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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总理说,全世界数千万的女性,都欠周健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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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香港著名女歌手梅艳芳,在红馆举办了人生最后的演唱会,歌迷为之欢呼、疯狂。

  一个月后,梅艳芳离世,年仅40岁。

  人们才知道,举办演唱会时,她已是宫颈癌晚期,靠打吗啡止痛,化疗掉光了头发,因为严重腹水,腰围比平时大了几圈,不得不频繁改大演出服的尺寸。

  此前,女演员李媛媛,在《围城》中饰演知性温婉的苏文纨,也因患宫颈癌病逝,年仅41岁。

  从确诊到离世,不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尽管她们与病魔全力抗争,宫颈癌这一恶性肿瘤,还是夺去了花一样娇艳的生命。

  

  宫颈癌,是常见的女性癌症,由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所致,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每年,全球约有50万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其中约25万人死亡,每隔20分钟,就有一位宫颈癌患者离世。

  1991年,中国科学家周健,和澳大利亚科学家伊恩·弗雷泽合作,研制出了重组的“HPV病毒样颗粒”,用来刺激身体,产生针对HPV的免疫反应。

  在此研究基础上,两种宫颈癌疫苗面世,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80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这种疫苗的使用。HPV疫苗对宫颈癌的有效预防,达到了93%。

  宫颈癌成为唯一可以通过注射疫苗,来进行防治的癌症。有人预言,到2028年,宫颈癌将成为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恶性肿瘤。

  

  这一切,要感谢HPV疫苗的共同研制者,澳大利亚科学家伊恩·弗雷泽和中国科学家周健。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曾说:全世界数千万的女性,都欠周健一声谢谢。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20岁的杭州小伙周健,被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

  一年半的下乡劳动,一年多的工厂工作,周健格外珍惜能安心读书的日子,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他还举着焊枪戴着面罩当焊接工人。

  排队打饭时,他捧着小卡片背单词;走在路上,他听着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凌晨两三点,他还在读书……他似乎发狠,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周健又捧着收音机边走边听英语广播,不期然撞上了一个跑步的少女,也撞上了他的爱情。

  这个少女,就是孙小依。身为体育委员,孙小依活泼好动,喜欢跑步,周健则安静沉稳,专心致志。这两个青年的性格,完全是互补型的,他们顺理成章地相爱了。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周健问身边的孙小依。

  孙小依跳起来,揪下一片树叶:“当医生啊。你呢?”

  “我想继续读书,搞研究,做科学家。”周健把收音机关掉,一本正经地说:“做医生也很好,可是普及面太小,只能治疗一个地区的病症,做研究或者有发明,能造福更多人。”

  果不其然,浙江医科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博士后,周健如愿以偿,一直沿着一条医学学者之路在跋涉。

  

  在大家眼里,周健是个执着的人,什么事情都想亲自弄个明白。

  同学们都聚集在实验室,做尼古丁毒副作用的药理学实验。下课铃响了,大家如释重负,脱下白大褂,三步并作两步奔向食堂。

  周健落在后面,看看同学都走了,他又偷偷折回实验室,把那个笼子连同被熏得奄奄一息的小白鼠,笼进宽大的衣服里,又抓了一把剩下的烟,一溜烟跑回宿舍。

  关上门,点起烟,继续做实验,小白鼠左逃右窜,在笼子里挣扎奔突,两三支烟后,就一动不动了。

  吃完午饭的同学回来,周健兴奋地喊:真的,真的,尼古丁让老鼠的血液真的变色了。

  看着桌子上未及打扫的实验“现场”,目瞪口呆的同学,差点把刚吃的饭吐出来。

  

  这种观察、钻研的精神,为他在科研上取得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博士期间,周健被恩师推荐给北京病毒所副所长谷淑燕。

  谷淑燕刚从德国回来,承担着国家“七五”攻关计划的项目,专门做HPV研究,可以说,谷淑燕教会了周健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HPV,是他的启蒙者。

  1987年2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周健等研究者的成果:食道癌组织中的人类乳头状瘤病毒,是引起食道癌的主要原因,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周健想走出去,学习国外的医学研究方法。他申请到英国剑桥大学肿瘤和免疫实验室做研究,成为国际HPV研究先驱高福德博士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研究员。

  没想到,在剑桥大学,他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合作者——伊恩·弗雷泽。

  

  

  当周健在病毒研究所研究HPV时,地球的另一端,澳大利亚的伊恩·弗雷泽博士,也在潜心研究HPV,他希望能研制出一种疫苗,来预防因HPV感染造成的癌症。

  1989年,伊恩·弗雷泽到剑桥大学病理系实验室进修,幸运地遇到了中国的周健博士。

  他们的实验室紧挨着。弗雷泽发现,无论什么时候,他来到实验室,总能看到隔壁实验室里,有两个中国人在实验室忙碌着;而他离开时,这两个中国人,还在实验室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们像我一样努力。弗雷泽对这两个同行满怀敬意,在喝咖啡休息时,他们开始互相熟悉,经常交谈。

  弗雷泽了解到,这个名叫周健的中国人,是HPV病毒研究者,而女助手孙小依,也是他的妻子,他们是一对配合最默契最勤奋的研究者,被称为剑桥大学“神奇的手指”,无论什么难做的实验,到他们手里,总能得到解决。

  

  那天,在咖啡间,他们又相遇了。

  弗雷泽说,他即将离开剑桥大学,但他认为,他们可以合作,来实现并验证一些新的设想。“周,跟我去澳大利亚吧,在昆士兰大学,我们有实验室,有充足的资金,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一起攻克HPV癌症疫苗。”

