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青海姑娘挖出7万银元，揭开尘封31年的谜案

　　自古以来，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高尚道德情操的积极体现，无论社会时代怎样变化，拾金不昧的行为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下去，也是打造和谐社会美好乐章中的一个闪亮音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贫穷地区的兄妹面对价值上亿元的宝藏却毫无私心、主动献宝给国家的真实事迹。

　　青海省贵德县，位于省会西宁的南部，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和李家峡之间，水源清澈充足，土壤比较肥沃，是青海的几大产粮基地之一，有“西宁后花园”“高原小江南”之称。

　　贵德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就有数个少数民族于此居住，西汉、东汉均在此地设县驻军以镇边境，唐朝在这里开辟了通往青海、西藏的古道，到了元朝变成贵德州，由此“贵德”之名延续至今。

　　历史悠久的贵德县埋藏了许多古文化遗址和古代文物，到了1982年，还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省的献宝事件，只可惜当年的传媒不如现在这样发达，否则这位大公无私、品德高尚的献宝女青年肯定能享誉全国。

　　那么，这批宝藏为何埋藏地下30多年却无人知晓呢？为何在1982年能够重见天日呢？

　　首先，这里有一个很深刻的时代背景，就是1982年1月1日出台了我党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农村经济改革。

　　之前，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限制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被严厉批判的。农民只能在公社统一指挥和分派下进行生产活动，自然没有了劳动积极性。

　　而1982年的农村改革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范畴，承包制大行其道，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正因为有了承包制，才有了青海省贵德县的这次献宝事件。

　　前面说过，贵德县位于龙羊峡水库和李家峡水库之间，地表水源充足，进入1980年后，当地政府开始着手铺设遍布全县的自来水地下管道，给各村各户通入自来水。

　　在之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这工程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自从承包制被中央予以承认并推广之后，自来水管道的铺设就可以切实提上日程了。政府出钱，农民出力，很多农民都乐于承包挖掘和铺管的工程。

　　在全县热火朝天的刨土挖沟中，有一块“硬骨头”始终没人愿意承包，就是当时的县园艺场的地下管道工程。这个地方土石坚硬，挖掘困难，费时费力，酬劳也并不比其它地方高，大多数村民都不愿意承包这块地儿。最终，我们献宝事件的主人公——时年18岁的女青年陶金兰决定承包这一段没人愿意干的工程。

　　陶金兰虽然年轻气盛，毕竟是个女同志，气力上比男性要差不少。为了追赶工程进度，陶金兰就央求他的堂哥陶恩铭来帮她一起做这个项目。堂哥对她硬要承包这一困难地段的行为颇有微词，但架不住她三番五次的请求，还是来帮她一块儿干了。

　　经过这一番机缘巧合，陶氏兄妹竟然发掘出了惊人的宝藏。

　　1982年6月16日，一个夏日的傍晚，陶金兰打算趁着天还没黑透，最后再卯一卯劲儿挖上一段。她往地下挖了约有一人多深，突然“喀嚓”一声，铁铲似乎杵碎了地底下的什么东西，那感觉明显不是土壤，也不是石块，仿佛是瓦片类的东西。

　　天色昏暗，陶金兰看不清铲子下面到底是什么，就瞪大眼睛蹲下去，小心翼翼捡起一片微微发亮的小物件，借着昏暗的光线，吃力地端详了半天。那是个白亮的金属片，一面印着圆溜溜的人头像，另一面有许多花纹。

　　农村姑娘陶金兰不认识这东西就是民国时期通用的银元，她生活的人民公社里只有粮票、饭票、布票等等，她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巨款也不过是十元纸币。借着昏暗的光线，她端详着手里这个金属片，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大概是个钱币。她连忙喊堂哥过来，让他看刨出来的这些怪东西。

　　“这个……好像是……袁大头，大洋？”堂哥比陶金兰知道的事儿要多一些，他猜测这东西八成就是以前听革命故事里讲过的大洋，或者叫银元。故事里一两块银元就能买好多东西，十几块银元就能雇佣敢死队冲锋……看着土沟里散满一地的银元，堂哥越想越害怕，这么一大笔巨额的财富，要怎么处理啊。这个淳朴的农村青年当时就懵住了。

　　“哥，你在干什么！”

　　陶金兰猛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她发现堂哥蹲下身子，捡起一把金属片正要往怀里揣。“哥，你疯啦，文物都是国家的，查出来要坐牢的。”

