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录：飞进包围圈的俾斯麦后裔

原创 锅炉房老王 尼伯龙根工厂 1月23日

生于1921年的恩斯特·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Ernst Gottfried von Bismarck）来自历史悠久的德国军事贵族家族。1939年，恩斯特高中毕业，进入德国国家劳役团（RAD）接受初步的军事训练，波兰战役打响的时候，他还在接受土木工兵训练。1939年10月，恩斯特完成军事训练，正式成为了一名国防军士兵，从驻扎在波茨坦的第9步兵团调到了第76步兵师下属的第178步兵团。法国战役结束之后，恩斯特进入军校学习，1941年1月毕业，之后到驻扎在罗马尼亚的一个训练单位任职，苏德战争打响后，这位铁血宰相的后人也被送上了前线……

……“行军”对于我们步兵而言，就意味着要靠自己的双脚，在俄国前线的尘烟之中跋涉千里之遥。在俄国，只要下一场小雨，田野都会变成深不可测的烂泥塘，全副武装的步兵很容易陷入其中，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要每天赶上70公里的路！

很多人已经练成了边走边睡的本事，这样做的时候，你需要在队列中间位置，在要拐弯的时候，周围的人会裹挟着你往正确的方向走。我甚至能一边睡一边往前跑，这是因为我是个排长，必须走在队列前面，这样我就可以拽住连长坐骑的尾巴，跟着马往前小跑，队列也不会乱的。

一般只有扼守渡口的苏军才会猛烈抵抗，其他地方的苏军就没那么顽强，所以我们很快就推进到了顿涅茨盆地，实在是太快了。到达盆地的时候，这一年的冬天提前降临，我们再也没法继续快速推进。1941年的一整个冬季，我们要么疲于应付着苏军的反攻，要么就呆在原地无所事事，怎么都不好过。俄国人有棉衣服穿，可我们却没有，气温有时候会跌到零下三十度以下，很多战友都被冻坏了，那些熬过头一个冬天的战友们都得到了一枚“冻肉章”。

国防军第76步兵师的师徽，该师主要由来自普鲁士地区的动员兵组成，驻地在勃兰登堡。波兰战役开始的时候，第76步兵师还没有组建完成，后来赶上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时，该师随南方集团军群作战，直至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西部被全歼。1943年4月，第76步兵师得到重建，之后继续在东线南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作战，1945年4月30日向苏军投降。

等到开春，我们离开旧阵地继续赶路，拼老命击溃了包围我们的苏军，一直杀到顿河岸边。1942年8月21日，第178团到达顿河北岸，在韦尔特亚希（Wertyatshi）建立起桥头堡。苏军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挡住德国的装甲部队，他们不久之后也打到了伏尔加河北岸的斯大林格勒。

9月份，第76步兵师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草原地带的所谓“北界”驻扎下来，这一带沟壑交错，我们又花了很大力气构筑战壕，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双重堑壕体系，各个工事都有通向指挥所的交通壕。在战壕前面，我们布置了6道地雷阵，6道铁丝网，还把一些已经被打成残废，但炮塔还能用的T-34坦克埋在战壕后面，加强反坦克火力。这样折腾一番之后，我们自以为已经身在铜墙铁壁之中，将会万无一失。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构筑阵地的德军士兵。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利用当地的沟壑加强防御，一定程度上拖慢了苏军的推进速度。

