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打得起新冠疫苗”和“吃得起救命药”，你只能选一个

　　前两天乌鸦谈了拜登政府所谓“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表态，说到这番表态当中有个此地无银的说法，叫做“将支持放弃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

　　因为这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专利，美国政府说了压根不算，是操在人家各大药厂手里。得人家同意，你这“支持”才有实效。

　　但是他们拒绝。

　　这不，美国制药巨头、主要的新冠疫苗开发商之一辉瑞公司就公开唱起了反调。

　　5月8日，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CEO阿尔伯特·伯拉（Albert Bourla）向公司员工发布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称自己坚决反对放弃疫苗知识产权的决定，并“透明”地介绍了辉瑞“确保疫苗公平分发的事实”。

　　伯拉声称，辉瑞公司为疫苗开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放弃知识产权会让投资者产生顾虑，且将会“扰乱疫苗原材料供应”，因此他反对放弃专利。

　　堂堂超级大国总统，说不算数？拗不过一个卖药的？

　　还真拗不过。

　　这一桩疫苗产权纠纷，背后却有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美国药企利益集团的力量之强大，你想象不到……

　　1

　　2015年9月，一位名叫马丁·史克雷利的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以5500万美元的价格，从Impax制药厂手里买下了药品达拉匹林(Daraprim)的生产线。

　　这种药物对艾滋病人和一些癌症患者来说是救命药，能够治疗因免疫系统受损而引起的寄生虫感染。

　　（马丁·史克雷利）

　　美国药品的专利期是20年，也就是说过了20年之后，任何药厂都可以生产该药品。但是，达拉匹林作为比较小众的药品，在2015年的美国，只有Impax依旧拥有生产线。所以，只要收购这条生产线，就相当于垄断了达拉匹林的生产权。

　　达拉匹林没有替代品，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生产权被垄断，病人没有其他选择，要想活命，只能向这个史克雷利买药……

　　结果此君怎么做的呢？他将这款救命药的价格由13.5美元一粒，涨到了700美元一粒。而美国很多医保的免赔限额非常高，有时可以高达10000美元，超过的部分才由保险公司支付。

　　全美舆论一时大哗，这种向绝症患者的伸手要救命钱的行为，比绑架和抢劫还要恶劣，堪称缺德他妈给缺德开门，缺德到家了；把缺德搁车上，忒（推）缺德了；给缺德撒了把盐，齁儿缺德的。

　　更让人愤怒的是，这已经不是马丁·史克雷利第一次干这种事了，他之前通过一模一样的手段，给好几款救命药涨过价了，黑心钱赚得那叫一个盆满钵满。

　　美国网友们一下子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小宇宙，什么脏话都冲这个马丁招呼上了。

　　当时正逢美国大选季，候选人希拉里、桑德斯、特朗普，不管哪一派，都对马丁的行为表达了不满。

　　但是这个马丁不但缺德，脸皮还很厚，他居然还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对骂，还把这几位总统候选人都喷了个遍。喷完他还觉得不过瘾，还跑到电视台的节目上哭穷，说要不给药涨价，以后就没有公司愿意生产这种药了，那最后患者不还是得死？所以啊，我马丁不是害人，我反而是救人……

　　按理说，做了这么贪心缺德的事情，躲在家里不出来才对，马丁为什么有恃无恐，还敢堂而皇之地出门照耀呢？

　　因为，他做的这一切，在美国都不违法，甚至是制药业界巨头们的常规操作……

　　只是，那些美国制药巨头看到这则新闻时，会暗骂这个马丁不懂规矩，做得实在太过赤裸裸，不够隐蔽……

　　经典犯罪电影《教父》里，教父维托柯里昂拒绝了贩卖毒品的生意，不是因为这个老黑社会道德水准高，而是因为他认为毒品会彻底摧毁家族的形象，引起民愤，从而导致家族的灭亡。