　　“啊，啊……是啊，是……”堂哥那一瞬间的贪欲被陶金兰这一嗓子给惊醒了，理智战胜了本能，连忙两手一抖，把银元全都扔回原处。

　　之前我们说过，贵德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而且是青、藏通往中原的一条必经之路，地下埋藏了许多历朝历代的文物，解放后也陆陆续续出土了不少，所以本地老百姓都了解挖掘文物的事。陶金兰一时也认为这些白花花的银元是古代的文物。

　　“妹啊，你听我说，这些东西不是文物，而是……”心有余悸的堂哥平复一下情绪，告诉陶金兰地里这些金属片是什么。陶金兰听完也傻了：原来那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金银的价值她还是懂的。

　　兄妹俩商量了一下，决定马上向乡里汇报这个事。万一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这批银子就糟了。两人飞快地跑回家，各自带上一份干粮和水，再分头行动。堂哥回到埋银元的地方留守。陶金兰赶往乡党委去汇报情况。

　　听说本地出土了一大批银元，乡党委也不敢怠慢，立即用乡里的马车带着陶金兰火速前往贵德县城。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但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乡党委还是坚持向县委办公室申请，要求立即向县委书记本人报告。

　　县委书记刘剑听说事情紧急，也顾不上睡觉，当即接待了陶金兰他们一行人。陶金兰很紧张，她从没见过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磕磕巴巴地把事情经过又讲了一遍。

　　“小同志，不要紧张，你告诉我，你们挖出的银元大概有多少？”“很多，用这么大罐子装的……”陶金兰边说，边比划着地里那几个罐子的大小。

　　刘剑书记在脑中估量了一下，觉得这笔埋藏金非同小可。担心节外生枝，他派人召集起县武装部的一批民兵，立即赶往埋藏地点保护现场。

　　此时已是深夜，虽然民兵们带来了十几支手电筒，但要进行挖掘作业，亮度还是不够。乡党委的同志就向附近的农户借来许多油灯和火把。一时间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同时也吸引了许多睡不着觉、赶来看热闹的村民，原本空旷的园艺场顿时人声鼎沸。

　　陶金兰原以为地里只有几个罐子，结果埋藏的东西越挖越多。发掘出来的物品都被摆在一起，县委书记命令两个持枪的民兵把守着。就这样一直忙活到第二天清晨。收尾时又把土堆仔细筛了一遍，大块的土坷垃都一一碾碎，生怕里面夹带了银元。最后，把找出来的所有东西装了十几个麻袋，用乡里的拖拉机运往县城。

　　县委把这一事件紧急呈报给青海省，省里也非常重视，出动武警接回了这批宝物。经过专家鉴定，这批出土银元共有67981枚，还有银锞子1568个，折合当时的人民币大约37万元，至于银元的埋藏者，据专家推断，应该是解放前盘踞贵德一带、号称“贵德王”的马元海。

　　那么，这个马元海是何许人也？他如何聚敛起如此大的一笔财富，却又没有带走，以至于埋藏地下数十年无人所知？

　　说起盘踞西北的马姓军阀，自然就是甘肃马鸿宾、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这“西北三马”。其中，马步芳的父亲叫马麒，马麒的外甥就是这个埋藏银元的马元海。

　　马元海生于1888年，自幼就跟着同族的马氏子弟一起研习弓马，枪法射击无不精通，成为家族武装的骨干之一。1918年开始，他奉命率一部人马在贵德县驻防，守备两峡水源及西宁南部要道。

　　刚到贵德时，马元海连属于自己的宅邸都没有，只能暂时借住在富户家里。不过，凭借舅父的势力和他手里的人马枪炮，他很快就制霸了贵德县。

　　马元海虽然大字不识，但天生很有心机，懂得攀附势力、拉拢亲信这一套，获得了舅父的宠信，两年后被任命为宁海军的骑右营统领，把贵德县发展为自己的一块地盘。

　　马元海知道自己实力有限，只是聚敛金钱贪图享乐，并不敢大肆招兵买马，免得被掌握实权的马家兄弟怀疑。既然实力不济，马元海也就甘愿受马家兄弟所驱驰。在马步芳镇压藏民的血腥行动中，他多次受命做刽子手，沾满了无辜牧民的鲜血。

　　1933年，马元海参加了“四马拒孙”之战，战后有功，被擢升为马步芳麾下的第二旅旅长。马家军的主力部队是以“甘、河、回、马”（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标准来选拔战士，而马元海这个旅的士兵大多来自其它地区的流散牧民，只能算是属于马家军里的“杂牌”，部队人数也不够一个旅的编制。换句话说，只是给马元海一个名分上的官职。毕竟，即使青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马麒的弟弟马麟与侄儿马步芳、马步青两兄弟也经常争权夺利，各打小算盘，马元海在这种情况下能捞一个官职也算对他的褒奖了。

