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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东贡献50年的原广东省省长朱森林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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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4日消息,5月3日上午,原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到我(肇庆高新区)区参观考察,老领导高度赞扬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截图来源:肇庆高新区广播电视中心

  据公开简历,朱森林,1930年生,上海川沙人,1952年开始在广东工作;历任广州市市长、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广东省省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


  朱森林1948年后,在 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北京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副所长、代所长、所长;

  1952年后任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代科长、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67年后任广州市军管会、广州市革委会、组织办公室综合组长;1970年后任花县、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1975年后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武装部第一政委;

  1981年后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3年后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1985年后,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1988年后任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

  1991年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

  1996年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1998年1月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1年1月15日,因超龄提出辞去省人大主任一职。

  2001年2月17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进行表决,同意接受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森林的辞呈。

  从1952年南下广州到2001年2月17日卸任广东省人大主任一职,老省长朱森林为广东的贡献足足50年!

  广东省原省长朱森林:改革开放是"圣火" 照亮中国的道路

  对于朱森林从政履历来说,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个重要转折。

  在“南方谈话”之前10年,他担任广州市的市委常委、市长、市委书记;此后10年,他担任广东省代省长、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是朱森林从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二十年,也是广东改革开放从起步到蓬勃发展至关重要、也最为自豪的二十年。

  2008年,南方日报采访老省长朱森林时,他递给记者几份材料,包括他在中央党校的论文、报告,以及对“发展是个硬道理”的体会文章。字里行间透露,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总是存在激烈的争论,而广东的改革开放就在这种争论中,怀着期待、探索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坚定先行一步。

  改革开放就是“圣火”,这是朱森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深刻认知:正是这团圣火照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

  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

  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我们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勇气”。

  广州的改革开放

  价格改革震动中南海,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闯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广东是中国价格改革最早的省份,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在那个物资短缺、流通不畅的年代饱受煎熬,对价格改革的期望也更加迫切。

  “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这是广州当时的真实写照。其他诸如“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的评价屡屡可见,媒体甚至刊登了一幅“从冰箱里拿出烤鸡”的漫画,来反映电力供应紧张。

  当时的主政者,头痛不已。

  “计划经济下的价格管制,违反了价值规律,流通体制僵化,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朱森林说,当时蔬菜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什么时候上市,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通心菜只有1/3能吃,‘可食率’甚至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在这种状况下,价格改革已成必行之策。

  广东的价格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朱森林介绍,价格改革初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当时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特别提倡价值规律,广州乃至广东也都是按照价值规律,从实践中摸索来逐步推动改革的。


  最早的改革出现在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81―1983年,广州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

  改革总是伴随着困难与杂音的。物品价格波动,菜价上涨较大,导致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朱森林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形势: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

  “但长痛不如短痛。”朱森林说,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农民收入增加了,市民也得到了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办起广州开发区

  从朱森林的个人经历来说,谈到广州的开放不得不说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正是当初朱森林的主动请缨,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将他派到了那个曾经的荒凉郊区“白手起家”。

  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朱森林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同年6月19日,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朱森林任管委会主任,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广州开发区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两个阶段。国务委员谷牧当年来广东视察时曾指出,广州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在这样的原则下,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确立了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东)区等六个小区。但那段日子确实比较艰苦,朱森林回忆说,开发区的筹备和建设初期,地域偏、环境苦,政策、资金来源、人才、技术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曾经有这么一个文学的形象说法,就是说我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开发区白手起家了。


  朱森林认为 荣誉市民,霍英东当之无愧

  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也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这让开发区从无到有地成立起来。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

  政策、资金的保证吸引了大量企业的进驻,刚成立不久,开发区的经济就已经占到全市的五分之一。后来开发区又从小到大,到成立20周年时,共有1800多家企业,50多家全球500强企业落户。

  “当时有种说法叫‘广大上青天’,说的是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五个城市的开发区办得很红火。”朱森林说,广州开发区从实际出发、依托“母城”,发展非常顺利,办出了广州的特色。

  开发区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称得上是广州当时飞跃发展的一个缩影,朱森林介绍,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广东的改革开放