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激烈的巷战已经打响，双方短兵相接，一个平方米接着另一个平方米相互争夺不休。在伏尔加河西岸，苏军控制着一段战壕，战壕和伏尔加河之间是长达300米的大陡坡，位置非常狭窄，无法使用重武器，整个战役期间，德军怎么都攻不下来，也无法对其实施封锁。犬牙交错的巷战当中，什么奇葩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一次，我前去拜访一位当连长的朋友，他的防区里有一栋楼，德国人控制着地下室和二楼，一楼有老毛子，由于不愿意受冻，谁都没有在楼房上面开出窟窿，也都不想轻易放弃地盘。于是白天双方该打还打，但都有所克制。到了晚上，双方心照不宣地偃旗息鼓，给对方撤走伤员和用餐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徒步步兵师主要依赖畜力进行运输，所以，在冬天如何给马保暖，还有上哪里找饲料全都成了难题。无遮无拦的草原上别说树了，连灌木丛都没有，构筑掩体用的木头要从顿河对岸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运来，根本没有多余的木头用来建马厩。所以，大部分的马匹都被我们送回后方，只留下少数用来拉车，往前线运送补给。送走马匹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在被迫撤退的时候，由于没有马匹牵引，所有的重炮都被放弃了。

马匹牵引的15cm s.FH 18重型榴弹炮是徒步步兵师的炮兵火力中坚，在畜力牵引行军时需要把火炮拆成炮架和炮管两部分，每一部分都需要至少6匹马来牵引，放位和收起都十分费力。

1942年11月，我们位于战线侧翼的防区相对平静，第6集团军也取消了禁止休假的禁令，大家对此期盼已久。为了公平，大家通过抽签来安排休假，我抽中了圣诞节返乡的签，但一位老预备役军官非要和我换，他的假期就在这几天，但他刚得到消息，自家闺女要在圣诞节办婚礼。我想：“有什么就算什么吧！整不好圣诞节就又不让休假了，能不能活到那会儿都不知道，管他呢……”于是就和老军官交换了假期，准备回家。两天之后的11月15日，我乘上了回家的列车，列车在卡拉奇（Kalatch）驶过顿河铁路桥，算是离开了斯大林格前线。就在我离开之后的11月19日，苏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在22日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而我在波美拉尼亚的庄园里消停地、幸福地休息了一个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波美拉尼亚战争末期被苏联占领，庄园所在的东波美拉尼亚被割让给波兰）。

东波美拉尼亚的俾斯麦家族瓦尔岑庄园，1945年3月被苏军占领，俾斯麦家族在其附近的祖坟也在1957年被波兰政府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象征爆破处理。除了恩斯特以外，俾斯麦家族还有多位成员在二战期间为德国国防军效力。

报纸和广播对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事情三缄其口，像我这样的基层军官，以及德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事态已经有多么恶劣。我回到前线之前，还到波茨坦的老部队去转了一圈，他们也对此一无所知，要不无论如何也得把我扣在那里……12月14号，我在柏林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准备回到自己的部队销假。

当列车开到哈尔科夫的时候，有位老兵突然上车通知：“有来自第6集团军的官兵，请在这站下车！立即向后备军官团报到！”我们虽然一头雾水，但老兵说完就一言不发，这让我们很快察觉出来事情可能不对劲：第6集团军可能被包围了，这个事情想想都不寒而栗！在哈尔科夫呆了几天之后，我们被转送到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后备军官团，到这里才听说了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小道消息。我被安排担任罗马尼亚军队联络官，和其他40位军官一起被安排到了最为偏远的司令部。火车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出发往东开，至于罗马尼亚军队的司令部在哪里，我只能自己找。后来我才知道，罗军司令部早已跑路，而罗军部队已作鸟兽散，除了那些被苏军抄了后路的没跑成，其他罗军部队都已经向西仓皇逃窜，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被他们丢在身后。

在离斯大林格勒还有280公里的蒂西尔（Tshir），从后方返回的军官们被紧急组织起来，临时拼凑出战斗群保卫这座镇子。战斗群士兵与军官的比例达到了6：1，无论多大官，最多也就能当个排长，而最重型的武器只有手枪，士官和士兵们好一些，带过来什么武器就用什么。大部分的士兵都是第6集团军的后勤人员，面包师、饲养员、司机各色人等应有尽有，都没什么战斗经验，这会儿已经是12月23号了，临时培训也来不及了。