　　美国制药巨头们像老教父一样，精心保护着自己的生意形象，所谓“吃人肉，也要有个好吃相”。

　　2

　　马丁给救命药疯狂涨价的做法虽然过于“直白”，但本质上与辉瑞这样的制药公司多年的运作“同宗同源”。

　　美国作为一个施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全国性的价格控制，没有全国性的药品目录，没有消费者费用共付的统一政策，更不存在国家医疗系统同各种制药企业商议药价的机制。

　　美其名曰市场决定价格，但实际上药品价格却是由贪婪的资本家决定。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西蒙·海德尔指出，美国药品支出远远高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人均支出药费超过每年1000美元，而德、法等国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近20%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由于担心昂贵的费用他们甚至选择不吃药。

　　1923年，发明胰岛素的科学家象征性地收了一美元，就售出了价值连城的专利。他们希望低廉的价格可以确保任何需要依赖胰岛素活命的人都可以买得起。

　　说来讽刺，现在的美国糖尿病人每月要付出1000美元来购买胰岛素。

　　有许多患者被迫自行限量使用胰岛素、有患者因为用不起胰岛素而丧命。有的患者甚至要去墨西哥买胰岛素，那里6个月的胰岛素只需100美元。27岁的艾米丽·麦凯说：“我真生气，必须要去墨西哥买救命的药。家门口就有一家美国药店，我却要花费3000英里去另外一个国家买药，就是因为便宜。”

　　要想改变现状，就得立法让美国政府可以参与到药品价格制定的流程中，但法案想要获得通过，需要超过一半的国会众议员赞成，还需要100名国会参议员中的60位同意，以及总统和他的关键阁僚的支持。

　　因此，国会和白宫成为了改变药品价格制定方式的关键战场，但国会和白宫也正是制药公司们纵横捭阖，为自己赚“黑心钱”铺平道路的金钱权力场。

　　在美国国会，最忙碌和最挣钱的人不是议员，而是那些游说公司的说客。这些人大部分是前议员，或者与议员及政府官员关系亲近的人士，他们利用自己的私人影响力游说这些政策制定者，赚取极高的报酬。而支付工资给他们的，正是那些需要影响政法律制定的大公司。

　　制药企业是游说公司的大客户。仅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大型药企就花了接近5000万美元在国会游说上。当时他们雇佣的几位说客中，有个叫罗伯特·瓦辛格，他曾担任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官员，并在美国国务院过渡小组工作。在特朗普正式上任后，他改行当了一名说客，并凭借与总统的关系，成了酬金最高的游说者之一。

　　还有一位说客常常收取制药公司的佣金，她叫艾米莉·费尔德，她在2017年至2019年担任特朗普政府的医保立法办公室主任……

　　除了游说外，选举捐款也是制药企业影响政治的途径之一。每当竞选季到来，这些药企都会适时为总统、州长、国会议员候选人送上一笔巨款，换来这些政客在立法上对药品价格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众议员共和党团体“美国行动网络”是制药巨头们黑钱名单上的大额客户。自2016年以来，制药企业已向其提供了1460万美元。去年一年中，这个组织购买了数百万美元的广告，以反对降低药品价格的法案。

　　只收买共和党当然是不够的，制药巨头们懂得两边下注。民主党保守派组织“中心前进”也从制药企业收了不少捐款。在2020年的国会选举中，就有160万美元从制药企业手里转移到了“中心前进”的户头。

　　据报道，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曾在一个月内，从八家不同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里获得了至少1000美元，其中包括默克公司的肯·弗雷泽的5800美元和辉瑞制药的阿尔伯特·布尔拉的5000美元。

　　这些拿了好处的政客，便在各种场合为药企大吹法螺，并攻击限制药价的提议。

　　除了少数死硬的“极左”政客，可以说制药企业的贿赂遍及美国政界。

　　操控了立法过程之后，对药品的垄断就是制药巨头们的另一目标，只不过他们的手法要比马丁这个愣头青隐蔽得多。

　　试想，如果美国有一款药，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外国有另一款药，能够治疗同样的疾病，疗效还更好，美国患者能用上那款外国药吗？

