利）。据清道光初年(1821)崔旭著《津门百咏》诗中有“只有儿童偏快乐，满街学唱二簧腔”的记载，这反映了当时二簧腔已在天津广泛流传，诗中所说的二簧腔是京剧的渊源之一。

　　一、京剧传入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第一代京剧名演员余三胜来津演出，轰动一时。此时已有京剧票房在津出现。天津名丑刘赶三就曾在侯家后的“群雅轩票房”学余派(三胜)老生戏的活动，同时参加活动的还有郎八十、杓子刘、张三元等人。清咸丰三年(1853)，楚调演员谭志道由武昌来津搭皮簧班演出，其子谭鑫培约于清同治元年(1862)在津登台唱老生戏。与谭鑫培齐名的孙菊仙为天津人，他由业余爱好京剧而下海从艺，成为一代名伶。在他的晚年，天津观众称他为“老乡亲”。

　　当时北京是名伶荟萃之地，外埠约聘“京角”多由天津中转；而南方伶人进京献艺，也愿先在天津“挑帘”。戏班南来北往的过津活动频繁，故天津曾有“过路班”之称。至清光绪末年形成鼎盛时期。

　　受天津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的影响，天津演员素具豪迈奔放的表演风格，武戏更获长足发展。在清末民初时期，武生阵营颇为壮观。当时武生有黄月山、李春来、李吉瑞、尚和玉、薛凤池、高福安，武丑有张黑，武生红净有程永龙等。其中黄月山独创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的流派。李吉瑞、尚和玉、薛凤池被誉为“天津三大武生”。他们大都精通武术，在表演上追求勇猛。《京剧二百年历史》(日本人波多野乾一著)中多次提及“天津派武生”。当时的杨柳青戏曲年画中对此也有真实反映。如《连环套》(戏曲年画)就是画师根据天津大观园九义班演出的《黄天霸拜山》一场的实景描绘而成。画面龙腾虎跃，十分生动。

　　二、京剧改良

　　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入，以戏曲“转移社会辅助政治”的要求提出，京剧改良运动开始兴起。天津先后有刘子良的移风乐会、蔡儒楷的戏剧改良社、林墨青的艺剧研究社等组织成立。近代教育家严范孙、林墨青、李琴湘，剧作家韩补庵、戏曲演员汪笑侬、张黑、杨韵谱、刘喜奎、李吉瑞、尚和玉等，成为改良旧剧的主力。李琴湘编新剧《潘烈士投海》，经严范孙修润后，特邀沪伶王鸿寿演出，开天津旧剧改良风气之先河。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也由于内容形式不能完全结合，这场戏剧改良活动未能进行下去。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天津京剧一度受到冷落。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政治中心南迁，京班多小居天津。其时津城商业畸形发展，加上前曾遭禁的男女合演得到恢复，“京角”、“沪伶”频频来津，京剧在津再度兴旺。

　　这一时期，在京角中出现了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1927年以后的数年间，天津的“明星”、“春和”、“北洋”3家戏院，曾由“四大名旦”轮流公演。1929年冬，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同台演出，以《霸王别姬》、《红拂传》、《玉堂春》各显特色。荀慧生将梆子花衫戏《辛安驿》、《香罗带》等改为京剧，赢得观众欢迎。同时生行开始崛起，如杨小楼、余叔岩与梅兰芳三人在津合演《回荆州》、《长坂坡》、《四郎探母》等名剧，轰动一时；30年代，高庆奎与郝寿臣在津珠联璧合，马连良后来居上，在津首演《十道本》、《胭脂宝褶》，其翻新的《借东风》、《甘露寺》、《春秋笔》等风靡津城。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京剧名家演出活动在天津形成热潮。如1933年的一年之中，来津演出的有名老生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孟小冬等18人；名武生有杨小楼、尚和玉、孙毓坤等10人；名旦角有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黄桂秋等8人；名小生有程继先、姜妙香、叶盛兰等4人；名净角有郝寿臣、侯喜瑞等。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京剧名伶。当时还出现过马连良“扶风社”与周信芳“移风社”合作同台演出《借东风》、《一捧雪》等名剧，开南北联袂之创举。

