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研究中的六大历史谜团

　　文/苗体君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年仅31岁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开始缅怀这些为革命牺牲的志士们。

　　事实上，邓恩铭的研究真正开始于1961年。这一年，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的姐姐侯玉兰撰写了一篇文章《邓恩铭同志传略》，文章署名侯志，发表在《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第52至66页。同年7月12日的《大众日报》刊发了亓善青的文章《邓恩铭》。同年8月21日，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到武汉视察，火车经过济南时，想到王尽美、邓恩铭二人，提笔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的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1963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组成工作组对贵州荔波邓恩铭的亲属展开调查并收集烈士遗物。

　　第一、关于邓恩铭籍贯之谜

　　在邓恩铭被枪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的籍贯问题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综合起来有三种说法，一说邓恩铭是安徽歙县人、一说邓恩铭是云南人、一说邓恩铭是贵州荔波人。

　　邓恩铭是安徽歙县人一说，源自于民国20年（即1931年）4月8日的《申报》刊载一篇文章，题目为《山东枪决大批红匪》，文章记载了4月5日被枪杀的邓恩铭等22人，介绍邓恩铭时写道：“邓恩明，男，三十一岁，安徽歙县人，供认阴谋暴动，图谋不轨不讳。”（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125页）

　　邓恩铭是云南人一说，源于《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邓恩铭同志传略》，该文章是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的姐姐侯玉兰所写，侯玉兰还是邓恩铭生前的老战友，文章署名为侯玉兰革命活动中经常使用的名字侯志。侯志在文章中记述道，邓恩铭“一九○○年生于云南的一个苗族普通农民家中”。（《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第52页）权威辞书《辞海·试行本》（第8册）也说邓恩铭是“云南人”。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人一说，最早是1961年7月12日的《大众日报》第三版刊发的亓善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邓恩铭》，文章中说邓恩铭“于1900年生于贵州荔波县一个苗族的农民家庭里”。（亓善青：《邓恩铭》，《大众日报》1961年7月12日，第三版）

　　◆1920年9月14日，邓恩铭致父母的信。

　　为了弄清楚邓恩铭的籍贯问题，1963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以于建章、顾隆刚组成的工作组特地到荔波调查了邓恩铭的亲弟弟邓恩荣、邓恩光及邓恩铭的舅父黄风云，收集到了关于邓恩铭的一些真实可靠的信息资料。1964年1月，由于建章执笔撰写了《邓恩铭事迹访问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邓氏祖籍原系广东嘉应县（今梅县），恩铭同志上五代祖先时迁到贵州荔波水浦（又名水堡），到他父亲时才移至荔波县北街今18号居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地方志资料汇编历史部分《邓恩铭烈士专集》（总第13集）1983年3月都匀，第221页）至此，关于邓恩铭籍贯问题之争得以彻底解决。

　　第二、关于邓恩铭出生年月之谜

　　关于邓恩铭出生年月存在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00年出生、一说是1901年1月5日出生。

　　邓恩铭1900年出生的说法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一度被定为权威说法。这一说法源自于1931年4月8日的《申报》刊载的文章《山东枪决大批红匪》，文章介绍邓恩明时写道：“邓恩明，男，三十一岁……”（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125页），这是当年国民党屠杀邓恩铭时国民党的官方报道，由此推断出邓恩铭出生的时间是1900年。

　　1931年邓恩铭被枪杀后，各种报刊资料介绍邓恩铭时都认为邓恩铭生于1900年，但具体的月份、日期却没有提到。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的姐姐侯志在《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发表的《邓恩铭同志传略》中说邓恩铭生于“一九○○年”（《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第52页）。亓善青的文章《邓恩铭》也说邓恩铭生于“1900年”。（亓善青：《邓恩铭》，《大众日报》1961年7月12日，第三版）1963年《山东省党史资料》创刊号刊发一篇文章，文章题目为《邓恩铭》，文章中说“邓恩铭同志于一九○○年”生。1964年6月30日《大众日报》第三版刊发了《我省早期党员之一革命烈士邓恩铭同志》，文章也说邓恩铭生于“一九○○年”。权威辞书《辞海·试行本》（第8册）也说邓恩铭生于“1900年”。（《辞海·试行本》1962年版，第264页）

　　1901年1月5日出生一说源自于1963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以于建章、顾隆刚组成的工作组到荔波调查邓恩铭的亲属，他们在《邓恩铭事迹访问调查报告》中说：“恩铭同志生于庚子年冬月15日午时（即1901年1月5日）。”（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50页）