　　到了1936年，红军西路军挺进甘肃。一直效忠家族的马元海终于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剿匪”第二防区的前线总指挥，对西路军展开围追堵截。

　　马家军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他们崇尚武力，嗜血好杀，而且被灌输了许多反动思想，士兵们极度仇视红军。打败西路军之后，他们对西路军被俘人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用人间地狱来形容都不为过。被俘的女战士也被他们当作“战利品”进行玩弄、赏赐和买卖。其中，作为首恶的马元海就霸占了一位女兵做他的姨太太，还把余下400多名女战俘押到西宁献给马步芳。马元海也被我军视为刻骨铭心的“仇人”。

　　青马首领马步芳担心麾下的亲族偷偷做大势力，所以对这些人并不给予兵权和地方主政实权，一旦有了战争需要，再临时起用他们，调拨部队让其指挥。所以，马元海虽然立下不少战功，但没仗可打的时候，只能闲居在贵德县，一天天吃喝玩乐做他的“贵德王”。后来，马步芳为了笼络家族亲眷，还提拔马元海做了青海省参议会会长，但仍然不给予实权。

　　到了1949年8月，我解放军发起兰州战役，一举歼灭、俘虏马步芳部4万2千余人，败将马步芳狼狈逃走，西北青马已无力回天。

　　在后方没有参战的马元海发现大势已去，就偷偷把多年积累的财富全部埋到贵德园艺场里，如果侥幸不死，还能作为东山再起的资本。埋完这批巨额财富，他命几个心腹把参与埋金的劳工们残忍地杀害。于是这地下的宝藏就几乎无人知晓。

　　马元海担心解放军汇报当年屠杀西路军的血海深仇，就收拢百余名残兵，带着儿子马仲彪和几名亲属，准备穿过柴达木盆地，逃往新疆或者印度。这时马元海已是61岁高龄，平日贪图享乐，身体日趋废弛，在逃亡前夕就突然中风瘫痪了。

　　瘫痪的马元海终于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绝望。他手下的这些士兵觉得跟着他没有出路，就发生哗变，强迫马元海发给他们遣散费。马元海又气又急，却苦于无拳无勇，只能给每个人20块银元了事。

　　他的家眷和亲兵们用担架抬着马元海，开始了漫漫逃生路。一路之上艰难险阻，多灾多难，令马元海痛不欲生。到了一处叫共和县的地方，即使这些亲兵心腹也觉得前途渺茫，不愿意再浪迹天涯了，纷纷有投诚之意。

　　这时的共和县已经成立了新政府。其中有一个叫兰彦明的人，他是甘肃平凉的回族人，红军时期曾是红九军的一名侦察组长，而后也参加了西路军，部队失散之后，他就流落到共和县，隐匿了身份以行医谋生。听说马元海一伙残兵部队来到了共和县附近，他就向政府主动请缨，单骑赴敌营招降马元海。

　　马元海早有投降之意，只是担心解放军会因为西路军的血债对他进行报复，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兰彦明把我党的宽大处理、保障俘虏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种种政策对马元海一一说明，告诉他上级领导已经保证，只要他无条件投诚，他的生命和个人财产都会得到保护。

　　于是，马元海一伙缴械投降。投诚的士兵接受了思想教育后，领了路费被遣散回家了。中风瘫痪的马元海则被我军民兵一路护送到西宁，安安稳稳做了两年的寓公，于1951年病逝。那批埋在贵德县地下的财宝，马元海既不敢取，也不肯上报政府，结果深藏地下三十多年也无人知道。

　　故事回到现代。无私献宝的陶金兰兄妹也获得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赞扬和大量褒奖：贵德县开了表彰大会，给两兄妹评为先进个人；作为民兵，县武装部也给二人记功；同年又被青海省军区给予一等功表彰；全国多家报刊杂志对陶金兰兄妹的无私事迹予以宣传；青海省政府还奖励兄妹每人锦旗一面、自行车一辆，缝纫机一台、以及500元现金的物质奖励。

　　1982年的500元是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来说，笔者的父亲在1982年是某一线城市的事业单位职工，当时25岁、工龄4年，每月的工资是39元9角5分。500元足足顶上一整年的工资。至于自行车和缝纫机，都是当时的家用大件——拥有黑白电视、自行车和缝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