  赶超“四小龙”的目标激发了广东人只争朝夕的精神,“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

  如果说主政广州让朱森林掌控了一个城市的高速前行,那么主政粤府则让朱森林真正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巨大变迁。刚上任不久的朱森林迎来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南方谈话”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市场经济,关于姓社姓资,总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人们的信心有些动摇,部分企业正在观望,广东何去何从?一切都在小平到来后有了答案。

  朱森林陪同了小平在珠海的视察行程,他说,“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是一次目标大定位(广东赶超“四小龙”),是一次改革开放大动员,是广东的一个大机遇。广东再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着手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广东赶超亚洲“四小龙”应该说是当时最热的话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曾专门带队到广东调研如何在2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

  朱森林说,广东人深受鼓舞,立刻制定了赶超“四小龙”的规划。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内容涵盖了赶超“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


  朱森林在广东省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

  “新的决策作出后,全省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着新的目标迈开了更大的步伐。”1991年到1995年,广东GDP每年递增19%,远高于规划中年均递增13.4%的目标,为完成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森林曾专门作诗忆小平南巡带来的巨大影响:岭南春晓,迎来邓公早。指点江山人未老,宏论解惑正好。敢闯敢攀高峰,改革开放立功。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见下图)。


  当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广东也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朱森林介绍,由于对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发生偏差,一些地方出现“两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以及通货膨胀。

  为此,广东专门召开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朱森林也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会后,广东省政府对开发区进行全面清理,重新核定。房地产方面,也从银行资金投向源头上加强管理,组织了投向清理小组,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

  抑制通货膨胀则主要从物价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公益性产品由政府定价,水、电、公共交通价格要经过一定审批,其他商品价格随市场自行调节。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调控,1995年后,“两热”和通货膨胀缓和下来。

  改革渐至深处,压力很大,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进行了企业产权制度、投资体制、粮食购销制度等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朱森林说,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

  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当时在顺德进行股份制试点,广东的倾向是,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都应搞股份制,乡镇企业更应搞股份合作制。“压力确实很大,有人向中央写信说顺德的改革是私有化的典型。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南方谈话”的“节点”过后,各项改革就是这样在小平谈话精神的指引下坚定而迅速地铺展开来。除了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也让朱森林印象颇深。

  为了推动投资体制改革,广东采取了以桥养桥、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的办法来积累资金。比如东江的供水就是以水养水的典型,“将东江供水给香港赚来的钱投到水利建设上去”。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关联要大得多。当时针对粮食问题广东作过调查,但最后得出了“三不满意”的说法:农民不满意,因为许多作物必须种,农民自主性小;居民不满意,因为买不到好的粮食;粮食经营部门也不满意,因为粮食卖不出要亏损。

  “把粮价放开,让农民自主选择种植。”这是广东当时采取的改革措施。但没想到政策刚出,问题就来了。由于很多农民选择种植优质米,而且缩小了种植面积,导致亩产量相对低了很多。于是,诸如“广东不种粮”、“广东粮食不能自给”之类的谣言传播开来,国务院为此专门到广东进行调查。

  “不是不种粮,而是要种好粮。”朱森林解释说,广东城乡人民的基本口粮,依靠种植是可以自给的。但是广东有1000多万的外来人口;广东的很多粮食是饲料粮,要卖到其他省份。如果饲料粮、外来人口粮都要广东解决,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广东只能在购销体制上做文章,而不能局限于所谓的自给自足。“事实证明,购销体制改革的路走得不错,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地域开放到领域开发,广东兼顾两者。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广东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广东的对外开放是举世瞩目的。

  “地域的开放和领域的开发,两者同时兼顾。”朱森林介绍,众所周知,广东办了3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1984年,广州和湛江作为沿海开放城市,进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行列;后来,把珠江三角洲作为对外开放区;再后来,经国务院同意,又把河源、韶关、梅州也作为改革开放地区,南沙、大亚湾申请为国家级的开发区,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上海开发浦东,而广州的浦东就是南沙”。

  领域的开发方面,最初的对外开放领域就是办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接着,开放领域扩大到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等方面。朱森林说,以广深高速的建设为例,仅仅依靠广东自己的力量困难很大,融资不容易,后来还是联合港商进行融资才搞起来。