　　◆邓恩铭与山东省立一中学生出版部全体成员合影。

　　1979年11月，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邓恩铭在荔波城关的故居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介绍邓恩铭的革命活动，由于建章、董有刚整理《邓恩铭同志年表》，并刊载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该书于1980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年表中说邓恩铭“1901年1月5日（邓氏《族谱》记载光绪庚子冬月十五日午时）”生。全国政协《文史通讯》1981年第3期刊发了张英志的文章，题目为《烈士胞弟邓恩光答客问》，文中：“问：据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的《辞海》‘邓恩铭’条，记烈士生于一九○○年，邓恩铭烈士到底生于何时？答：大《辞海》和有关党史资料所载烈士出生年月都是不准确的。烈士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农历庚子年）冬月十五午时，即公元一九○一年一月五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地方志资料汇编历史部分《邓恩铭烈士专集》（总第13集）1983年3月都匀，第181页）至此，关于邓恩铭出生年月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随后，出版的关于邓恩铭的各种图书资料均采用这一正确说法。

　　第三、关于邓恩铭所属民族之谜

　　邓恩铭英勇就义后，1931年4月8日刊载在《申报》上的文章《山东枪决大批红匪》并没有报道邓恩铭是什么民族，随后，关于邓恩铭所属民族问题出现了三种说法：一说是苗族、一说是汉族、一说是水族。

　　苗族说源于侯志在《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发表的《邓恩铭同志传略》，文章中说邓恩铭生于“一个苗族普通农民家中”。（《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第52页）随后从1961年至1979年间各种报刊大多认为邓恩铭是苗族。

　　汉族说源于1963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于建章、顾隆刚组成的工作组到荔波调查后，他们在《邓恩铭事迹访问调查报告》中特别强调：“邓恩铭同志的族别问题完全无可怀疑的是汉族，他的祖先从广东迁到水堡。这个地方是水族聚居之处，至于荔波县也是水族、苗族、布依族等族杂居的地方。恩铭同志的一个姐姐就嫁给一家蒙姓的布依族，但恩铭同志的祖先父母及他本人绝对是汉族。大众日报及新编辞海把他写成苗族是不对的。”（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54页）但邓恩铭是汉族的说法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多数报刊在介绍邓恩铭时依然认为邓恩铭是苗族。

　　水族说源于1978年贵州黔南自治州文化局对邓恩铭烈士故居进行调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烈士故居调查报告》中对邓恩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调查是在邓恩铭的出生地离荔波县城40里的水堡进行的。当时水堡叫水浦大队，水浦大队全部是水族，附近的村庄，也是以水族为主。谈到邓家是不是水族时，水浦大队党支部书记潘培开（水族）和贫农潘老全（水族，七十六岁）说：“邓家不知是哪个朝代搬到水浦住的，我们晓得就是四五代了，邓九的叔父邓老四（邓国璋）与邓福臣（又叫邓国忠即恩铭之父）是亲哥弟。邓家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是哪个朝代搬水浦住的，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邓家在水浦住多代了，又同水族开亲，他们的祖母是水族，他们邓家都会讲水话，风俗习惯都同我们水族一个样子。”当问起邓恩铭的亲弟弟邓恩光时，邓恩光说：“解放前，我们祖人住在水浦有七八代了，祖父和父亲都会讲水话，祖母还会唱水歌，我们的老人是水族，因叔父邓国璋在水浦被土匪抢劫杀死后，父亲邓国忠才逐渐搬来县城居住。为了读书和外出工作方便，别人问我们是什么民族，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又怕人家歧视，就干脆讲我们也是汉族。” （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58页）调查时发现，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外祖母黄潘氏，其老家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公社，据黄老秀的侄子黄大生说：“现在老家三洞无人了，我父亲青年时搬到荔波县住，祖父、祖母都会说水话，我们原来是水族，解放后，为了读书方便，我们才报汉族。”

　　◆1920年6月，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第三期全体职员合影，前排右4是邓恩铭。