  听了弗雷泽的话,周健眼前一亮:弗雷泽是研究免疫学的,而自己专攻病毒学,他们二人如果联手,去做HPV疫苗研究,可谓珠联璧合,何况,资金,实验室,都由弗雷泽提供,自己可以专注于科研。

  他心动了。1990年,周健带着妻子孙小依和儿子,来到了昆士兰大学。

  到昆士兰后,同样的课题,同样的环境,一刻也没有耽误,在弗雷泽的实验室,周健马上就投入了研究工作。

  

  

  在昆士兰实验室,周健和弗雷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无法得到HPV病毒。

  HPV是一个很小的颗粒,直径大概45-55纳米,只能在活细胞体内繁殖生存。HPV病毒寄存在活体细胞中,它的基因就迅速与活体细胞基因融合;一旦被抽取,离开活细胞体,则立刻死亡,所以,研究者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

  研究者们一直尝试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但都没有成功。拿不到病毒,疫苗又从何谈起?

  

  HPV病毒外壳示意图

  六个月来,一无所获。周健被这个难题困扰,吃饭走路都在琢磨,试图解决这个制约研究进展的瓶颈。

  哄睡了儿子,孙小依想让周健放松一下,就劝他和自己一起出去散步。

  但周健放不下,依然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走走停停,他忽然拉住妻子的手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现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表达很好,纯化也很好,如果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给它一定的环境,会不会合成HPV病毒?”

  孙小依笑了:“怎么可能,把两个东西简单地放到一起就行了?要都这么简单,几百年来别人早看到病毒颗粒了,还轮到我们来发现?”

  周健沉默了。也是,想法可以天马行空,科研却需要扎扎实实地实现,这其间的差距,他懂。

  

   HPV疫苗发生作用示意图

  过了两周,周健又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我觉得你在开玩笑呢。”虽然这样说,孙小依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开始做那个实验。

  她把L1、L2这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进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给它生存的环境,就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试试看。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源于微不足道的开始。

  又两周后,孙小依把试管里合成好的东西,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她惊呆了。

  真的有一个颗粒,一个病毒颗粒,安静地躺在试管里。

  

   HPV病毒颗粒

  “周健,周健,快来看!”

  “病毒颗粒合成了!”俩人激动地抱在一起,太惊喜了!

  “周,你太伟大了,突破、突破!”伊恩·弗雷泽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HPV病毒颗粒,是个空壳,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也就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体,进入人的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由此产生抗体。所以,这个HPV病毒颗粒,本身就是一个疫苗。

  人类对HPV疫苗的研究,由此推开了大门,而周健,就是那只推门的“神奇之手”。后来,弗雷泽教授说,在他们合作的十年,周健所做的贡献,超越了大多数科学家一辈子的成就。

  

  接下来,他们用这个HPV病毒颗粒进行动物实验,不出意外地,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

  1991年 ,弗雷泽和周健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病毒学》期刊,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动物实验成功后,开始转入人体临床试验。

  可惜的是,在临床试验进行中,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他们不得已将部分专利出售。

  出售部分专利,拿到经费,做更多的试验,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周健说,人和专利一样,要不断流动,得到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随后,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在世界各地进行着。

  自从出国后,周健一直做着国内科研的桥梁,奔波在国外研究室和温州医大之间,他曾说“要把‘软件’带回国”。到澳大利亚后,他致力于促成昆士兰大学和温州医大免疫与癌症研究所的合作。

  带博士生、做试验之余,周健也牵挂着母校的临床试验,每年3月,他都会回到那里,亲自观察试验的进展。

  

  1999年3月,杭州像往年一样,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周健,也像往年一样,准时回到了他的故乡。

  不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疲累,他给大洋彼岸的妻儿报平安:“老婆,我怎么觉得这么累啊。”

  出国十来年,周健经常一周工作七天,日以继夜地学习、做研究,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整个2月,他都趴在桌前写基金申请书,就是铁人,恐怕也熬不住。

  可相濡以沫十几年,孙小依知道他的脾气,只能劝他早点休息。

  3月9日,因感染性休克病危,42岁的周健,再也没有醒来。

  

  2006年,宫颈癌疫苗临床试验成功。8月28日下午,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亚历山大医院,伊恩·弗雷泽亲手为一对小姐妹接种,这是世界第一支宫颈癌疫苗,孙小依和儿子见证了这一时刻。

  之后十年内,HPV疫苗的研究成果多次登上世界各地的领奖台,伊恩·弗雷泽每次都说:周健的贡献在病毒学,我的贡献在免疫学。我们要铭记周健,并让他的贡献为世人所知。

  2016年7月18日,葛兰素史克公司宣布,希瑞适(HPV疫苗16型和18型)获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上市许可,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

  这一天,距离人类接种第一支宫颈癌疫苗刚好十周年。

  

  初夏,温州医科大学美丽的校园里,微风吹拂,火红的芙蓉花开满了枝头,高大的“周健”全身铜像,矗立在四季常绿的草坪上,他左手插兜,右手高举一只试管,试管里,是那个造福全世界女性的HPV病毒样颗粒。

  92岁的老母亲手拄拐杖,仰起脸,努力睁开泪眼,望向“儿子”,儿子似乎正在微笑,她伸出手搂住“儿子”的腰,把白发苍苍的头,轻轻贴在“儿子”胸前:“儿子,妈妈来看你来了。”

  她的儿子周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2年。

  . END .

  【文| 落雪】

  【编辑|毛毛雨 】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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