　　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在美国，任何药物想上市，都要得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如果FDA不批准，就不能在美国销售，只能被当作假药处理。

　　可是FDA为什么不批准相应的外国药呢？

　　因为美国制药巨头们通过游说、收买FDA的官员，让他们把外国竞品的审批流程拉长到8-12年，哪怕这些新药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哪怕这些新药可以拯救美国患者的生命……

　　在这8-12年中，药企可以充分享受垄断的好处，将价格提升到暴利的水准。（在美国，绝大部分重度疾病患者的存活期只有一年。）

　　“你患者有气啊？有气你冲政府撒啊，又不是我禁止外国新药流入美国市场，是FDA的审批流程太长。什么？你说哪些新药在国外已经被证明有效了？我知道啊，但FDA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

　　3

　　2018年，《我不是药神》火爆全国，徐峥饰演的程勇通过私售印度仿制药“格列宁”，让那些买不起天价正版药的患者保住一线生机。

　　其实，美国对“药神”的呼唤远比中国更甚。在“中国药神”上映前5年，就上映了一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美国药神”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部电影讲述了美国人罗恩·伍德鲁夫被诊断出感染上艾滋病毒之后，通过外国药品自救并拯救无数病友的故事。

　　其实，当时罗恩被查出患病时，美国以外已经有很多可以帮助艾滋病人延续寿命的药品，但FDA却只批准了一款名叫AZT（齐多夫定）的美国药，这款药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还被证明有致癌性，它得到FDA批准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的专利被美国药企垄断。

　　美国制药公司在国内垄断了艾滋病的治疗药物，药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但美国患者别无选择。罗恩在法庭上愤怒地控诉制药巨头和FDA：“妈的，人们在不断死去，而你们却在担心我们会撇开你们找出治疗的办法。制药公司付钱给FDA，来推销他们的产品，我口袋里可没那么多钱收买他们。”

　　对这些病人来说，与病魔斗争并非最要紧的事，他们延续生命的最大障碍，居然是美国制药商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说过，美国大型制药商在每年年初和年中涨价的动机，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盈利，并实现股东回报的最大化。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些制药巨头只手遮天，渗透国会和政府，干预立法工作，丝毫不在乎美国患者的死活，美国人民难道不反抗吗？

　　当然反抗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的“药神”罗恩通过进口外国药帮助病友是一种反抗；还有另一群人自称“四大盗”，也独辟蹊径对抗制药巨头与FDA的压榨。

　　（“四大盗”创始人迈克尔·劳弗）

　　“四大盗”的创始人是美国硅谷门洛学院数学教授的迈克尔·劳弗，他们致力于解析被医药公司垄断的高价药物，然后免费教民众自制药品，将价格降低了几百倍，为了帮助无法购买药品的民众，游走于法律容忍的边缘，甚至铤而走险，试图从毒品中提取解毒剂来制作药品。“四大盗”并没有通过自制药品盈利，而是免费发布关于制作药品的方法。

　　在美国的药店，迈兰公司生产的一次性肾上腺素笔每支要价超过300美元，而且总是缺货。这种针对严重过敏反应的“救命药”在各国被广泛使用，迈兰公司底气十足，不断加价，10年间涨价5倍，引得患者怨声载道。

　　对此，“四大盗”就发布了自制肾上腺素笔的说明书。用价值30美元的现成零件，人们就能制作一支注射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再装填一次仅需3美元。

　　前文中说到的马丁·史克雷利把达拉匹林的价格推至每颗750美元天价后，“四大盗”发布了一种便携式化学实验室的开源图纸，使得任何人都能以每颗25美元的成本制造他们自己的达拉匹林。

　　可想而知，这一定会招致制药巨头铺天盖地的打击。

　　先是一波有关知识产权的诉讼，因为专利申请时，制药公司往往附上其产品分子结构的详细论述。“四大盗”则回应称：“在捍卫知识产权法的人看来，这就是盗窃。但按照相同的逻辑，拒不提供救命药等同于谋杀。从道德角度来说，以‘盗窃’防止‘谋杀’势在必行。”