　　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烈士故居调查报告》中对邓恩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论证，“从历史的辩证观点来看，无论古代邓家是什么民族，但为了能够在水浦生存，就必然要与当地的水族结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学的原理进一步分析，构成一个民族要有三个基本因素：（1）要有共同的语言；（2）要有共同的心里素质；（3）要有共同的经济区域。邓家在水浦住了七八代了，因此，从客观现象来说，已经具备上述三条基本要素。从主观方面来讲，当地干部、群众及邓恩铭的亲属认为，邓恩铭应是水族为宜。为了尊重现实，我们认为邓恩铭同志出身在水族家庭，这是符合客观真理的。”“邓恩铭的族别应是水族较为确切。”（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60-63页）至此，邓恩铭的民族归属问题得以解决。

　　第四、关于“邓恩铭”、“邓恩明”、“黄伯云”的名字之谜

　　邓恩铭一生中使用过14个名字，分别是老乖、邓恩铭、邓恩明、邓尧钦、廖贵松、黄伯云、邓建勋、仲尧、又铭、佑民、建勲、丁友民、铭、一民。

　　邓恩铭在使用的14个名字中影响最大、使用次数最多的是邓恩铭、邓恩明、黄伯云。特别是邓恩铭、邓恩明这两个名字，出版的关于邓恩铭图书报刊资料有的使用“邓恩铭”，有的使用“邓恩明”，这让许多读者感到困惑，甚至误以为是两个人，还有就是邓恩铭在山东时为何经常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这也让读者疑惑不解。

　　1、“邓恩明”并不是邓恩铭的原名。于建章、董有刚整理的《邓恩铭同志年表》中说邓恩铭“原名邓恩明”；李肇年在《刚毅而忠贞的战士》一文中说“邓恩铭同志，原名邓恩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3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组成的工作组到荔波收集邓恩铭的遗物时，曾经收集到邓恩铭在荔波读高等小学时使用过的9本课本，课本上写有恩铭、恩明、尧钦等名字。可见邓恩铭读小学时，就同时使用过“恩铭”与“恩明”这两个名字，所以就不存在“邓恩明”是邓恩铭原名的说法了。查阅邓恩铭留下的遗稿，遗文有10篇，其中《灾民之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济南女校的概况》《山东省委书记邓恩明向中央的报告》署名邓恩明，其余6篇署名为又铭、铭、一民；遗书共15封，写给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有3封信，其中1封署名“恩明”，另外2封署名“又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仅有1封，署名是“佑民”，11封家书有9封署名“恩明”“邓恩明”，另外2封分别署名“建勋”“伯云”。可见“邓恩明”这个名字在邓恩铭参加革命工作时与同志及亲人交往时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远远超过了邓恩铭这个名字。

　　2、我认为以后出版的关于邓恩铭的图书报刊资料最好统一使用“邓恩铭”这个名字。邓恩铭被枪决后，1931年4月8日《申报》刊载的《山东枪决大批红匪》一文中使用的依然是“邓恩明”（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125页）这个名字。邓恩铭被枪决后，国民党当局不让收尸，隔了3天后，邓恩铭的亲属取了4个铺保才将尸体抬到济南南围子门千佛山左侧西里处小贵州义地安葬，坟前立了一块墓碑，上曰：“邓恩铭之墓”，或许是邓恩铭生前在山东很少使用这个名字的缘故吧！1961年，侯志在《邓恩铭同志传略》中使用了“邓恩铭”这个名字，随后多年里，各种报刊大多使用“邓恩铭”这个名字。

　　◆1923年，邓恩铭来青岛开展党的工作，于1924年成立中共青岛组。图为中共青岛组旧址——四方区海岸路18号。

　　3、邓恩铭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的缘由。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有一个同胞弟弟名叫邓锦臣，因为他们的姑母没有子嗣，儿时的邓锦臣就过继给了姑母家而改姓“黄”。邓锦臣有一个儿子名叫黄泽沛，邓恩铭叫其“二叔”。1917年秋，邓恩铭高小毕业后，为了继续求学就写信给在山东的“二叔”黄泽沛，要求“二叔”资助他到山东继续读书深造，并于1917年9月来到山东。为增进血缘亲情很快融进黄家，邓恩铭就给自己取名“黄伯云”，而且黄泽沛的儿子黄幼云称呼邓恩铭为“大哥”，随后，在山东邓恩铭就经常公开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而在党内他使用的是邓恩铭、邓恩明这两个名字。