谢天谢地，第二天我们呆在一列停靠在站台的火车里面，而车厢里生着暖炉，除此之外，这镇子里也没别的地方可呆了。敌人没有出现，我们也对战局一无所知，但连距离斯大林格勒快300公里的地方都需要保卫，那显然好不到哪儿去。从对侧铁路上往西驶来一列运载伤兵的列车，车上的人说，他们乘坐的是最后一班从斯大林格勒开往莫洛佐夫斯卡亚（Morosovskaya）的列车，伤员只能被紧急安置在货运车厢里，机场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失守。直到这时，我们才刚刚反应过来，今天晚上应该是圣诞前夜啊！

我看着这些憔悴的伤员，缺衣少食，只能用车厢里的稻草御寒。我突然想起我妈妈让我带来了一棵圣诞树，用来在前线过节，还装在大口袋里，这东西简直是个奇迹！天气寒冷刺骨，但好在没有风，我们没用多一会儿，就把那棵圣诞树立在了站台上，点燃了上面的蜡烛。士兵们和还能行动的伤员们起初有点犹豫，后来都围了过来，其他的伤员也打开了车厢的门。有人轻轻地哼唱起《寂静的夜，神圣的夜》，其他人马上跟了上来，形成了粗糙但感人的合唱。唱完后，大家全都安静了下来，非常安静，各有所思。之后，又有人唱起另一首著名的圣诞颂歌，大家又满怀热情地跟着唱了起来。虽然条件恶劣，但希望之光永恒闪耀。这个圣诞夜赋予我信念的力量。

几张1942年圣诞主题的德军战地明信片。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履行士兵的职责，也逐渐和战斗群的战友们熟悉起来。武器装备的情况简直可笑，有一支巡逻队就是四个军官挤在一辆欧宝P4轿车上面，端着手枪，颤颤巍巍的在滑溜溜的冰雪路面上开来开去。还有另外一支沿着铁路巡逻的队伍，他们搞来一台蒸汽机车，司机和司炉还都是俄国人，三个军官和他们一起呆在火车头上面。好在巡逻任务没什么危险，真正能构成威胁的只有俄国人的夜航轰炸机，他们会趁着天黑开着些动静像缝纫机一样的破玩意过来丢炸弹，火车站里还有两节油槽车呢，里面的燃料可是满的。

简陋的欧宝P4轿车。

12月30日，我接受到了新的命令，上级要求我尽快回到顿河集团军群在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的司令部报到，之后飞回包围圈内归队。我所在的连队所有军官已经非死即伤，急需我回去填补空缺。虽然这形同自投罗网，但在经历过最近的种种波折之后，我还是非常高兴能够归队。我当时觉得，有这么多军官都被运进去了，那说明包围圈里面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更不至于落得什么悲惨下场。

我将在第二天乘飞机飞进包围圈，在等待飞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曼施坦因的副官亚历山大·施塔尔伯格（Alexander Stahlberg）现在正好也在集团军群司令部。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你赶紧过来找我吧，元帅现在还在午睡呢。“然后，就在我刚坐下来和他聊天的时候，元帅突然冒了出来，问我是谁，于是我自报家门，并说明自己刚从一条“所谓的”防线上过来，马上要到斯大林格勒去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为啥你说那是所谓的防线？“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元帅先生，我可以说说那里的情况吗？“

元帅让我留下和他的参谋们一起吃晚餐，边吃边聊，我这么一个小少尉混迹在一群大佬中间，这辈子也就经历过这么一回。后来，曼施坦因和施塔尔伯格都把这天晚上的听闻写进了自己的书里。施塔尔伯格认为是我的“普鲁士军官的奉献精神”驱使我回到包围圈中，听起来很高大上，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亚历山大·施塔尔伯格战后所著的回忆录《这该死的天职》