　　三、戏班与剧目

　　京剧表演的南北交流，促使天津京剧队伍发生两大变化：一是票友群激增，票房林立。票房最多时有60余处。其中组织较健全、水平较高的有云吟国剧社、渔阳国剧社、鹤鸣社以及“永兴”、“遥吟”、“同志”、“新风”等国剧社。著名票友有王君直、窦砚峰、王庾生、韩慎先、刘叔度、杨慕兰、袁文斌等。这些票友对保留传统技艺，促进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二是“彩头班”的再兴。20年代初，碧云霞、赵美英、李吉瑞等争相效仿海派戏，不断推出连台本戏，如《狸猫换太子》、《七擒孟获》、《济公传》，还有《火烧红莲寺》等。这期间，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创办的“稽古社”和“稽古社子弟班”长期演出彩头戏如《西游记》、《封神榜》、《武松》等。

　　1940年前后，稽古社编演了《侠盗罗宾汉》《侠盗燕子李三》等，运用舞台新奇布景、灯光及西洋乐、舞蹈等新的表现形式，连演3个月场场客满。稽古社子弟班在尚和玉等名师传授下，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如后来成名的张春华、纪美华、张云溪等人。

　　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京剧活动亦随之走向低潮。此时，“革新平剧”的口号又被提出，田汉的名剧《江汉渔歌》、《琵琶行》传入天津。

　　四、1949年后京剧艺术的发展

　　1949年1月天津战役后，京剧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4月，刘少奇来津视察工作期间，在听取文教工作汇报后指出：“对书报、戏曲、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防止过急过‘左\\'”。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及时作了传达，遂使天津的京剧舞台出现了新气象。当时，梅兰芳、盖叫天等名家和北平戏剧学校校友剧团、解放军平剧团、华北平剧研究院相继来津演出优秀传统剧目和新创作的《桃花扇》、《野猪林》、《九件衣》等。随后，天津民营新艺剧社(后改名红风京剧团)积极进行旧剧革新，上演新戏。仅1949年上半年就演出《三打祝家庄》、《黄巢》、《逼上梁山》、《闯王进京》等剧目200余场。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戏改应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为指导。1954年，天津市举办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京剧界以《打渔杀家》、《碰碑》、《艳阳楼》等剧目参演。其后建立了“扶新”、“建新”、“建华”、“革新”、“前进”等民营京剧团，形成了一个京剧群体。1956年8月，在原天津共和京剧团与北京宝华京剧团的基础上，邀集外地一些演员，建立了以杨宝森、厉慧良、丁至云、周啸天等为主演，后来又调进张世麟、林玉梅，组成阵容强大、文武并重、流派纷呈的天津市京剧团。主要演员各自有保留的拿手戏，如杨宝森的《伍子胥》、《杨家将》；厉慧良的《长坂坡·汉津口》、《挑滑车》、《艳阳楼》；张世麟的《雁荡山》、《武松》；丁至云的《玉堂春》、《凤还巢》等。在1956年6月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后，天津成立了戏曲剧目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搜集、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在发扬优秀传统和改革创新的基础上，天津一些名演员在形成流派、风格上日臻成熟。杨宝森与琴师杨宝忠、鼓师杭子和密切合作，对《杨家将》、《失·空·斩》、《伍子胥》等代表作的声腔进行改革创新，把“杨派”艺术推向高峰。厉慧良不断加工《艳阳楼》、《长坂坡》、《钟馗嫁妹》，走“南北合”之路，创出了“华美灵胜，新颖酣畅”的艺术风格。新剧目创作经过1958年的粗制滥造后，于1959—1964年相继涌现出新编历史剧《火烧望海楼》、《狄青风雪夺征衣》和现代戏《六号门》等优秀剧目。这时，天津京剧舞台空前活跃，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院等相继来津演出有代表性的剧目。如中国京剧院一团李少春、杜近芳、袁世海演出的《野猪林》，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演出的《赵氏孤儿》、《秦香莲》、《望江亭》、《姚期》，梅兰芳演出的《穆桂英挂帅》，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武则天》，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的《杨门女将》、《满江红》等，对天津京剧艺术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以京剧《野猪林》相招待。当时因该剧主演李少春生病，由天津市京剧团厉慧良演出，圆满完成任务。

　　1961年，天津市京剧团进京参加全国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演出《火烧望海楼》。

　　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天津市京剧团以现代戏《六号门》参演。会后，天津市、区京剧团体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又创作演出一些新剧目，如《三条石》、《渤海渔歌》等。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天津的京剧事业受到很大摧残。传统戏被禁演；全市除市京剧团外，其余京剧团全被解散。许多京剧名家横遭“批斗”；著名琴师杨宝忠，演员小盛春、詹世辅等被迫害致死。“文革”10年之中，除市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等戏外，另建《海港》剧组和《红灯记》剧组，专演“样板戏”。