　　邓恩铭一生先后三次被捕，第一次被捕的时间是1925年5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和山东军阀张宗昌明知邓恩铭的真实身份，但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加上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同年5月11日邓恩铭被释放，随后被青岛方面驱逐出青岛。第二次被捕的时间是1925年11月7日清晨，当时邓恩铭正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突然数名警察闯了进来，此时的邓恩铭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狱中，由于多次动用酷刑，邓恩铭气息奄奄，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叫黄伯云，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最后由邓恩铭两名当官的贵州同乡作保，邓恩铭以“保外就医”而释放。第三次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1月9日，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兄弟的出卖，邓恩铭被捕，当时济南被日本人占领，伪警察厅对共产党人的审讯也十分简单，邓恩铭以“黄伯云”的化名骗过了敌人，他真实的身份并没有暴露。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济南，在监狱中，邓恩铭经历了许多次审讯，但国民党狱方只知道他叫“黄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邓恩铭，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10月，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韩复榘便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共产党人，张苇村是山东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同邓恩铭十分熟悉，当张苇村知道狱中有一个叫“黄伯云”的人时，立刻就意识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于是就命令提审黄伯云。在审讯室里，张苇村直呼“邓恩铭”，就这样邓恩铭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第五、关于邓恩铭有没有见过列宁之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邓恩铭作为山东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2004年8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邓恩铭——受过列宁接见的中共一大代表》，文章中写道：“1922年邓恩铭到莫斯科后，受过列宁的接见。他在那里留下的终生最难忘的印象，是实行的每日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3/4磅。就此，他明确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后来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徐焰教授的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随后被光明网、人民网等多家网站纷纷转载。

　　其实，邓恩铭根本就没有见过列宁，许多相关的权威史学论著明确指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只接见参加会议的3名中国代表，他们是张国焘、张秋白、邓培，根本就没有邓恩铭。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里对列宁的这次接见有详细的记载，文中并未提到邓恩铭。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列宁会见邓恩铭的可靠档案资料，所以“邓恩铭受过列宁的接见”的说法还值得商榷。

　　第六、关于邓恩铭的婚恋之谜

　　关于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所有邓恩铭的资料中只有两处提到：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张小红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画传》第133页，该页配有一张邓恩铭与侯玉清的合影，但没有任何关于侯玉清的文字说明材料；二是，侯玉清的姐姐侯志在《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发表题目为《邓恩铭同志传略》一文，文末有一个注：“侯志同志原名侯玉兰，是邓恩铭同志的老战友，侯玉兰的妹妹侯玉清是邓恩铭的妻子。”（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地方志资料汇编历史部分《邓恩铭烈士专集》（总第13集）1983年3月都匀，第155页）

　　为了弄清楚侯玉清的情况，2010年10月，笔者与山东青州党史研究室进行了电话联系，他们很热情并用快递寄来了侯玉清撰写的《仓廒女校团员活动点滴》一文的复印件。随后笔者又与青州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刘传功先生取得联系，初步得知侯玉清的情况。侯玉清曾用名侯慧真、侯玉卿、侯慧贞，1911年生于山东益都（1986年益都县改名青州市）城东北7公里的侯庙村。侯家是村中的名门富户，侯玉清的父亲侯恩渥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侯玉清兄弟姐妹共5人全部进学堂读书，后来一个个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邓恩铭与妻子侯玉清合影。

　　侯玉清先在青州城西皇城小学读书，后转入青州城仓廒女子学校。1926年春，大革命高潮来临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仓廒女校，同年清明节，侯玉清与同学、好友魏玉新一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侯玉清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周刊、《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随后仓廒女校还成立了学生会，15岁的侯玉清当选为学生会主持人。同年秋季，侯玉清在学校秘密酝酿一场学潮，以反对校长压制民主、私拆学生信件，因信息泄露，学潮没有发动起来就失败了，侯玉清被女校开除学籍，侯玉清有家不能回，就隐藏在同学魏玉新家里。

　　魏玉新的家在益都城东的圣水村，魏玉新的祖父魏嵋是前清举人，与孙中山有交往，后来魏嵋变卖家产用于山东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所需。而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曾经在益都任职，期间，黄泽沛清剿匪患，秉公执法，而且同情革命，所以在益都群众中口碑很好，鉴于此，中共一大后，邓恩铭经常到益都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经常到益都圣水村魏嵋家，可以说魏家大院成了山东共产党人经常秘密集会的地方。在此期间，邓恩铭与侯玉清开始了交往，并最终走到了一起。建国后，侯玉清在交通部基建总局资料室工作，直至离休。

　　历史永远也不会忘记邓恩铭的。2009年6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群众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