  “纵观这段时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八五’时期,广东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朱森林表示,改革开放让广东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有很多地方值得广东自豪。直接反映在GDP上:1995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8.5倍,翻了三番还多。

  这些经济成就反映到人民生活上,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八五”期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增7.2%,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收入增11.4%。

  朱森林说,当时还“消灭”了很多极为贫困的地区。例如,石灰岩地区曾被称为“金山下的寒极”,“四根柱子一间房,一根竹竿晾衣裳”,让人心酸。过去批判“穷则思迁”,“但从实际出发,石灰岩地区确实没有生存条件,不搬不行。”通过搬迁,当时全省400万贫困人口,一下子减少到80万。

  作为新机场当年规划建设主要决策人之一、原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建设新白云机场,我们起了一个头!

  对于新机场的建设,我们那一届的省委、省政府算是起了一个头,大量的、具体的工作是由后来的省、市政府及领导去做的……

  2004年5月27日上午,在省人大常委会5楼会客厅,曾先后担任广东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朱森林打开了话匣子,当年如何痛下决心拍板建设新机场,如何艰苦细致与有关方面协调谈判,如何上下奔走争取中央、地方、部队的支持,如何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尽管时过境迁,然而当年的种种细节曲折、风云变幻,朱森林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谈笑间,成就大事的大胸襟、大气魄、大手笔自然流露。

  新机场的缘起

  “当年建广州火车站、建中国大酒店,都曾受到机场限高问题的制约”

  作为省委、省政府,要建一个新机场,需要比较长的酝酿时间。根据当时的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大致有三种考虑。

  一是考虑老的机场客流量相当饱和,而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再加上陈旧的设施,这与每年1000多万客流量的运输任务不相适应。如果再要发展,已经没有余地了。

  第二个考虑,就是因为老机场离城区太近,对城市的发展、市民的生活非常不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机场附近的城市建筑物要限高,当初建设广州火车站,因为限高,建筑物都建得比较低,这一片地区的发展都受到影响;包括当年建中国大酒店,也受到限高问题的制约。而飞机频繁起飞降落所形成的噪音,对居民的影响也很大。就连鸣泉居,那么好的环境,噪音也很厉害;为了避免噪音的过分干扰,所有住房的窗户都要搞加强隔音设施。

  第三个考虑,老机场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机场离居民区太近,万一发生什么事故,会对居民生活安全造成很大的灾难。当年谢非同志就特别重视这一点,他曾说过,在白云机场搭乘飞机,飞机起降与地面建筑物擦身而过,好像都要碰到那些建筑物似的,实在离得太近了。

  从机场建设、城市的发展、居民的安全等角度考虑,广州新机场非建不可。我们下了这样的决心,要用新机场来代替现有的旧机场。

  新机场的建设过程

  “新机场的建设之所以动议早而动工迟,原因是令人挠头的问题太多,特别是白云机场的产权补偿问题”

  新机场为什么动议早而动工迟?我想大概有三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国家民航总局在国内机场建设布局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全局的观念,有一个先后问题。从民航总局的角度,首先要考虑北京、上海机场的建设。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北京机场、上海机场的建设都应该处于较优先的位置。这是我的分析。

  第二个原因是白云机场的产权问题。机场产权的构成和补偿的条件,这个问题的讨论花了很长的时间。

  第三个原因,是资金如何筹集。建设一个新机场,庞大的资金一时不容易筹集。出资比例如何构成,民航总局多少,广东省多少,广州市多少,都是问题。如果有资金缺口,如何弥补?还有征地补偿问题,讨论起来也花了很多时间。当时民航总局的负责同志曾提出,我们开出的征地补偿费用太高;按照当时民航总局的政策,每亩地的补偿费用不得超过5万元。而实际上,后来付给农民的征地费用,远远超过5万元/亩的标准。

  再有,和有关单位谈产权补偿的问题可以说最让人挠头,花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多。但无论多么困难,我们的宗旨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新机场非建不可。

  新机场的规划方案

  “我记得新机场的规划建设方案最后是由吴邦国同志敲定”

  新机场的设计方案,省委、省政府都讨论过,看过。当时我们都建议把新机场建设成为一个最先进的机场,要做长远的打算,而不能只做短期考虑,要按每年6000万的客流量来建设。