　　接下来，一些与制药巨头们关系颇深的学者专家，站出来高呼“自制药物有巨大风险”。”纽约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詹妮弗·米勒，直截了当地对美国《科技纵览》杂志宣称：“这种DIY医学，是老骗术的新版本。广泛使用这些东西将为达尔文提供新的研究对象（指制造出怪胎）。”

　　“四大盗”则一直在竭力应对针对安全性的质疑，努力寻找更简单、更不易出错、将毒性反应风险降至最低水平的合成途径。创业公司Chematica提供了帮助。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囊括了250年来有机化学合成全部研究成果的数据库，并开发了预测、创建所需分子的新合成途径的软件。双方合作愉快。

　　但在2017年，Chematica被制药巨头默克公司收购，被“偷家”的“四大盗”再也无法访问其数据库。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也跳了出来，他们提出：如果“自制药”和外国“仿制药”挤占了市场，药品没有利润，怎么能覆盖制药企业研发药品的巨大成本呢？

　　对于这样的观点，数据给出了回击。

　　据统计，超过80%的美国新药研发由政府资金支持，并非私营制药公司。而且，制药巨头们每年最大的开支并不是新药研发，而是公关费用！也就是他们收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学者专家的费用！

　　举例来说，今年头三个季度，美国各大制药公司投入到政治游说的钱高达9200万美元，超过了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任何药物研发支出。

　　这些制药巨头的行径，已经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怒。过去，美国人并不十分在乎药价高的问题。但在制药企业不断突破底线，不断“草菅人命”的贪婪下，民意发生了明显的转向。

　　根据盖勒普在2020年中发布的民调数据，超过66%的美国人支持下调药价（在20年前，这个数字不到30%）。而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的统计显示，超过20%的美国人认为，立法控制药价应该是国会的头等卫生任务；超过72%的美国人认为，制药巨头在华盛顿拥有过大的影响力；超过88%的人表示，应该对药品广告作出限制……

　　民意汹汹，政坛也不得不做出反应。整个90年代，以全民医保、平抑药价为竞选纲领的两院议员只有寥寥数人，而在2020年的大选中，支持这一理念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已经超过了100人。

　　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公开提出要推动法案，降低药价，并要求政府必须要在药品价格制定中扮演角色。

　　一边是誓要推动变革，一边是坚守阵地不退一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了拜登政府“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事情。

　　新冠疫苗的产权，对制药巨头来说是一棵摇钱树。据了解，仅仅在今年第一季度，辉瑞公司销售疫苗的收益就高达35亿美元。难怪辉瑞CEO不惜直接与总统对着干。

　　而制药巨头在国会和政府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放弃疫苗产权”得有多大的阻力。于是，拜登选择了借力打力。

　　近来民主党进步派挟民意以逼白宫，希望拜登推动允许政府参与药品定价的法案。要知道，新冠疫苗当然是一大笔收益，但是跟每年溢价几千亿美元利润的药品销售相比，那只能是小意思了。

　　于是在4月28日首次国会讲话中，拜登提到希望通过协商降低处方药价格，以降低所有人的处方药成本。

　　这招敲山震虎，你要不在疫苗专利上让步，我就打压你的药价。然而美国民众知道总统拿药价和疫苗专利“做交易”，二者只能取其一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该哭还是该笑。

　　而从辉瑞CEO的强硬表态来看，“放开疫苗专利”和“降低美国药价”这两者，更可能的结果，是一个也实现不了。

　　参考资料：

POLITICO：众议院民主党人推动药品定价措施

《福布斯》：这些参议员从制药企业手里收到了巨额支票

路透社：大型制药公司向药价监管法案开战

搜狐：为何美国药价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

人民网：美国“最遭恨之人”哄抬药价 面临20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