　　五、“文革”后的天津京剧

　　1976年10月伴随着“四人帮”垮台，结束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77年2月开始，京剧逐渐复苏。禁锢了十几年的新编历史剧、传统戏《火烧望海楼》、《闹天空》、《挑滑车》、《霸王别姬》等恢复上演。新编历史剧《刘金定》、《三喜图》、《清宫秘史》、《三打陶三春》、《一代元戎》等，现代戏《六号门》、《清明雨》、《青山》等及整理加工的传统剧《乾坤福寿镜》等纷纷搬上舞台。老艺术家厉慧良、张世麟、丁至云、林玉梅四大主演联合演出各自的拿手戏《艳阳楼》、《蜈蚣岭》、《苏三起解》、《春秋亭》等；高龄老艺术家赵松樵与李万春合演《白马坡》；杨荣环与袁世海合演《霸王别姬》。

　　厉慧良复出后，曾到各地演出传艺。1985年，他作为领衔主演兼副团长率中国京剧艺术家代表团赴香港演出，被誉为“中国当代武生第一”。后在上海举行的“厉派艺术研讨会”，第一次作为一个流派，被专家学者给予确认。

　　1986年举办首届“天津戏剧节”，天津市京剧三团的《金翅大鹏》、天津市京剧团的《乌盆梦》获优秀演出奖。多名演员获表演奖。《金翅大鹏》还曾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新剧目奖，并由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录像带发行全国。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兴艺术勃起，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使戏剧艺术受到冲击。在此种形势下如何振兴京剧艺术，被提到日程上来。

　　其间，康万生是“文革”后在全国首位将裘派名剧《赤桑镇》重新搬上舞台的花脸演员，康万生师从著名裘派艺术家方荣翔，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被公认为是当代著名的裘派演员之一。

　　1984年8月，以天津市戏曲学校的1981年度毕业后留校进修3年的学生为基本队伍，建成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市长李瑞环亲自部署，聘请京剧艺术家张君秋担任总顾问，并由他牵头约请当代国内一流的表演艺术家，组成一支教师队伍，对该团的青年演员进行“百日集训”(此后每年暑期均集训一次)。不仅优质高效地排演出10台优秀剧目，还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如王力(立)军、雷英、张克、孟广禄、兰文云、刘桂娟、刘淑云、李佩红、石晓亮等。经过10年的艺术实践，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已成为一支实力雄厚、行当齐全、剧目丰富、流派纷呈并享誉中外的年轻的京剧劲旅，多次获得全国性的优秀演出奖和优秀演员奖。

　　1988年1月，天津市戏剧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艺术学校”，扩大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并坚持以京剧专业为主，增加了舞蹈、舞台美术等艺术门类。自1990年开始创办了从小学到中专“一条龙”培养多方面艺术人才的模式，实施从娃娃抓起，文化课程与专业学习同步进行，使学生提早开蒙学戏的艺术教育机制。在1992年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新苗奖”少儿邀请赛中，该校的小学员王艳、王玺龙获一等奖，刁云鹏等3人获二等奖，李国静等3人获三等奖。1994年举办的“新苗奖”赛中，又有王玺龙、连莲、时维等获一等奖，韩伯维获二等奖。同年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来校视察时，对该校的办学思路给予充分肯定，并称赞该校是“艺术家的摇篮”。

　　其间，“音配像”工程启动。所谓“音配像”，指的是选择著名京剧艺术家当年表演的只有录音而无录像的剧目，组织其亲传弟子或后代，在曾经参加演出或亲见过演出的老艺术家的指导下，为其配上演出录像。至1995年，已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50部音像制品，并在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电视台播出。此举既为京剧界继承、学习传统京剧艺术保存了重要声像教材，也满足了观众鉴赏此类剧目的需求。

　　1986年3月举办“张(君秋)派艺术展览演出”；

　　1987年4月举办“梅(兰芳)派艺术展览演出”；

　　1986年至1994年，先后3次举办“天津戏剧节”；

　　1991年由天津创立举办的“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由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局承办)，到1994年已举办两届；

　　1995年11月在津举办了“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开幕式大型京剧晚会《辉煌》，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同时开展“‘沽水流霞\\'京剧风景线”活动，展示了天津专业和业余京剧活动的深厚群众基础。这些活动既活跃了天津的京剧舞台，也扩大了京剧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自1985年起，天津戏剧界就创建“卫派京剧”问题先后3次组织学术讨论。

　　1995年天津电视台拍摄了京剧电视艺术片《访阴铡判》；同年天津建立了“振兴京剧基金会”。

　　所有这些，都对天津京剧艺术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以上内容参考《天津地方志》编辑整理，转自《闲聊天津戏曲艺术（二）作者：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