正在开会的曼施坦因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机场，登上一架He 111轰炸机，轰炸机的弹舱里塞满了弹药和面包，机翼油箱里灌满了带给包围圈内车辆使用的汽油。所谓机场其实就是一片草地，跑道是不存在的。在起飞的时候，由于地面凹凸不平，飞机里面还塞了太多货物，颠簸之下，不堪重负的起落架终于崩溃，飞机肚皮着地窜出去老远，万幸没有炸成一团火球，我和三名机组成员也毫发无伤。没办法，只有回去等下一班飞机。我在机场办公室见到了一位熟悉的空军军官。他一听我还要飞进去，一下子就急了：

“你他妈疯了吧，还他妈往里飞！我马上有个去柏林的直飞任务，你和我飞回去吧，今晚咱们去克朗兹勒咖啡馆喝一杯！“

这一次，我的”普鲁士奉献精神“发挥了作用，我谢绝了这位朋友的好意，又一次登上了飞往斯大林格勒的飞机。

40年代的柏林克朗茨勒咖啡馆。克朗茨勒咖啡馆（Cafe Kranzler），位于选帝侯大街上的老牌咖啡馆，曾经是柏林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几经转手，如今已经沦为网红打卡地。

恩斯特提到的汽油应该是被灌在了第3号和第4号油箱当中，等飞到目的地之后再抽出来。

这次飞行只有三架轰炸机组成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半路上还遭到了苏联战斗机的拦截，编队中其余两架飞机受伤，不敢降落，把货舱里面的货物倾泻出去之后跑掉了，只有我们的那架飞机成功着陆。刚一着陆，苏军炮兵就开始炮轰机场——没时间磨蹭了，只能快点卸货，装上伤员，再次起飞。就算是没有炮击，机场附近也非常危险，很多人都被从天而降的货物砸中，即便是面包，在这种严寒天气之中也会硬如铁，我一刻都不敢停留。我应该属于最后一批飞进包围圈的人，因为没过几天，机场就被苏军占领了。

前往古木拉克机场拖运物资的德军运输小队，1942年11月27日。

我回到了师部，见到了师长，告诉他曼施坦因元帅对目前局势的判断是“悲观，但还没到无望的程度“。师长要求我，千万不能把曼施坦因的看法告诉别人，我却认为没有必要把真实情况瞒着在前线奋战的弟兄们，这样做根本没有道理，也不符合人之常情。

这天晚上，我回到了团驻地，当时它位于斯大林格勒往西30公里处的草原地带，防线是临时构筑的，非常简陋，团下属的两个营实力都已经缩减到战斗群规模。除了团副官之外，原来的团部班子似乎已经都不在了，工兵排里原来的45人也只剩下6个，最早的那些老战友此时早已损失殆尽。其中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昨天受了重伤，我接替他继续指挥，手下一共只有30来人，而战斗群的人有好多我都不熟悉。更糟糕的是，他们都稀稀拉拉地躲藏在各处战壕之中，白天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行走就是个活靶子，我只能在晚上没有月光的时候，去挨个找他们布置任务，指挥难上加难，食物也只能在晚上送上来。我的指挥部也非常简陋，只是一个盖着飞机残片的大坑而已，照明电力是从电话线引出来的，非常昏暗。我们之前的‘铜墙铁壁“早就让给了苏联人，那上面的每一个散兵坑，都是我们冒着零下十五度二十度的严寒，一点一点刨出来的。

现代军事重演爱好者扮演的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德军工兵。恩斯特的工兵排应该是团属工兵排，不是师属的战斗工兵营。

在我离开的这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包围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整个集团军口粮储备已经耗尽，饥寒交迫。所有的食物都要从很远的地方空运过来，一天比一天少，最终饿疯了的人们就只能挖地三尺。形势一天比一天差，伤病员难以得到救治，绷带、药物和麻醉剂都十分紧缺，更不用提暖和的地下掩体了，只要受伤或者生病，那基本就死定了。所以，但凡是还能爬的人，都试图在飞机上抢到一席之地。虽然坦克已经剩不下多少了，但运输机运进来的那点油都不够坦克烧的，根本没有多余的燃料维持救护车的运转。不管多远，运送伤员都只能靠雪橇，为数不多的几匹马已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宰杀之后没多久就吃光了。