  在设计要求方面,我们建议要实用,做到实用、经济和美观相结合。当时组织了一批专家到世界各地参观,设计方案也邀请了三个国家的专家,最后报到省政府征求意见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法国专家设计的方案,比较浪漫。一个是美国专家设计的方案,比较实用,我们倾向于美国方案。方案最后报国务院批准,当时由于吴邦国同志负责公交这一块,就由吴邦国同志最后敲定。

  新机场的选址

  “新机场千挑万选,最后选址花都,主要是考虑珠三角现有机场的服务半径太密集,应该拉开一点”

  当时民航方面做了一些设计方案,在广州附近选了三个点,一个是花都,一个是番禺,一个是从化。1993年12月17日,当时的省市领导到三个点都去看了。看了几个点后,选点的指导思想怎么确定,是个问题。三个点都有它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如征地拆迁的补偿问题、飞机起降的净空时间等多种因素,都要考虑。当时我们就倾向于选择花都这个点。

  我们考虑到,在布局上,如果将选点定在广州南边的番禺,就接近佛山、深圳、珠海机场,靠这个范围太近。而飞机场都有一个服务半径,服务半径过于重叠和接近,不利于今后的市场竞争。因此我们就考虑,新机场的选点应该向北好一点。北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北部更靠近山区,通过新机场的建设就可以更好地带动山区经济的发展。

  当时在三个点中,数从化最积极,当时王守初在从化,她的态度就很积极。但我们去看过后分析,从化选定的那个点,离岑村的空军机场太近,两个机场飞机的起飞降落就会有交叉;另外从化那个点的面积没有花都这么大,这么开阔,且多为丘陵地区,要把丘陵推平,也没这么容易。

  至于番禺那个点,番禺当时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他们当时的态度是:在番禺建,不反对,但也不积极。这一点,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我们分析,这是因为番禺土地相对较少,比较紧缺,而新机场的建设肯定需要占用比较多的土地。

  考虑到珠三角现有机场的服务半径太密集,应该拉开一点,加上各地方的积极性、自然条件等,综合多种原因、多种因素来考虑,最后将新机场的选址定在花都。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选址还是比较合理的。从广州目前的城市发展来讲,定下来的思路是“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目前番禺的房地产发展得不错,加上又有港口,“南拓”的趋势非常明显。南边番禺有港口,北边花都有机场,南北呼应,带动作用发挥得要好一点。

  从珠三角甚至到现在的“泛珠三角”来看,广州的腹地都是往北延伸的,珠三角的腹地是在湖南、江西、云贵、四川等周边省份。当时,还没有“泛珠三角”的意识,但是靠北这个决策和意识,应该是正确的,当时就有这种意识,至少不与珠三角的机场靠得太近,不要密集上再加密集,这个指导思想当时就有。

  旧机场往日的辉煌

  “我当年极力促成白云机场开通国际航线”

  谈到白云机场的前50年,我认为,白云机场对广东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客流量的迅速增大,广东、广州与国内、国家间政治、经济、商贸及文化的交往都随着白云机场航线的开通而增多,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对机场的建设,白云机场航线的开辟给予了高度评价。

  谈起白云机场国际航线的开通,我当时是极力促成的。我记得,1991年、1992年,南方航空公司还只有飞往东南亚的短途航线,还没有开通长途的国际航班,没有跟西方发达国家接通的航线。当时那些长途国际航线都是由国际航空公司专营的,因为国际航线比较赢利。

  广东一直没有开通国际航线,我认为这个问题很迫切。在1992年的一次会议上,我代表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全省情况,当时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把广东缺少国际航线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我说,广东经济最发达,外经贸进出口占全国的40%,却没有一条通往欧洲、美国、日本的航线,该作何解释?怎么理解这个局面?

  后来有关部委的领导向我解释,他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但国际航线的开通有一个过程,要讲一个对等原则,你到人家那儿去,人家也要到你这儿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的大声质疑还是引起了他们的重视。1993、1994年,广州至阿姆斯特丹的航线就开通了,接下来是美国洛杉矶、日本大阪等国际航线相继开通,这样一来,广东与美国、欧洲、日本的国际交往就方便多了。(本文素材来源:肇庆高新区广播电视中心、南方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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