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弹药紧缺，无论是轻武器还是重武器，都已经没什么弹药储备了，炮兵每发射一枚炮弹，都要事先征得师长的同意，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击退苏军，在残酷的战斗中活下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1943年1月4日的斯大林格勒就是这副德行，没有东西取暖，没办法救治伤员，没有弹药，没有对抗苏联坦克的反坦克武器，也没人能救得了我们。就算是到了这种地步，大家还是在坚持战斗着，真是难以置信。

1月8日是我的22岁生日，1月10日，斯大林格勒德军的末日开始降临，苏军从北边大举进攻，我们硬扛了一整天，但邻近的阵地却丢失了。为了防止被苏军包抄，我们只好撤退，每天晚上都会向市区方向后退一段距离。在白天，战斗群里一半人会在前线抵抗苏军，另一半人休息。晚上撤退的时候，大家会洗劫那些被丢弃在各处的车辆，把里面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如果有人运气好，找到的食物比较多，那么大家会一起分享。我的战斗群收容了很多残兵，规模已经膨胀到100多人，这么多人会很快在一片漆黑当中把找到的食物瓜分殆尽，我自己一点都捞不到。我们还弄来一些雪橇，用来拖运伤员，除了带着他们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讨论有没有可能向西边撤退，和最近的德军部队建立联系，但无论是孤军奋战还是抱团突围，都毫无胜算可言。空旷的草原绵延数百里，上面覆盖着深深的积雪，没处躲没处藏，也没东西可吃，大伙已经饿了好几个月，根本没力气再徒步走出那么远，于是，我们放弃了往西边去的想法，有些人还是执意西行，他们大概都死在了半路上。这时候，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向苏军投降才是唯一的活路。但并没有人公开这么说过。大家都还记得之前的恐怖景象——无数饥饿、麻木的苏军战俘，听天由命地排成长队走向战俘营，在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种命运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这时候，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已经被分割成三段，机场已经失守，再也得不到任何补给。运输机会在晚上丢下装着食物的空投箱，这种东西先到先得，其中有不少白白落到了老毛子手里。

1月31日，南边口袋里的德军在保卢斯元帅的带领下投降，保卢斯前一天刚刚被晋升元帅，上面要求他战至最后一弹，但他却没有这么做。我们当时在北边的口袋里面，坐在废墟之下的地下室里，听着自己的讣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戈林元帅把第6集团军的将士比作在温泉关拼死抵抗波斯大军的斯巴达勇士，在讲话中引用了勇士们的遗言：

过路的人啊，请转告斯巴达人：

我们在这里血战到死，

依旧严守斯巴达的法律。

听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过来，整个集团军已经被祖国放弃，毫无意义地牺牲掉了。谁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心中泛起无限苦涩。

恩斯特他们听到的是戈林著名的“体育场演讲”，愤怒和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2月2日，一切都结束了，德军停火，第6集团军的残兵败将们一言不发，任凭征服者们发落。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已经对绵延数月的苦战感到极端厌倦，这一切终于，终于结束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后记：

1949年12月，经过草草审讯，苏联为恩斯特·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罗织罪名，又判处他25年的苦役。苏联方面认为，战争期间有很多苏军战俘在俾斯麦家族的庄园里当牛做马，因此，俾斯麦家族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恩斯特就这样没白没黑地又挖了五年的矿，直到1955年，在西德阿登纳总理的斡旋之下，恩斯特终于被释放回国，到这时，他已经在苏联的劳改营里呆了13年。回国之后，恩斯特和其他归国战俘向西德政府发起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并动用联邦预算对他们进行经济补偿，然而却徒劳无功。恩斯特来到艾森的矿业学校学习，成为了一名爆破工，为蒂森-克虏伯公司开凿矿井。后来，恩斯特创立了一家公司，从事进出口生意，他在2001年1月8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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